１。空无的灵魂。
    在我看来，诗歌应该是空无的。换句话说，诗歌只能是诗歌，它不能代表（承载）诗歌本身以外的一切别的东西（诸如意义、崇高、道德批判等等）。这就像人就是人，人除了是人本身以外，永远也不会是其他别的东西。空无是诗歌的本性，就好比七情六欲是人的本性。诗歌的“七情六欲”就是空无。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貌似实在，实则虚幻。它是一个无形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是一个虚无的“物”。这个物，即就是我们常说的灵魂。诗歌的实质也就是这个“空无的灵魂”。

２。有形之器与无形之道。

既然诗歌是一种“空无的灵魂”，那么也就注定了它的“无形性”。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诗歌似乎又是有形的。就像水和空气，我们常常就因为它具有真实可感的一面而一度误以为它应该是有形的。而诗人写诗，其实也就是用自己心中（感觉中）的有形来透视、把握和揭示世界（存在）中的无形。写诗，就好比做一个“用容器装水（空气）”的游戏。当我们把它装进杯子里，那么它就具有了杯子的形状；当我们把它装进盆子里，那么它就具有了盆子的形状。而实际上呢？它的“无形性”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过。因此，我们在写诗的过程中，不停地修正、调整自己的写作理念和策略，其实也就是在不停地变换各种各样不同的“容器”而已。我们对“容器”的乐此不疲，缘于对“水”的乐此不疲。由此而观之，则可以得出，诗人写诗，就是在不停地“给水定形”。因此，写诗，也就可以看作是诗人寻找适合自己的“容器”的过程。是诗人用自己心中（感觉中）的“有形世界”去透视、把握和揭示世界（存在）中的无形的“物”。即：以有形之器透视无形之道。

3。语言和诗。

语言是诗歌的物质外壳。这就注定了语言只能永远是语言，它永远也无法成其为“诗”。语言和诗的关系，恰好暗合了“容器与水”的关系。语言的华丽与否与诗质的好坏并无必然的紧密联系。就像容器的漂亮与否并不代表（决定）水质的好坏一样。但诗有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就像“水”要通过“容器”方能得以“定形”。这就决定了语言（容器）的重要性。
语言虽然不是诗，但是，好的语言可以为诗创设好的空间。因此，作为一个诗人，必须要具备驾驭语言的能力，并且在驾驭语言的同时，要充分的尊重语言。一个优秀的诗人，会随时保持着一种对语言的敬意。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一个词语，甚至每一个音节都发出“诗”的声音。诗人只有驾驭并尊重语言，才能处理好语言（词语）之间的“邻里关系”，让它们“和谐相处”，避免“消极怠工”或“相互抵制”的现象发生，以免不和谐的音符而损伤了诗的内在秩序和“天籁般的宁静”。

4。我的好诗标准。

任何标准都是相对的。诗歌当然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好诗就是好诗，它的内在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以读者的偏好而有所改变。因此，批判诗歌的好坏，也就是探索诗歌所具有的“内在本质”。在我看来，一首好诗，它的内在本质至少有三：一是生命性。一首诗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是一个活着的个体。一首好诗的重要特性在于，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生命的呼吸、灵动、神秘等等。二是游离性。诗是一种看不见的“物”，它是诸如水、空气一样的东西，它更像一个幽灵。飘飘忽忽。若有若无。来无影，去无踪。在读者看来，它似乎是具体（可感）的，但是它又超越了具体；它是那么神秘，然而，它又是如此的现实。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东西。三是无用性。诗是无用的。它不具备任何“教化”功能，也没有意义。教化和意义都是语言的特性。一切强调教化和意义的诗，都有可能是伪诗，是对诗的强奸。因此，我反对给诗歌穿上所谓的厚重的外衣。我们应当让诗“轻装上阵”，应当“把诗还原为诗”。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注重凸现诗的无用性。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无用，并非是真正的无用，而是指“无用即大用”的无用。这种无用，就像空气一样，我们不可能用它去换取金钱和其他一些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东西，而是我们的生命所需。而真正的诗就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东西。

5。诗人的使命。

在我看来，诗人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停地写。诗就是诗人的儿女，只有自己的儿女才能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父亲（母亲）。诗人也只有用他的诗歌文本证明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一旦写成后，它就成为一个活着的、自由的生命个体，至于这个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与诗人并无多大关系。诗人与诗的关系仅有一个，那就是：他永远都是诗的父亲（母亲）。因为，“作为一个诗人，你无非是你写下的那些诗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