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姓张，今年76岁，住在四川省崇州市农村的一间摇摇越坠的破房子里。老舅膝下只有一女，舅妈在困难时期（1960年）变卖了我家的几书柜的书离家出走了，至今杳无音信。老舅年轻时一表人才，又识文断字，刚解放时被招工到成都市伐木局当差，几年后因经济问题和男女作风问题被辞退又回到农村。
   老舅生性好酒，每天至少喝两次，但每次均不超过2两。他有一小铁酒壶，刚好装2两酒，因为壶不离身，早磨得锃亮闪光。喝酒的时候，是老舅话最多的，从地道的川菜到粤菜，从文君酒到茅台，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只要喝着酒，他就滔滔不绝的说个没完没了，因此落下个“张壳子”的绰号。而老舅自己则以“酒仙”自诩，以陶渊明自比，“一碗豆花二两酒”的过着潇洒日子。
   老舅赋闲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自己又好逸恶劳，加上贪杯，不免时时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甚至连我家的小母鸡也不放过。记得有一次，我去问老舅一个字的读音，推开门发现老舅正在烫鸡拔毛。他吱吱唔唔的把我挡在门外，拼音没给我说，却叫我去替他打酒。我打酒回来便听说我家的鸡少了一只，于是我告诉我妈老舅在杀鸡，我妈去兴师问罪，老舅打死也不承认杀过鸡，更没偷我家鸡。没料第二天早上，我爸发现老舅的后门外有一堆鸡毛和我家丢的鸡的毛色一样。我爸妈气不过：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同个院子，又是亲戚，怎么能这样！我全家一起去找老舅讨说法，老舅自知理亏，闭门不出，被我们狠狠熊了一顿。
    我家丢了东西能原谅他，因为他是我老舅，但换成别人就不行了。老舅不敢翻墙入室，妙手空空的技艺又差，自从一次摸钱包被“苏秦背剑”挂在派出所门前的树上晒了半天太阳后，就只敢搞些顺手牵羊的营生。从田里的几包白菜到桌上的半包香烟，都成了他下手的对象。周围方圆几里，他都出了名。我常看见他鼻青脸肿的，害得我家都脸面无光，我爸妈常为他出钱赎人，所以老舅在我爸妈面前从来说不起一句硬话。
   我姑婆（我妈的亲孃孃）没结过婚，一直跟我们过，平时爱唠叨，也看不惯我老舅，经常数落他。一次我姑婆上街赶集回家，半路遇到个熟人，就一边走一边絮絮叨叨的讲我老舅的种种不是，谁知道被从后面赶上的老舅听到了。我姑婆刚回到家，老舅就气势汹汹的赶过来要打我姑婆，姑婆吓坏了，赶紧关门，老舅一脚踢断了门闩，把我姑婆一直逼到我妈的房间里才罢休。下午我爸妈下班回家，听姑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后，义愤填膺------上门行凶这还了得！-------把老舅堵在家里骂了三个小时，直到老舅赔礼道歉，立下保证书才饶过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家就倒霉了：爸妈因为是学校领导，被造反派揪下了台。我至今仍然清晰的记得我爸戴着高帽子被罚站在街上“十字口”的一条高板凳上的样子。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一拨连一拨的“红卫兵”，一张接一张的“大字报”，让我们全家惶惶不可终日。老舅这时却很胆大，因为他家是贫农出身，根正苗红。他领着我哥晚上去扯批判我爸妈的“大字报”，一条街一条街的扯。听他说，晚上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谁都怕出门挨黑枪），他和我哥一边扯一边偷着笑，很快就扯完了。
   再后来，“武斗”开始了。外面不断传来哪个县长、局长被打死打残的消息。我爸妈吓坏了，怕挨打，就四处躲藏。先是到我家一个远房的亲戚家藏了半个月，后又到几公里外我爸爸的一个老朋友家呆了七、八天，最后悄悄回到家，半夜躲进我老舅的那间堂屋里，连我姑婆也不知道。------我姑婆是个大嘴巴，不敢告诉她------白天我老舅把前门锁着，谁也进不去，他做好饭就从后门给我爸妈送去。爸妈藏在里面不敢出声，看着我们几姊妹在院子里玩耍哭闹也不敢叫一声。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直到外面风声过了才出来。
  “文化大革命”过后，我爸妈恢复了领导职务，老舅和我们来往的更密切了。他虽不会种田，但侍弄冬瓜、土耳瓜是一把好手。他种的冬瓜一般有20多斤重。每次赶集，他的冬瓜总是最好卖，但他总忘不了留上一个捎给我们。他从来不存钱，挣多少就花多少。爸妈劝过他很多次，他总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存钱做什么！”我们也总见他是笑嘻嘻地来，又笑嘻嘻地去。他每次到我家，我爸妈都会多多少少给他一些钱，而他也不推迟，说声谢谢便收在兜里。
   后来我爸退休了，在成都一家印刷厂谋了个校对的差事，考虑到老舅也无事可做，便向厂长举荐老舅。于是老舅再次来到成都，在厂里干些打杂的事，一个月也能挣上两、三百元钱。但老舅好吃二两酒，又喜欢在女孩子面前显阔，经常邀几个女孩子吃这样吃那样，一个月那点工资竟不经用。老舅终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干起了顺手牵羊的老本行。他把厂里铸字的铅块用报纸包住，放在自行车的筐里，拿到厂外去卖。卖了几次之后，被厂里的人发现，再次被开除回家。我爸也受牵连，被辞退了。
   1993年，我爸因为尿毒症在川医住院治病，因为我家几姊妹都有工作在身，老妈还未退休，就准备请人来照料我爸。老舅听说后，马上自告奋勇地到川医去照顾我爸。他在川医伺候我爸吃喝拉撒，毫无怨言，让我们感动不已。他常对我们说，你爸对我好，现在他病了，我也要对他好才对得起他。他在医院伺候我爸3个多月，除生活开支外，没有要过我们一分额外的钱，给他好几次，都被他坚决拒绝了。
   我爸走后，老舅每年清明、春节都要上山去给我爸上坟。他总是自己花钱买香烛纸钱，他认为这样才能代表他的心意。他教我们写袱纸，撕挂坟钱，垒坟。每次上公墓山祭拜时，老舅总是气喘吁吁地走在我们后面，一步三歇。我们劝他不要再去了，他说：“我也去不了几年了，来一次算一次吧。”他仍然笑嘻嘻的，但我们听了都感到鼻子酸酸的，笑不起来。
   老舅越来越老了，老到连冬瓜、土耳瓜都拿不到街上去卖了。但他仍然很乐观，酒虽早不敢喝了（几年前老舅被医生警告再喝酒就没命了），每天上街喝五角钱的豆浆是雷打不动的。靠着我表哥每年给他的2000元钱，他在老年活动中心打打小牌，日子虽然清贫，却算有滋有味。打牌赢一点钱，他就兴高采烈地上街去吃点好吃的，输了也乐呵呵地回家煮面条。老舅乐天知命，得过且过，让附近的人都羡慕他“吃不愁，穿不愁，裤子脱来当枕头”的洒脱。
   今年春节，我们全家上山去上坟，老舅没和我们一起：他怕自己走不动，拖我们后腿，提前几天去上坟了。听他说，他歇了20多次才爬上公墓山（上公墓山的石阶路不到1000米长）。我们看到老舅的房子已经摇摇欲坠，四面用木头撑住，怕他出事，就动员他到他女婿家去住。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我们说，反正都是泥巴掩到嘴的人了，活一天算一天。我们几姊妹拿钱给他，他仍然笑嘻嘻地接过说：“谢谢你们，我就没有东西拿给你们了。”
   我们乘坐的汽车启动后，远远看见老舅一直站在公路边向我们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