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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死党陈励耘——细述我的被捕和受审经历

发表日期:2006年3月4日  出处:http://wuzhonghua.2000y.net 《纪实》  本页面已被访问

     1971年8月下旬,也就是庐山会议批判陈伯达一年之后,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把部分省市的领导找去谈话。谈话内容对外绝对保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9月3日,毛主席的专列到达杭州,汪东兴、张耀祠把我和南平、熊应堂叫到毛主席专列上,毛主席批评了我。直到9月10日下午,毛主席才离开杭州。

  送走毛主席后,我心情非常沉重。9月19日晚我回到家里,跟爱人和9岁的小女儿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到警卫处。刚跨进门,南平的电话来了,说接上海王洪文电话,中央有一个重要文件到上海,不发到省里,叫我和他一起去看。我忙问:“什么时候走?”他说:“下午3点。”我又问:“要带什么不?”他说:“不必带,反正看完文件就回来。”

  到上海,已是晚上8点,车在锦江饭店门口停下。王洪文的秘书出来接我们,他跟南平握了握手,当我伸过手去时,他却把手缩回了。

  我不由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笼上心头。

  王洪文的秘书领着我和南平进屋。跨进二门,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王秀珍跟我和南平都握了手,我悬着的心又稍稍放下了一些。

  进入礼堂,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不发下去了,请你们来看一看。”说着,把文件递给我,并对南平说:“你就不用看了吧。”

  我屏住呼吸看下去。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冶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9月13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

  我浑身的血快速凝固,双手微微发抖。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王洪文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略带嘲讽的口吻说:“看完了吧?现正式宣布:根据毛主席指示,逮捕你。”

  我脑袋“轰”地一声炸了,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旁边跳出两个人,一边一个捉住了我的手,并摸了一下我的腰。见没有手枪,便把我架起来。 、

  王洪文说:“陈励耘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王洪文是没有权力逮捕你的。”

  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吭声。

  我被押到舞台后面一间地下室。房子不小,中间放着床,没有床架,直接搁在地上,床上有被子,床头有一只马桶。

  我痛苦到了极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被抓,又想到这一切南平是早已知道的,我有些恨起他来。

  半夜时分,两个看守我的人忽然叫我起床,他们抛过一件军用雨衣蒙住我的头,把我往窗外塞。外面已有两个人等着,把我往一辆卡车上搬;幸好雨衣终于露出了一条缝隙,我一看,车上全是兵,还架着两挺机枪。前面还有一辆卡车,也站满了兵。

  车子开进了南京通讯学校。我被关进了一间面积约8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天24小时都有人守着。

  第二天,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来见我,他指指身后两位中年干部说:“这是中央来的温副处长,这是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你的案子由他们负责。”从此,我进入了频繁的受审阶段。

  第二年春天,吴大胜、温副处长找我谈话,说你的问题在这儿说不清楚了,中央指示,让你去北京说。


  到北京后,他们把我押进一幢楼房底层的一间屋子。后来知道这是中央专案组,我的案子由他们审查。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我怀着几分侥幸:自己的命运是不是会有所改变?因为我在庐山会议上赤膊上阵,主要是针对张春桥。

  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一位保卫科长把我押上一辆小卧车,驶出北京。过了通县,见二座大桥,路上标着“秦城”两字。我顿时明白,我是被送往秦城监狱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给胡耀邦同志和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但对一些问题也作了申诉。

  1980年冬天,监狱的医生对我说,“狱领导意见,你身体不好,就去住院。”于是我住进了复兴医院。1981年2月,总政检察院院长于克法签署了一个文件,大意是我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但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决定对我免予起诉。

  总政检察院宣布后,组织上就安排我到安徽一个空军疗养院疗养。那里风光秀丽,且有温泉洗澡,但我却坐卧不安,刻骨思念自己的妻子儿女。

  我向组织提出了申请,组织上很快满足了我的要求。

  妻儿们终于出现在我的门口。尽管十年不见,儿女们还是认识自己的爸爸。他们一下子扑过来,抱住我放声大哭。 ·

  妻子站在一边,默默地流着泪。十年不见,她头上已经染了白霜,瘦弱的身子也有点佝偻了,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当年英姿飒爽跟我辗转南北的妻子。

  晚上,妻子给我讲述了家里的一切:

  我被抓后,妻子也被关押,先关南京,后关北京,最后去山西果园劳动。不久前刚刚落实政策,回到杭州。

  大儿子、大女儿也先后受到批判审查。

  9岁的小女儿无人抚养,由一个朋友的女儿收留。一年后,当医生的大女儿从看守所出来,下放到一个小县当护士,才把小女儿带去。小女儿读书很好,但由于政审不合格,几次高考都名落孙山。去年全县招工考试,她名列第一,终于当上了工人……

  泪水打湿了我的面颊。我有罪,我对不起妻子儿女,尤其是我那可怜的小女儿。

  1981年底,中央军委政治部、空军政治部、劳动人事部、民政部对陈励耘的待遇联合下了一个通知,大意是:退出现役,由民政部门管理,并拔款为他在离上海不远的一个小县城里买了一套住房。

  陈励耘终于过起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简历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回忆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泽东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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