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朱德兼任中央纪委书记。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党的纪检监察机构，虽然不同时期名称不同，职责范围有所变化，但在保证和执行党的纪律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如1935年11月，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5人党务委员会，较好地处理了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1952年，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盗窃国家资财肆意挥霍被处决，都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文革”期间，民主集中制遭到极大破坏，党纪国法形同虚设。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的主要机构公安、检察、司法等部门，被污蔑为“黑公检法”，被无情砸烂。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被完全摧毁。中央监察委员会机关152名干部，有80人被诬陷为有各种政治问题，被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到1969年1月，除留5人和部分办案人员外，其余全部下放到东北农村“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4月，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的条款，彻底废止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饱尝了民主法制被践踏的严重后果，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成为“文革”后全党的共识。1977年8月，十一大通过的党章重新恢复了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条款。

　　候选人最后确定为100人

　　中央纪委从十一大提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成立，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负责考察中央纪委组成人选的是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中组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

　　1978年10月25日，中组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员候选人名单第一次向中央提出报告。11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对中央纪委的组成问题作了指示。中央组织部根据他们的指示，对名单进行了调整。

　　12月2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问题第二次向中央报告。中组部上报的这份中央纪委候选人名单草案共88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4人，常委17人，委员57人。报告提出中央纪委候选人的条件应具备三条：一是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二是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三是思想作风较好、党内信得过的同志。中央组织部上报的这份名单，考虑较为周全。在年龄结构上，大多数是党龄较长、年龄较大而仍能工作的同志，也有二十几名年富力强的中年同志，包括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各条战线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在民族构成上，除了汉族外，还有七位少数民族的同志。在性别上，女委员占了10人。考虑到中央纪委过去很多兼职委员由于本部门事情太多，无暇顾及考虑纪委工作，有的甚至连参加中央纪委的会议都很困难，中组部在提供的这份名单中多配了一些专职委员，占委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根据中央指示，这份报告先提请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过目。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将这份候选人名单批交中央工作会议，请到会同志分别征求候选人所在单位党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2月16日，中央组织部第三次向中央提出报告。经过增补和调整后的候选人名单此时已增加到99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3人，委员61人。女同志增加到12人。

　　中央政治局在对候选人名单又作了调整后，才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和选举。此时，候选人又增加了一人，一共100人。其中，书记、副书记15人，常委24人，委员61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到每位与会者手中。22日晚，100名候选人全部当选。

　　这么多老同志进入中纪委还是第一次

　　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第一书记陈云，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

　　第二书记邓颖超，1925年入党，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三书记胡耀邦，1933年入党，党的八届中央委员，1977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转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常务书记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第一副书记王鹤寿，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党的纪检工作经验，“文革”前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副书记中，还有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建国初期即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王从吾；1925年入党、建国初期任中共中央妇委第三书记的章蕴；参加过秋收起义、建国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启龙等。

　　在常委和委员中，还有不少人引人注目。如帅孟奇，“文革”前即为中央监委常委，当时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时，所谓的“叛徒”问题尚未正式改正；多吉才让，时年39岁，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李之琏，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被错划为“右派”二十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这批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央纪委委员，都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陈云力荐胡耀邦、王鹤寿

　　陈云担任恢复成立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过的宋平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可以说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很严，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党性的表现。

　　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其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的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当刘力功达不到目的提出要退党时，陈云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此事在延安轰动一时。

　　对中央纪委的组成人选，陈云倾注了巨大心血。早在1978年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选向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报告后，就征求陈云的意见，并根据陈云的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也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央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干部兼职过多，但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陈云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六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在当选的中央纪委委员名单中，还有几个当时人们并不熟悉的中青年干部，他们都是“文革”中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勇士。这是按照陈云的要求精心挑选的。

　　时年46岁的刘丽英是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她在“文革”中与“四人帮”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党羽坚决斗争，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1月1日，正在沈阳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的刘丽英，突然接到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通知。喜出望外的她第二天就出院了，当天就坐火车赴北京参加会议。时年49岁的汪文风，是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主要负责人，当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央纪委委员名单时，他和二外院党委书记都毫不知情。直到中纪委开会通知发到他的手中，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汪文风才相信自己确实当选了中央纪委委员。

　　公安部转来的信件用麻袋装运

　　1979年1月4日至22日，中央纪委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有97名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并拟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和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

　　陈云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胡耀邦传达完三中全会精神后，对当选委员一个一个地叫着姓名请他们站起来，向出席会议的同志介绍。介绍到刘丽英时，胡耀邦说：刘丽英是沈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在“文革”中与“四人帮”作斗争非常坚决。介绍到汪文风时，胡耀邦把汪文风的姓叫错了，叫成了江文风。邓颖超纠正说：“不是江文风，是汪文风。”胡耀邦说：“是江文风。”邓颖超说：“不不不，名单我是看清楚了的，是汪文风。”胡耀邦又拿起名单，仔细查找，才笑着说：“对对对，是汪文风。”然后说：“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印出版《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小组所在的汉语教研室主任。”

　　刚刚成立的中央纪委，既要审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关联案件，又需要对“文革”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进行清理，同时，大量的冤假错案要平反昭雪，任务异常艰巨繁重。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的来信像雪片似地飞来，公安部门转来的信件则是用麻袋装运。1978年12月24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从25日开始，中央纪委就陆续收到群众来信。截至1979年1月11日，中央纪委收到写给陈云、邓颖超、胡耀邦、黄克诚等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的控诉信、申诉信或者建议信就有6000多件，有些信甚至长达几百页，真是积案如山，积信如山。

　　当时，中央纪委办理信访的机构尚未建立，经与中组部协商，从1979年1月12日起，暂由中组部办公厅信访处指定几名同志和中央纪委两位同志负责专门处理写给中央纪委的来信。当时因为人手紧，加班加点看信都看不过来，无法普遍开展正式处理信件的工作，只能分别给来信人复个信，并处理一些重要信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加快了选人调人的工作。第一次全会还在进行中，中央纪委就着手选人调人，1979年1月份开始，从中央机关80多个部、委、局和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机关及北京市机关推荐的干部名单中选借、选调，一些参加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的委员也被要求留在中央纪委工作，如刘丽英和汪文风。最初，他们都有顾虑，经过中央纪委领导做工作，最后他们都服从党组织决定，留在中央纪委做了专职委员。1月26日，中央纪委通过了《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根据规定，中央纪委当时设置了办公厅、研究室、纪律检查室、案件审理室、来信来访室几个办事机构。《规定》同时说明“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其他的室或小组”。中央纪委最初设立了三个组，由王鹤寿负总责。一组负责审查林彪集团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顺元负责。二组负责审查江青集团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启龙负责。三组负责审查康生、谢富治的罪行，由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负责。

　　此时，中央纪委还没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地点，中组部就把自己的办公楼腾出一部分作为中央纪委的办公地点。由于中央纪委大量调人，中组部办公楼三层放不下，中央纪委的一些机构就搬到其他地方租房子办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纪委的工作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