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红卫兵
登王家大山后不久，原本直属国家水利电力部管辖的重庆电技校被下放到西南电力建设局，这么一来，我们今后的毕业分配走向由电力生产转向了电力建设，这意味着我们毕业后不再进电厂而是电力工程安装部门，哪里需要新建火力发电厂就奔向那里，我们学锅炉专业的不与煤炭打交道了，但那飘泊的生活与石油工人没有两样。许多同学们私下发牢骚：这是傅作义（水利电力部部长）在嫌弃我们。然而不久，更猛烈的风暴迎面而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夜之间学校沸腾起来，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这里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课堂成了大辩论场所，大字报替代了书本，一堂全新而又陌生的课程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首先改变了师生关系，曾经在讲台上振振有词的老师，或因历史上有污点，或因家庭成份不好，或因毁损过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都被学生排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之列，这些“黑五类”每天清晨在操场排队，集体低头向毛主席请罪。这群人中有实习工厂的技术员李家祥，因为他家庭出生不好，技术好，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
一天，周苏全对我说：“真没有想到，你也贴了李家祥的大字报，以前他那么喜欢你？”
“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起李家祥，我和他真有些师生情谊。班上第一堂钳工实习课，是将一节圆铸铁錾成方型，我居然得了一百分，第二节实习课是将自己錾的方型毛坯用锉刀锉平，我又得了满分，李家祥对全班同学说：“陈小海学习刻苦，虚心请教，圆铸铁錾的方正，锉得平整，都成九十度直角。而对某些同学来说已经是第二次重复的课程，还远不如新同学。”他的讲话既在表扬我，又在批评留级生。此后每次上实习课，李家祥就特别关照我。在滚滚革命潮流下，我写了他的大字报——李家祥叫我埋头拉车不看路，指引我走白专路。我不知同学们怎样看我，也不知道我的大字报对他的那顶“帽子”起了多大作用，我可是为了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温良恭俭让呵！
革别人的命也得自身革命，为了破旧立新，周苏全改名周勇，我也将原名陈小海改为陈勇，小时候唱《少年先锋队队歌》：为着理想，勇敢前进。而今参加了文化大革命，为着革命理想，就要有勇敢精神。
周勇在班上率先成立起红卫兵组织，取名急先锋战斗队;王贵秋、谭冠华、温兴富三人读书时已结成最亲密的伙伴， 现在没有了学校的清规戒律， 三人打球在一起， 抽烟喝酒在一起，已经行影不离,以王贵秋为首成立了山鹰战斗队;我家庭出身小商，没有资格参加“红五类”造反组织，于是和班上王明文等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属于红卫兵外围组织，就像正规军外的游击队。二十四人的班就有三个红卫兵组织，此时，六六级学生已经毕业分配，全校学生不足三百人，就有十多个组织，那时候不经过谁批准，有那么几个人就可以揭竿而起，拉起队伍。全重庆市的造反队伍更是多如牛毛，许多组织名称都贴上与毛主席革命生涯或诗词有关的“标签”，什么“云水怒”、“农奴戟”、“争朝夕”、“遵义”、“延安”、“大渡河”等等，真是百舸争流，山头簇立。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林彪在城楼上对红卫兵高喊：“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保皇派……”在副统帅一联串的打倒声中，几乎没有不挨批斗的当权派，如果你历史上有问题，你必然是叛徒、内奸、工贼，如果历史清白，那么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又改变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曾在领导岗位上的人物， 一下子成了阶下囚。从水利电力部下派来的校党委书记李文秀被打倒，南下干部王宁校长靠边站，解放前曾参加过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陆副校长也成了“工贼”，他年老体弱，不堪忍受严酷的批斗，在一天深夜里他悄悄爬上教学大楼，跳楼自杀了。
我在学校批斗当权派，红卫兵在江北城批斗我的哥哥。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在江北城下横街张贴“火烧市委，炮轰市府”的大标语，遇上在下横街小学校参加江北区教委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江北城地区各小学的教师们，双方开展激烈的唇枪舌战。
老师的观点是：市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委，市委书记任白戈是久经战火考验的好书记。
大学生的观点是：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要造它的反。
……
老师认为教育学生是天赋之职，此时的学生己把老师叫做“臭老九”， 他们已经不是师生关系，而是“ 秀才” 遇到“(红卫)兵” 有理说不清。双方争着背马列，翻语录，谁也不服输，这种辩论不但没有结果的，反倒引来了数百群众的围观，群众大多支持学生，因为不久前毛主席对造反派学生说过：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无休止的辩论使红卫兵们不耐烦了，他们用辱骂代替了斯文，推搡代替了辩论，矛盾开始激化，教师们渐渐处于下风，纷纷退守到下横街小学围墙内。校门被团团围住，在三伏天里，教师们喝不到一口水，吃不上饭，犹如一群囚徒……
两天后，小报上出现了震惊全市的“八、二八惨案”：重大“八一五”一群暴徒丧尽伦理道德，对老师们大打出手，谢家沟小学老师张国才被打得脾脏破裂；三洞桥小学校长孙继珍被打成脑震荡；下横街小学易老师是个驼背，被“八一五”踩在地上，驼背都弄直了。受伤的老师们住进了红十字医院，生命垂危……
一时间，街谈巷议“八、二八”，市民谴责“八一五”。重大“八一五”则大喊：这是重庆市委、江北区委在转移斗争大方向，是走资派镇压学生运动的信号。
江北区区委书记郑天明召见了我的哥哥陈荣华，叫他带领工作组调查“八、二八”事件。哥哥时年三十岁，个头不高，身材匀称，五官轮廓分明。解放初期，由于家中贫穷，哥哥小学四年级辍学，十四岁就到江北石门盘溪造纸厂做童工。哥哥积极工作，追求上进，没几年就当上厂里的团支部书记；他奋发自学，练得一手好字，大幅公文一挥而就。文革前他己调到江北区政府任广播站站长。郑天明书记十分器重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任命他为江北区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哥哥率领的工作组刚住进江北城街道办事处，重大红卫兵就盯上了他，他们将哥哥强行拉到江北城剧院批斗。台下密密麻麻的坐满了人，连走道也水泄不通，哥哥脖子上挂着铁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陈荣华”，两个红卫兵反剪着哥哥的双手成喷气式，强迫他跪在铺满煤炭渣的地上。重大“八一五”要把所有的屈辱、怨恨向哥哥发泄：
“陈荣华必须交出伪造‘八、二八’ 谣言的幕后指挥！
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陈荣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哥哥的膝盖被鲜血浸透，全身被汗水浸透，他没有辩解，也没有呻吟，他知道那是徒劳的，中央政治局二十多个委员、候补委员被批斗，八十多个中央委员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在疾呼，他亲手颁发的宪法哪里去了？我一个小小的广播站站长又算得了什么。毛主席对挨斗的干部安慰说，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对每一个干部的考验，哥哥听毛主席的话，默默无声地忍受这种无情的考验。
江北城粮站的造反头头，得知陈凤春是陈荣华的妹妹，勒令她参加第三次批斗会，这次批斗台上多了一位走资派，那就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红十字医院院长纪开阳，把他说成是“八、二八 惨案” 的帮凶，也被揪上了批斗台。台下的姐姐亲眼看着自己的哥哥在台上遭受折磨，她无力相助，也无力分解其痛苦，只有在台下暗自揪心、流泪。
一九六六年年底，在红卫兵大串联接近尾声时，我来到了北京。
北风呼呼扑打着窗棂，像北极熊嚎叫似的。我和黄古胜等四个人围着室内的取暖器静静地坐着，我们已经来到北京三天了，被寒冷的天气困在红卫兵接待站里。来北京之前大家都知道北京冷，每个人都带了冬衣，可哪里抵挡得了北方零下几度的严寒。回想起三天前的火车上，与这里完全是两个世界，我们在重庆上车，就是“站票”，沿途不断地挤进许多人，火车厢严重超员，没有一点空隙，走道上、座位靠背上全是人，连行李架上也躺着红卫兵，车厢犹如沙丁鱼罐头似的，靠窗坐的人紧紧关住窗子，不愿让外面的寒风吹着自己，这么一来使车厢内十分闷热，有不少人呕吐，污物也只能吐在旁人的背上。黄古胜闷热得脱掉衣服，只留下一件汗背心，他那矮胖的身躯，活像是赴京参加举重比赛的运动员。
“黄古胜，你敢不敢还像火车上那样再脱去衣服？”
我开玩笑对他说 。
“怎么不敢，大不了我钻进被窝里，睡一大觉。”
“还是周勇运气好，九月份来的北京，那时不冷不热，该多好啊。”
“人家是全校推荐出来的唯一的一个进京代表，那时侯可轮不上我俩。对了，我们老困在屋里不是办法，不如轮流出去串联，出门的穿上留守人的衣服，留守的人在家钻被窝。” 黄古胜一拍大腿提出这个办法，这主意得到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开始了串联行动。
在北大、清华校园里，寒冷掩不住浓浓的“火药味”，大字报将校园“染”得一片雪白，许多内容使我触目惊心：《贺龙私藏手枪预谋刺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朱德是大军阀》、《请看刘少奇、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到处可以看到用红笔打上X的元帅、将军、部长们的名字，就像法院布告上判了死刑的名字。毛主席身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坏人？我百思不得其解，可又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同时更增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我一边看一边抄，一定要把这些“钢鞭”材料带回重庆，它们可比黄金还要珍贵。
红卫兵吃饭是免费的，但是十分清淡，在电技校吃饭,是由国家供给的每个学生每月十元八角的伙食标准， 比接待站的伙食好得多，这里每天都是素炒黄秧白和黄秧白菜汤，黄古胜食量较大，对接待站的伙食很不满意，进食堂时总爱唱经他改了词的《洪湖赤卫队》插曲：
“ 洪湖水呀浪打浪
黄秧白伴白菜汤
拿起饭碗敲三敲
上顿下顿都一样”
可我们哪里知道，上百万的红卫兵来到北京，每天要消耗几个火车皮的蔬菜和粮食，哪里知道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为从各地调运食品而日夜操劳，自己时常也啃着干硬的馒头。
我们忍受寒冷，忍受清苦的生活，是因为有一股精神力量在支撑着，那就是等待着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接见。红卫兵最天真，红卫兵最纯洁，红卫兵是运动的急先锋，毛主席最热爱红卫兵，他在八月十八日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如潮水般地涌向北京，他几乎每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红卫兵。能见到心中所崇拜的伟人，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和幸福。
十一月二十五日这天，我们终于等来了毛主席的接见，这是领袖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己容不下太多太多的红卫兵，又把西郊机场作为接见的分场。
这一天天气阴沉，天空显得云层厚厚的、低低的，西郊机场的飞机不知调往了何处，宽广的机场被密密麻麻的人群铺满，只有跑道空着，两边站着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红卫兵大都穿着青色、兰色服装，像一片汪洋，红袖章和红色语录本点缀了这浩瀚的场面，这是人的海洋，精神的海洋，这里聚集着夸父追日的信念，愚公移山的决心。
我是万头攒动中的一员，一大早我就坐在机场草坪上等候，周围全是陌生面孔，原本我和黄古胜等人一同从接待站出发，在各路人流汇集机场时走散了。机场上空一片阴霾，朔风一阵阵袭来，好像在用力地剥开我的薄棉衣，使我感到一阵阵地透心冰凉。我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出发时接待站发了一袋面包，也早已吞下肚里消耗掉，肚子不时“咕咕”地叫，只觉得越来越饿越来越冷，尽管我从小就生活在贫困之中，但这样的饥寒交迫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出生在市中区道门口，还在嗷嗷待哺时，经营川北凉粉小生意的父亲就病逝，小商家庭破落了，母亲出门给人家当佣人，或到工厂做临时工，含辛茹苦哺养着儿女，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冬天上学时，为了抵御寒冷，我带上一盒火柴，将废纸点燃再用废纸一层一层地将它包裹起来，做成“纸烘笼”握在手中取暖。此时的我没有一根火柴棍，还不如安徒生笔下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北方的黄昏来得早，也来得快，天空已经出现淡淡的暮色。突然，我的右前方开始骚动，人声鼎沸，毛主席来了，一定是毛主席来了。我的心怦怦跳动起来，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真是“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红卫兵们纷纷拔地而起，疯狂地欢叫，几十万人高举着红宝书一齐欢呼雀跃，几十万人的目光都投向一个点， 这是史无前例的情景，这情景胜过太平洋的海啸，胜过钱塘江的浪潮。无数只高举红宝书的手臂，挡住了我身高一米七二的视线，我拼命跳跃，啊!看见了，看见毛主席站在敞蓬车上，身穿绿色军装，他身材高大，头发黑亮，宽广的前额泛着红光，毛主席挥动手臂向我们频频招手，这是一只神圣的手，它曾指挥人民军队打下江山，今天又指挥我们改造江山，这只手一指，四海翻腾云水怒，一挥，五洲震荡风雷激。敬爱的毛主席，我崇拜你、信仰你、忠于你，捍卫你，为保卫你的革命路线我万死不辞，我在心底里默默地许下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