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西南医院

……好冷啊！我缩着身子走在戈壁滩冰峰峡谷之间，到处一片白皑皑，座座冰峰直刺苍穹，风挟着大雪扑打着我赤裸的上身，我快要变成一个冰人了，我想应该去洞里躲一躲，不然我会死在冰天雪地里，到了洞口，看见有个受伤的解放军站在那里，他是《冰山上的来客》里的一班长，手中紧握着冲锋枪，杨排长呢？杨排长哪里去了？他说过一定要把一班长救活，我扭头四下寻找……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声音：“醒了，他醒了。”我慢慢睁开眼睛，眼前仍是白茫茫一片，但不是戈壁滩，而是病房。

 一个医生站在我床边亲切地说：“陈小海同学，你终于醒来了，你发着高烧，已经昏迷了两天两夜，现在好了，开始退烧了，你的手术比较大，你要安心静养，你们红卫兵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既来之，则安之’”。医生叫我的原名，一定是周勇送我来时填写上我原来的名字，我心里想。这医生真有觉悟，安慰病人也用上最高指示。

 我轻轻点了点头，头很沉，腰部十分疼痛，疼痛使我恢复了意识，这才发觉自己的双手手掌心放着冰块，额头搭着湿毛巾。“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姓张，大家叫我张胡子。” 张医生是个络腮胡，大个头，白大褂里穿着军装，两片鲜红的领章十分耀眼。

 病房宽敞，有六张床位，进病房的大门在墙的中间，正对着阳台的大门。这里没有火药味，空气中却迷漫着药味，我开始过上幼婴般的生活，吃饭要人喂，拉屎拉尿要人接，只是伤痛可不能哭。我整天望着天花板，难耐的孤独和寂寞，天花板就成了我回忆往事的银幕：那天，推车将我送进手术室，周勇被挡在门外，一上手术台上，护士就扒光了我的裤子，消毒后给我刮去阴毛，用一个罩子捂住我的口鼻，护士叫我数数字，很快我就失去了知觉；那天，看见子弹打在跑道上时，如果我立刻趴下，不会挨这一枪; 那天，如果我带出勃朗宁手枪，套在腰上，这颗子弹一定是打在枪上，为我挡住这一枪；如果……唉，这个医院什么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

家里怎么样?让我最思念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五十出头了，她没有文化，三十多岁就守寡，一生辛勤劳动，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她的背已经有点弯曲，在家中我是老幺，母亲对我疼爱有加，此时我多么希望母亲来到我的身边，用她慈祥的爱，抚平我的伤口。由于受宠爱，我在家中不做家务事，算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今年三月，姐姐生了一个小男孩，取名小永进，小永进十分可爱，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长到两三个月时，他就会笑了，我喜爱上了这个小外侄，从学校一回到家里，就爱抱他，逗他，他高兴时常常无声地撒我一身尿水，自小永进降临到我家，一下子改变了我那“少爷”习气，我抱他逗他还十分乐意为他洗屎尿片，姐姐当然高兴，连粮店的几位员工也当面称赞我。六月份我回了一次家，算来已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到小永进了，我想他一定长胖了，也许肉墩墩的小手可以抓拿小东西了，我多么希望他快快长大，长大后我要告诉他，舅舅在这非常时期的遭遇。

 “陈勇” 有个声音在喊，我侧头看去，一个女兵走近病房，她的目光没有向着我，而是径直走向阳台门边的那张病床，我曾多次观察到那张床上的病员总是伏着身子趴在床上。难道他也叫陈勇？怎么这样巧。女兵与病人亲切地摆谈着什么，并不时地为他打扇。此后女兵几乎每天都来病房，而我常常将把目光投向她们俩，这引起了女兵的注意。                                          

 “你需要帮助吗？”女兵过来问我。我摇了摇头，于是把我去年也改名陈勇的事告诉了她。女兵圆圆的脸蛋，皮肤黝黑，有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她高兴地说：“真是巧事，一个病房，两个伤员，两个陈勇。”                                           

原来那个陈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二四五部队一支队的军人，八月五日这天，八一五攻打建设厂时，他参加救护工作，一颗子弹从肩头划到腰，伤口近四十公分长，好在只是皮外伤，难怪他总是趴在床上。女兵叫程铁，是七军医大学学员，家在武汉，父亲是武汉军区的军官，因为支持“百万雄狮” 被打倒。此后，我多了一个护理员，程铁再到病房时，两个陈勇都能吃到水果，吃到罐头，都能得到精心的照料。

 一天，护士用镊子在我在受伤部位取沙布，将沙布条从子弹入口处往外拉，好长好长，足足有一米半，同病房的两个病员在一旁看得直伸舌头。大胡子医生用毛巾为我轻轻擦掉额头上的汗水，我问道：“张医生，我想确切的知道我的伤情，能告诉我吗？”这是我手术后心里一直惦记着的事。

 “你不是恢复得很好吗，烧退了，脸色红润了，伤口也开始愈合了。”

 我淡淡一笑，自己也不知这笑是出自对伤势的好转，还是对张医生的回答。张医生看懂了我的内心，搬过凳子坐在床边说：“作为医生不应该在治疗期间告诉病人的实情，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子弹从正前方飞来，如果是逃兵，伤口会在后面。好吧，我告诉你，这一枪可不轻，打烂了你的肝脏，也击中肾脏，肝脏再生能力强，没多大关系，肾脏无法修补，只好切除了。” 

 虽然事先我有所估计，一旦得到证实，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一阵慌乱。                                               

 “你真不幸，挨了这么一枪，但不幸中又万幸，子弹出口距离脊椎仅有二公分，如果脊椎被打断，你这一辈子永远也站不起来了。”大胡子四十多岁，身材魁梧。“可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武斗不是阶级斗争，恰似春秋时的诸侯混战，‘春秋无义战’呵，你挨了这一枪，切除了右肾，如果在部队还可以给你评残，终身享受国家抚恤，你是学生，谁来管你，谁来歌颂你的勇敢精神？我在你腰部划了二十公分长一刀，缝了三十六针，算是我对你的勇敢精神奖给的一枚‘角斗士勋章’。”

 “角斗士勋章”！我睁大眼睛盯着他，并不由自主地重复着这个新鲜名词，我读过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写的《斯巴达克思》这部小说，怎么把古罗马战场与文化大革命、角斗士与红卫兵相比，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角斗士与武斗人士又有些相似，好像都是一种牺牲品，前者为奴隶主取乐，后者为他人争权夺利，我望着天花板，脑海在不断翻腾。

 七医大陈勇毕业于南岸十一中学校，他个子不高，微微有些胖，有一张亲切的娃娃脸，由于伤势不重他很快就出院了。我拆了线也开始试着下地走动。当我能够独自行走时，陈勇接我去他的营房。营房建在七医大校园外的一个小丘上，用围墙围住，四周全是庄稼地，老远就能听到一片吠吠狗叫声，一支队喂着几百条狗，那是专门用来搞医学实验的。那天在营房里我吃上了香喷喷的红烧狗肉，当然，也少不了程铁，她和陈勇或许恋爱上了，我心里在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