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泽东与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

　　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未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的“8.18”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18”。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以下同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

　　清晨5点钟，毛主席就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中。18日凌晨1时，吃过夜餐后，蔡洪江处长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儿，6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为了早点到，不到6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

　　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程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戌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这就是主席先于我们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原委。

　　天安门内外两重天

　　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排列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林彪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再加上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大讲“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就像重磅炸弹似的把人们的脑海轰蒙了。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招手，未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有幸直观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而没有到预先给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下楼去了，来去不过三分钟。

    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见。

　　毛主席戴上红袖章

　　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会儿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平台乱串了。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三个字，别的什么也未写。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

　　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1966年“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蓬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蓬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

    陆定一强调，在贯彻“双百”方针时，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术论争。后来在6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了陆定一的这个报告。

　　知识界的一缕春风

　　“双百”的提出，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用“兴奋”和“激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知识界的心情，应该是不过分的。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余出戏。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发表的。为了贯彻“双百”方针，1956年底，中国作协还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没有指导与领导的关系。

　　学术界也空前地活跃起来。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1956年一年中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据初步统计有50多次，多于过去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这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100多名中国的生物学家在青岛举行了遗传学座谈会。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两派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几十年来国际上两个遗传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探讨。会议各抒己见，两派学者互相学到了长处，互相了解了情况，打破了长期以来遗传学界米丘林学派一家独鸣的局面，收到了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增强团结的效果。其他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方面的争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教育界关于尊师重道的讨论，以及哲学界关于真理的阶级性、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都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学术界这种热烈争鸣的局面，是几年来未曾有过的。

　　更重要的是，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科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心情也舒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