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底的一天，苏联高级领导层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新的领导班子的宏伟计划就要在这次绝密会议中讨论通过了，葛罗米柯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勃列日涅夫用手指着地图说：“现在，美国的势力在全球已基本稳定，它的力量主要集中在美洲、亚洲东部、东南亚各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整个西欧，美国以这些地区为基础，仍在不断扩张势力，形势对苏联极为不利。”他接着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苏联如何与美国在全世界竞争。”勃列日涅夫的话简洁明确。他的话刚完，大家纷纷议论起来。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国防部长，他认为，欧洲是重点，他说：“欧洲是苏联近邻，美国的主要力量也在欧洲，谁能控制欧洲，谁就可能取得主动地位，因此，我认为，苏联要在欧洲与美国一争高低。”勃列日涅夫的亚洲事务方面负责人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欧洲现在力量已达到均衡，苏联或美国无论是谁想把对方赶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也都是不现实的，我却认为，在亚洲事务中，苏联倒是还有机会扩大势力的。特别是中国……”

　　当他说到“中国”二字时，葛罗米柯看了看坐在身边的勃列日涅夫的脸色，见到勃列日涅夫轻轻地摇摇头，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不抱什么希望，于是他说：“中国正在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对此我们要有警惕。”他心中的话未敢说出来。

　　讨论在激烈地进行，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望了望正紧皱眉头的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暗示，他明白领袖的意思是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葛罗米柯冷静沉着，论据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说：“在欧洲，我们已经和美国较量了许多年，现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大国在美国与苏联之间都已作出了选择，如果苏联再在这些国家上下功夫，把它们从亲美变成亲苏，恐怕非常困难。”他接着说：“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还没有被人们所重视。这些国家占据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面积和大部分资源、人口，更重要的是它们占据着世界的交通要道，因此，苏联应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特别是向中东和非洲发展，一旦苏联在这些广大地区拥有主动权，美国的势力就必将陷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葛罗米柯见地独特的一番话给大家一个震惊，一时间会场沉静下来，因为，谁也难以对他的话作出什么评论。这时，突然有人鼓起掌来，表示支持他的发言，此人就是勃列日涅夫。毋庸置疑，此时也只有最高领导敢为葛罗米柯的讲话下一个结论，而这掌声就是最好的结论。

　　也许，正是葛罗米柯的意见，奠定了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地缘战略思想基础。

　　勃列日涅夫对葛罗米柯的发言非常欣赏，认为他的发言很有见地，是经过分析和思考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他在会后再一次与葛罗米柯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更多地把葛罗米柯视为朋友，而不是下级，所以，他们的谈话没有什么顾忌。他们不仅谈了如何向第三世界渗透，还谈到了亚、非、拉各国的具体情况，葛罗米柯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和独有的外交家敏感，以及他多年对各国国情和政策的深刻了解和思索，向勃列日涅夫谈了他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并分析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好前景，勃列日涅夫听得非常耐心和入神。

　　二、提出通过军事援助向第三世界渗透

　　当勃列日涅夫谈到苏联向第三世界扩大势力的方法时，他毫不掩饰地向葛罗米柯谈到他内心的顾虑———有些力不从心。他说：“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贫穷落后，苏联虽然可以从经济上援助它们，但是苏联自己经济也不景气，不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那样财大气粗，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每个国家即使送一点，加起来也是一个庞大难支的数字。”他又问葛罗米柯道：“葛罗米柯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何高见？”

　　葛罗米柯说：“经济援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人，只有得到利益时，他才能倒向给他利益的一边。但是，经济援助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勃列日涅夫非常赞同葛罗米柯的分析，认为政治策略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他高度赞扬葛罗米柯的谈话。他说：“好！葛罗米柯同志，你的分析很切合实际，也特别适合于我们苏联。”

　　葛罗米柯笑着说：“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教会我的。我在美国期间，发现美国人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从不以宗教信仰来分辨朋友还是敌人，只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只要对美国有利的事，他们就干。凡是对美国不利的事情，他们就不干。”

    他接着说：“军事援助是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佳途径，可以事半功倍，一举多得。首先通过军事援助，可以加强苏联与被援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使它们依靠苏联；第二，通过军事援助，苏联可在这些国家的军队中培养亲苏的军人，让他们为苏联服务；第三，一旦将来这些军人发动政变，这个国家的政权自然就是亲苏的了。”勃列日涅夫听了葛罗米柯的分析十分欣慰，认为他的看法十分精彩，很有创意。他当场拍板说：“好！下一步我们就从军事援助入手，向第三世界国家渗透我们的力量。明天，葛罗米柯同志，就由你们外交部和国防部牵头，组建一个军事援助机构，立即开展工作。”自那以后，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间进行了广泛的渗透与发展。在战略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均获益不浅。

　　三、珍宝岛冲突，使葛罗米柯外交努力受阻

　　在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葛罗米柯作为有资历的外交官和元首的重要幕僚，所采取的态度应该说是公正的，他承认苏联在珍宝岛问题上是理亏的。他还说过去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正当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之时，他对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战略性建议。他说，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与中国交恶，只能将中国推向美国，对苏联不利。

　　1969年初，中苏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珍宝岛有可能成为双方兵戎相见的导火索。在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中，苏方已承认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可1969年3月，苏联声称珍宝岛属于苏联。3月2日，苏联军队公然出动武装部队占领了珍宝岛。中苏之间的关系恶化至顶点，中苏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葛罗米柯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因为就在前两天苏联的一次内部高级会议上，葛罗米柯针对当时中苏之间的形势说：“中苏是近邻，与中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结果将是苏联受害，两国间的矛盾还是要立足于谈判。”他还说，“当前苏联的主要对手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但是，他的看法没有占上风。

　　在3月2日之后的连续几天里，中苏双方的军事对抗仍在进行，葛罗米柯的外交活动遇到巨大阻力。他通过外交渠道获知，中国方面对苏联出动军队反应异常强烈：苏联驻华大使馆前挤满了示威群众，有人高呼“吊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深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再也坐不住了。3月8日下午，他请求与勃列日涅夫见面。这时的勃列日涅夫也处在矛盾之中，他也很想听听葛罗米柯的意见，但由于当时他正参加世界妇女节集会，两人未能见面。

　　事态继续发展，除了中苏两军在边境线上枕戈待旦外，两国媒体也在唇枪舌剑地相互指责。中国《人民日报》把“赫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憎恨“这些新沙皇”，至于双方都指责对方是侵略行为的言论，就更是连篇累牍。

　　四、他的观点让勃列日涅夫大发雷霆

　　3月11日，葛罗米柯被通知去见勃列日涅夫。他们一见面，勃列日涅夫就开门见山地说：“葛罗米柯同志，谈谈你的想法吧。”葛罗米柯犹豫了片刻说：“现在苏联的目标是同美国全面竞争，美国是苏联的敌人，而中国不是，虽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但是，苏联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有两个主要敌人。”

　　勃列日涅夫边听边点头，葛罗米柯也就越讲越轻松了，他继续说：“中苏之间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矛盾，中国不是苏联走向世界的阻力，因为中国现在还没这个能力，两国矛盾的起源是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修正主义者的争论，关键是中国想从苏联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长期受制于苏联的。”显然，葛罗米柯看问题的眼光比较现实。事实上，中苏两国之间的论战由来已久，早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就开始了。但这种论战可说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忍受苏共的“老子党”作风了。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共一向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卒”，对中国指手画脚，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不断强大，中国对苏联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法就无法容忍了。

　　葛罗米柯认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情绪主义的错误，完全是从保全自己的面子出发，结果却丢尽了面子。然而，葛罗米柯面对的是苏联的头号人物、性格主观独断的勃列日涅夫。所以他不可将心中的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只能用十分婉转含蓄的语气对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在珍宝岛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是不值得的，两国在没有冲突之前，还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旦发生流血事件，两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而且，在珍宝岛问题上，苏联是理亏的，中国政府成立后，废除了所有的历史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是支持和认可了的，现在我们又以1861年的《北京条约》作依据，这是理亏的，这一点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开始时还觉得不以为然，可他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听着听着，他猛然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葛罗米柯同志，你的任务不是分清珍宝岛是谁的，而是在外交斗争中向中国表示，珍宝岛是属于苏联的。”

　　五、葛罗米柯的主张最终被采纳

　　至此，葛罗米柯只好住了嘴。可以说，葛罗米柯在珍宝岛问题上的态度基本是尊重事实的，也是比较公道的。在后来由他主编的《外交辞典》中明确地说：19世纪的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说中苏边境的划界应以国际惯例为准，珍宝岛属于中国。

　　葛罗米柯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出发，站在战略高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我们这样做最大的损失并不在于同中国关系恶化，而在于把中国推向美国一边，使美国的势力强大起来，现在苏美关系正处于一个交叉路口，谁得到更多的国际力量支持，谁就会占优势，我们一旦抓不住这个机会，使美国在外交上占主动，那么，整个20世纪70年代仍是美国独霸天下的时代。”

　　葛罗米柯的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同时也击中了勃列日涅夫的痛处，他又一次站起来，点着了一支雪茄，在屋内走来走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葛罗米柯心中又急又怕，急的是勃列日涅夫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尽快作理智的回答，怕的是自己的一番话会惹这个“新沙皇”大发脾气。

　　勃列日涅夫毕竟还是一个大国的元首，他抽完一支烟，亲切地看着葛罗米柯说：“这样吧，今晚找柯西金同志再开一个会，研究研究如何使这件事向好的方向发展。”听完这句话后，葛罗米柯心情顿时平静了许多，他毕竟争取了时间，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苏联领导人后来进行了反复、认真、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月12日由柯西金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的要求。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决。3月29日，苏联政府又发了一个措词温和的照会，说：“……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这个岛……”这是一个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该岛的主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