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是思维，世界上传递最远的是思念。
年年复复，又是佳节，又是佳节，已是新桃换旧符，不废江河万古流，一代又一代，谁能看到前朝的潇洒，后世的风流？古人早已参透，规律谁都懂得，可临了到自己，又有谁能超然？
“每逢佳节倍思亲”。思念，那种令人微微心痛的感觉，比之撕心裂肺的悲痛更来的持久和深沉，它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雪人与冰挂
小时侯，住在武汉，武汉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冬天大雪纷飞，地上的雪有一尺多厚，每到下雪，总有热心人将街道上的雪扫得干干净净，而房檐下的雪就比较深，孩子们喜欢跑到房檐下去踩雪，我也这样玩过，松松的，一脚踩下去，灌得满靴子全是雪，一会儿就冰凉冰凉的了，冻得不行，赶忙跑回家，挨了奶奶的一顿好训。也有大人和孩子一起堆雪人玩，用煤球做眼睛，红萝卜做鼻子，胳臂上还插个竹棍什么的。
那几年，父亲不在我们身边，母亲平日里忙着上班——挣钱养活我们啊，休息日她就更忙了，想方设法给我们兄妹弄好吃的--既要有营养，又要省钱。除此之外，一年四季三兄妹的衣服鞋袜，家中里里外外的活，都是母亲一人操持。她哪有时间陪我们堆雪人玩啊，就给我们一跟竹竿，去套屋檐下的那些冰挂，套下来，我们就含在嘴里，冰冷冰冷的，咬得咯吱咯吱的响，那时候，大概没什么污染，从来没有因为这样闹过肚子。
描红绣绿
我的母亲出身于商贾人家，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孩儿——上面有五个哥哥，母亲长得不是特别的漂亮，可也端庄秀丽，聪明伶俐，外祖父、祖母可疼她了，出嫁前除了读书就是跟着嫂子们学女红。
母亲做得一手漂亮的女红。绣花、裁剪、缝纫衣服、做鞋子都是她的强项，我们兄妹小时候身上穿的全是她做的。她做的比商店里买的还要好看，我们家的孩子是在同屋大院孩子中穿得最漂亮的了。时常有她的小姐妹来找她要绣花的花样、衣服纸样和鞋样。
母亲的花样，是她自己用笔描在一种很薄的半透明的纸上，花样有好几十张呢，有牡丹、玫瑰、菊花、并蒂莲还有鸳鸯、龙凤、人物等等。母亲绣花时，就用复写纸（那时候我们叫印蓝纸）拓到绣品上，然后用一个圆型的绣花绷子把描了花样的那部分料子绷紧了来绣。看母亲绣花，可好看了，轻针细线，象蜻蜓点水，象蝴蝶翩飞。母亲绣的帐檐上双飞的紫燕，枕头套上戏水的鸳鸯，还有绣着孩童放风筝的围兜，花团锦簇的被面......不胜枚举，那鲜艳的色彩，那栩栩如生的花鸟草木、人物风景，被丝线的质感演绎得那般轻柔。
这时候，我就爱岣鲂“宓剩簿驳淖谒肀撸嶙拍源醋拍盖祝部醋潘窒轮鸾ハ韵值拿览鐾及福棺芟不渡斐鍪秩ッ?o:p>
冬夜上班
母亲上班的地方离家有点远，记得听她说在江岸区，而我们家住在江汉区。那时候，也许是交通不方便，加上母亲容易晕车——这毛病也遗传给我了。不管冰天雪地还是刮风下雨，母亲每天都是走路上下班，这样一走，就走了八年。记得母亲跟我们说过，有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她看错了时间，早起了三个钟头去上班，单位还没开门，回家又远，就在单位门口蹲着等天亮，凌晨的寒风呼呼的吹着，天寒地冻，路边一个人影都没有，那个黑和冷，天地之间的寂寥，让人又冻又怕。母亲啊，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揪着疼。
感染沉疴
就是那一年吧，母亲感染了伤寒，她病得很重，脸色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蜡黄，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都不能下地，这是我记忆中她唯一在家里躺着不能动弹的一次。伤寒在当时可是大病，有生命危险的。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这些，对死亡就更没有任何的意识。可母亲知道这一点，她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要是死了，你们怎么办啊？我一听，心里也很害怕，眼泪汪汪的对母亲说，你不会死的，会好的，你不要死，不要死！等我长大了，挣钱养你。多年以后，在我的记忆里，只有母亲蜡黄的脸色，而我说的话却留在母亲的记忆里了，也是她最津津乐道的，逢人就说这孩子有良心啊。母亲啊，您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您对家庭的奉献，我们无以为报，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竟让您觉得如此的宽慰！
盼望
冬天下雪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呆呆的站在玻璃窗前，看那纷纷扬扬的雪花飘舞，看那屋檐下的冰挂，也看那灰蒙蒙的天空。雪停了，天空会掠过一只飞鸟，有时候也会有几只麻雀飞过，不知道它们在寒冷的冬天如何觅食。记得母亲总在别人夸我时说，这姑娘（武汉人称女儿为“姑娘”）将来长大了，翅膀硬了，会飞得远远的。幼小的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世界，就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大呢？翅膀是怎么长出来的呢？有时候也想，什么时候能过年呢？
只有过年，母亲不用上班了，忙完了过年的年货，一家人围着火炉，暖融融的，母亲给我们讲故事，什么小白兔啊，狼外婆啊，小矮人啊，当然少不了白雪公主，听着，听着，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了白雪公主了。炉子上坐着一把铜茶壶，水蒸汽从壶嘴袅袅往上升腾，幻化为各色的童话故事。
母亲也有伤心的时候，可她从来不跟我们讲，不在我们面前抱怨。再说，跟我们讲也没用啊，我们是那样的幼小，一点也帮不了她。记得有一次，母亲在看父亲来信时，偷偷的抹眼泪，我说，妈妈，你哭什么呀？母亲说，我没哭啊，是沙子进眼睛了。我的母亲，她一个人承担着教养我们的担子，她多累啊，她多想能跟父亲早日团聚啊。
我只会在下雪的日子里盼着过年，过年父亲也没回来。父亲离开我们去广州时，我们都很小，已经习惯了他不在身边的日子，也习惯了他偶尔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可我的母亲，她该有多想念父亲啊，可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只是爱说这么一句话，儿女是她的亲骨肉，是她最亲的亲人。那时候，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她在开解她自己，安慰她自己啊。真恨自己那时候太不懂事，不会安慰母亲，分担她的思念和愁苦。
父亲调到广东工作时，当时单位还在组建，不能带家属去，父亲单身一人在广东呆了七年。他的工作也很忙，很少回家。父亲很牵挂我们，每年都会利用上北京开会的机会，路过武汉时，回家来呆上个两三天时间。那几天，就是我们的节日了，我们一天到晚的粘着他，弟弟只有两三岁，最喜欢抱着父亲的腿打转转。有年冬天，父亲带回来几颗晶莹透亮的水晶玻璃做的红五星，说是在北京买的，给我们兄妹一人一颗，我马上让父亲给我别在棉袄上。呵呵，这可是我的第一枚襟针啊。后来，不知道怎么给弄丢了，还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呢，而以后就再也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红五星了。直到现在，我都很喜欢水晶的饰品，可能是儿时的这点遗憾的后遗症吧。
四岁那年，父亲回家探亲，看母亲实在太累了，父亲也疼我，就想把我带到广州，说送到机关托儿所去，以减轻一点母亲的负担。我很笨，不知道什么叫托儿所，错听为派出所。那时，小朋友不听话，大人就吓唬小孩：你不听话？不听话就送派出所去。一听说去什么所的，我马上表态说，不去、不去，正好母亲也舍不得我走，就这样没有成行。
团聚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由湖北省抽调到广东省工作的第二年，我们就可以去广州与父亲团聚的。可每回母亲一说走，奶奶就流泪，她想着我们一走，父亲回湖北的希望就没有了。父亲是个大孝子，为了不让老人太伤心，硬是牺牲自己和母亲的幸福来迁就老人。可一年又一年，父亲根本没有调回来的希望，而母亲实在是疲惫不堪了。最后，奶奶才松了口，让我们一家去广州团聚。
正好要过年了，母亲说我们在家陪奶奶把年过了，就去广州。那段日子，我们和母亲一样，心情很兴奋。我们在家里收拾行装，家具一件也不带了，只将一家大小的衣服被褥、日常的用品打包托运。哥哥可以帮点忙了，我就忙着收拾自己的小东西，什么蝴蝶结啊花手绢之类的，拿给母亲，让她帮我塞到包里去——呵呵，瞧我那小心眼。
我们母子四人在家过完年，跟所有的亲戚朋友话别。我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会写几个字，就将所有自己认识的人的名字记在本子上，但是没想到让人家在上面留言签字。还记得我趴在桌子上写名字的时候，鹅黄色的灯光暖暖的照着我们，母亲笑眯眯的看着我说，你可要把大家的名字记清楚了，要在每个名字后注明称谓。不过，这个本子也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知所踪了。
年初三，姥姥从汉阳赶来，晚上我们围着火炉听姥姥跟母亲说话，说着说着，姥姥就抹起眼泪来了。可怜我的母亲，也开始哭起来了，离乡别井，故土难离啊。可是，她还能有其它的选择吗？在自己母亲面前，她显得是那般的无奈，这一走，她又有多少的牵挂和不舍。我那阵太傻，只会摇着母亲的手，叫她不要哭，什么宽慰的话也不会说。那天晚上，她们两人一直在说话，我就在她们的絮絮叨叨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第二天清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母亲叫起来了，两个叔叔送母亲和我们兄妹去火车站。凌晨的风很大，还好没下雪，叔叔抱着弟弟，母亲将我们的衣服拉扯好，将围巾给我们裹紧，我们出发了。
我们全家赴广州的费用是父亲单位负担的。母亲说，为公家省点钱吧。我们坐的是便宜的慢车，还是硬座。那时候车速很慢，到广州好象要两天一夜。
刚上火车，我们兴致勃勃的东张西望，列车上的椅子和茶几都是木头的，茶几上还放了几个瓷杯，上面有铁路的标志。因为是冬天，窗子一直关的很严，看出去一片雾蒙蒙的。在我们座位的对面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谈笑风生，她们用几种语言交错着说话，其中有我会听的普通话和武汉话，还有我听不懂的。现在想来，也许她们是外语学院的学生，说的是英语吧，谁知道呢。母亲直夸她们，说她们真聪明，会说多种语言。她们一见我们兄妹，可高兴了，马上过来跟我们玩，还教我们数路过的车站数目。过了大半天，我们也累了，弟弟小，哭闹着吵瞌睡，母亲就将洗衣服的搓板反过来，放在椅子旁边，让弟弟睡在上面，我们就这样坐着打瞌睡。记得快到韶关时，母亲看我们实在太累，就想到韶关转快车，可一打听，时间接不上，母亲虽然心疼我们，也没办法了。
就这样，我们一路风尘，来到了第二故乡广州。
到了广州，是晚上，站台上站满了来接车的人。父亲带着几个同事，找到我们的车厢，我们一窝蜂的跑上去拉扯着父亲，母亲则在一旁笑看着我们。那时候羊城的夜晚可不象现在这么繁华，跟武汉冬天的晚上一样，才七、八点钟，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稀稀拉拉的路灯，昏暗的照着路面，让人觉得很压抑。我们坐的是吉普车，不记得到新家的路是怎么走的，只记得路边的房子跟武汉的很不同，街上的房子大门上横装着一根根园木杠，后来，我才知道那叫“趟栊”。我还以为，我们也住这样的房子呢。
又走了一段路，我们终于到家了！我们住的机关宿舍，是一座三层的土木结构的红砖大楼，每层有24间房间。楼梯在大楼的中间，有两米多宽，明亮的梯灯，雪白的墙壁，光洁透亮的玻璃窗，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一家人在这座房子里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萝卜白菜而已
记得有个笑话，说有一位老先生请儿子的老师到家里吃饭，他客气地对老师说，家常便饭，萝卜白菜而已。吃饭时，上来的菜有萝卜白菜还有鱼和肉，老师吃完了，对老先生说，以后不要这么客气了，萝卜白菜都可以不要，只上“而已”就行了。
现在，恐怕没几个人会这么“热爱”“而已”，可我们那代人就曾经对“而已”“朝思暮想”，不可想象吧？
我们来到广州的第二年，就赶上了三年的经济困难，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出奇的大。说出来，也许很多人不相信，我一顿吃半斤饭，该是个饭桶了吧？可还不饱！父亲单位的附属农场经常给干部们分点红薯、胡萝卜之类的副食，可我们还是成天象个饿鬼一样，老是觉得饥肠辘辘。大人们说，主要的问题是缺乏油水。我要没记错的话，那时候一家人一个月的定量是二两油，怎么炒菜？只能经常用水煮。青菜也是定量的，一天不知道是几两，一张硬纸片上印着日期，就象现在有些单位的饭卡那样，买了就盖上印，虽然说是定量，可不能保证，市场每天供应的量都不够，很多人都买不到，也没得补的。学校放寒假了，母亲一早就把我叫起来，也就是4、5点钟吧，让我去排队买菜。她知道我怕黑，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街上走，把我送到市场。市场里已经有很多人了，大家都用砖头摆在地上代替本人，这样就可以来回的走动，排除夜里的寒冷和瞌睡。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那几年里，母亲千方百计，让我们填饱肚子。好吃点的东西都留给我们吃，我们让她吃点，她总是说，我不饿，不想吃。听说木瓜的树干可以吃，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节回来，将皮削掉，芯煮熟了，气味很难闻，我们谁都不吃，母亲就自己吃。母亲中午在单位吃饭，只要有好点的菜，就舍不得吃，哪怕是一片红烧肉，她都留着带回家来，分成三小片，让我们兄妹吃。在母亲眼里，我们就象嗷嗷待哺的小鸟，可我们对母亲的反哺又如何呢？真是倾尽三江水，也道不完母亲对我们的恩情。
一杯茉莉花茶
母亲去世的翌年，我到武汉出差，在舅舅的强烈要求下，我住到他家。表兄妹都来了，我们一起谈起了母亲，大家又是一阵唏嘘。晚上，我要休息了，舅舅给我端来一个保温杯，杯里装着茉莉花茶，舅舅说，你母亲以前跟我说过，你从小晚上睡醒了，就吵着喝水的。我一听，眼泪哗的就掉下来了。母亲啊，这么小的事情，您都放在心上，还告诉舅舅了。打小，我就有这么个怪毛病，一睡醒，喉咙就发干，要喝水，母亲每天都放一茶壶水在我床前的床头柜上。有时候，她晚上要开会，回到家时，我已经睡着了，她就悄悄的给我把水放好。而我因为依赖惯了，习以为常，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把水准备好，回想起来，也真是惭愧。母亲总说我是个懒丫头，其实是在母亲面前，我就特别的依赖，特别的懒惰。
手边的那杯茶，飘散着淡淡的茉莉香味，也飘散着超越时空，无限延伸的母爱。
如风飘走的梦境里，母亲微笑地看着我。回忆已留在了心底，浓缩为深深的思念。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
2003年1月清灵写于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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