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一艘重建的古商船瑞典的新“哥德堡”号，将经过一年的航行，再次前往它的前任200多年前的航行目的地——中国的广州。

　　这次航行之所以会引起全球的关注，是因为它让整个世界又重新回忆起200多年前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对华贸易历史，而那艘200多年前的“哥德堡”号则完全可以称之为传奇的代名词。

　　西来欧风

　　从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迅速的发展起来，但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相比，地处北欧的瑞典发展则相对较慢。直到18世纪，瑞典才组织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华贸易。

　　“哥德堡”号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中排名第二的大型商船，在瑞典对华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停泊在黄埔

　　1743年3月，“哥德堡”号从瑞典启航，开始了对华的第三次航行。

　　1744年1月，当船航行到爪哇时，随船的牧师霍尔穆兹在日记中，已经登记了21名船员的死亡。

　　在历时一年多时间的航行中，恶劣的环境和伤病，以及随时出现的风暴和海盗袭击，让整个航程充满了危险和艰辛。

　　航行了18个月后，“哥德堡”号终于来到了它此行的目的地，中国的广州。

　　令人奇怪的是，在目前留下的文献中，我们很少能发现中瑞交流中不愉快地记录，与此相反，其他欧洲国家这样的记录却比比皆是，这是为什么呢？

　　1745年，在和十三行商人经过一番买卖后，“哥德堡”号终于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东西，当他们准备启程回国时，船上已经装满了大约700吨的中国商品，其中有茶、瓷器，另有50多万件的丝绸、珍珠等商品，总价值相当于250万西班牙银元 。

　　同年的9月12日，在东北季风的帮助下，“哥德堡”号上的船员终于看到了自己故乡的土地，就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人群的注视下，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距码头不到1公里的海面上，“哥德堡”号竟然意外撞上了一块水下的暗礁，礁石完全击穿了船首，船在人们的注视下很快便沉没了。

　　人们对水下的货物进行了打捞，但也只打捞上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货物。

　　据说就是这三分之一的货物，不但收回了当时的投入，剩下的钱还足够再重建一艘“哥德堡”号。

　　这艘船和这段传奇的贸易历史,给哥德堡市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哥德堡”号的故事并未结束，它离奇的经历和沉在水底的货物，在以后的200多年里，不断吸引着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对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捞，每次打捞都会兴起一阵研究东方的热潮。

　　2006年，一艘耗时10年重建的“哥德堡”号将前往广州，这将是一次真正跨时代的航行，它所代表的意义除了对200多年前中瑞那段历史的怀念以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对于新时代的展望。

　　在十三行时期，通过贸易的方式，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在进行着广泛的文化艺术交流。从17世纪末开始，由于康熙皇帝的倡导以及对东方文明的向往，大批西洋传教士带着向东方传播福音的理想，航海东来。

　　西洋传教士们大多学有专长，登陆广州港后，希望以自己的才华取得进入皇宫的通行证。十三行为他们构筑了通向天朝的桥梁，使中西交流在康熙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英国首相主战演说

　　西方人初次来到中国，十三行是他们下榻的客栈，行商是他们拜见官吏的媒介。在得到进京旨令之前，商馆就是他们休整学习的场所。

　　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时期，每当洋船泊靠，随船而来的西洋人便会被安排到商馆教堂学习汉语。

　　身处紫禁城的康熙帝，对西洋科技非常好奇，经常打听洋船是否到广州，有没有西洋人的消息。一些在宫廷效力的洋人也得到皇帝的特别赏识，成为皇宫中的重要人物。皇帝身边出现了一批金发碧眼、穿清朝服饰、讲中国语言的西洋人。法国传教士以其博学多才,并能入乡随俗而供职康熙御前，成为了在华西洋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康熙帝曾先后两次派使者出访法国，拜访当时在欧洲处于极盛时期的法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为了派出使团回访康熙帝，还特意建造了载重500吨的“安菲特里特”号。这艘船先后两次抵达广州十三行，为康熙帝送来了众多科学人才。他们有向康熙建议绘制中国全图的巴多明，有翻译《易经》的雷孝思，以及翻译元曲的马若瑟。同时他们也是康熙年间全国范围内土地测量的主要参与者，当时为康熙帝所绘制的地图，可以称作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地图。

　　康熙五十四年，广东巡抚杨琳向康熙报告，十三行商馆又出现了一位年轻的传教士。他在这份奏折中提到，27岁的意大利画师郎世宁经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帝在奏折上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奏折中提到的这个郎世宁就是后来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洋画师。

　　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众多珍贵文物中，依旧珍藏着一幅当年郎世宁参与绘制的巨幅画作，这幅作品可以说是早期中西方艺术合作的经典作品。

　　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本契约，那是广州十三行代表与法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在1765年签订的“《平定西域得胜图》刊刻铜版合同”。其中写道：行商先付银5000两，如风水不顺，其费用由行商支付。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强调，务须雕刻精致，按期带到。落款是同文行潘振承等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全体行商。据清宫档案记载，为了避免海上不测，潘振承等将16幅组画分散在不同的商船运抵巴黎。

　　这项工程历时8年,当组画全部制成送抵紫禁城时，参与起稿的郎世宁、王致诚二人已先后去世 。

　　十三行商贸时期，中西间的文化交流，绝不仅限于宫廷，对于广州民间的影响似乎更加深远。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在中国的广州出现了一批绘制西画的中国人，这些画作为商品被销售给了来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和海员，然后经海上的贸易，大批流向欧洲，因此这些画也被称之为“外销画”……

　　这些“外销画”随着广州港的繁盛而存在了100多年，它们真实记录了200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风俗、地貌，是极其难得的珍贵史料。在欧美的众多博物馆中，对于中国的“外销画”都有大量的收藏。

　　从18世纪中期开始，广州十三行街区内，出售“外销画”的店铺便一家接着一家开了起来，到19世纪初，仅十三行街上，就有近30家画店，“外销画”在当时的广州盛极一时。

　　在十三行时期，很多行商都喜欢请油画家为自己画肖像，有的行商常把自己的肖像作为礼品送给和自己做生意的外国商人。18世纪末，十三行中的同文行的创始人潘振承，就曾把自己的画像送给瑞典公司的董事、哥德堡的巨商萨文格瑞。这张画像现在仍然存放在哥德堡历史博物馆内。

　　画家啉呱最为擅长的就是肖像画。有一幅啉呱52岁时画的自画像，画面上，一张生动的面孔突出在明亮的光线下，他有饱满的双颊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有力的笔触，构成了厚重的画面。由于啉呱的作品出色，曾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出10之久。

　　刘海粟先生曾指出：中国西画真正的先驱，应当是这些无名的大家，啉呱就是其中之一。

　　中外交流对于广州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许多现存的建筑上我们依旧可以找到这样的痕迹。

	英军炮轰13行

　　行商身为地方士绅，他们参与的事务并不限于与外商的贸易。他们沟通官、洋的身份，使得他们所做得很多事都是领风气之先，其中很多都有益于地方，甚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行商可以说功不可没。

　　由于广州行商的集体努力，对于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行商郑崇谦得知，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从一艘由马尼拉开往澳门的葡萄牙船上获得牛痘疫苗，在他的主持下，皮尔逊首先写了一份说明，由斯当东翻译成汉文，最终，一本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得以出版发行，这就是那本著名的《种痘奇书》，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这本书对于牛痘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1783年，一艘挂着陌生旗帜的商船，驶进了广州城外的黄埔港。对于已经有多年外贸经验的行商来说，这艘船是奇特的，它的名字叫做“中国皇后”号。

　　从这条船上下来的商人说，他们来自于一个新的国家——美国。

　　这是从这个新的国家驶来的第一艘商船。

　　这也是有关中美关系史上最早的记载。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受到了行商的极为友好的招待，船长山茂召在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的宽厚。最初，他们并不能分清我们和英国人的区别，但我们拿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时，在说明我们的人口增长和疆域扩张的情况时，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而感到十分的高兴。”

　　1785年，“中国皇后”号离开广州回到了纽约，它成功的航行轰动了整个美国，报纸纷纷登出了长篇的报道。美国人也争相购买船上的货物，华盛顿也特地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套中国的瓷器。

　　“中国皇后”号的成果，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广州也就成为了美国沿海商人发迹的重要场所。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代富豪中，因对华贸易而显赫一时的大有人在。

　　在十三行时期，也就是在“中国皇后”号首航后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来华的船只就达到了1104艘，几乎达到了英国来华总船数的一半，而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贸易额排在英国之后位列第二，而英国为了取得这样的贸易地位已经花了整整100多年的时间。

	制茶作坊

　　乾隆帝极其痴迷西洋珍宝，限定广东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成为了皇家唯一的洋玩供应地。就在“一口通商”的上谕发布后的第二个月，他便给粤海关下了一道圣旨，要求洋行“买办西洋钟表、奇异陈设等新式贡品”，所有物品“皆可不必惜费”，这一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之庞大和质量之上乘达到巅峰，堪称奢靡已极。

　　在西风东进的过程中，并不都是和风细雨的好消息，其实东西方在文化和贸易上的冲突，也在不时地发生着。随着清王朝吏治的败坏和封闭思想的盛行，这些冲突也变得日益尖锐，有时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然而，这些冲突常常是以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开始的。

　　我们能看到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给乾隆皇帝，关于防范外夷的奏本。在乾隆颁布“一口通商令”后，清王朝便开始以一种封闭，甚至是敌视的方式对待来到中国的洋人。

　　清政府对洋人在中国的生活和贸易甚至是言行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番妇不得入广州”，所谓番妇，就是指西方的妇女，一般多为船长或商人所携带的女眷。对于长年驻守广州商馆的商人来说，这一条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是极难接受的。

　　这本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清政府却大动干戈。表面的原因是，当时西方妇女的着装，有伤天朝风化，破坏了天朝的礼教，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清王朝封闭的心态，他们认为一旦番妇进入广州，以后洋人便会在广州安家落户，到时候就怕赶都赶不走了。

　　“番妇不得进城”并不是唯一让外国人难以接受的法令，还有“洋人不准坐轿”、“不得学汉语”等等，对于下级海员来说，为了避免他们喝酒闹事，清政府的规定则是：洋商平时不得进入广州城，只能住在远离广州的黄埔岛上，每月只有固定的10天可以游览广州城中固定的几个景点，这条规定同样也引来了一场纠纷。

　　有幅画曾悬挂于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演讲大厅里，它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作为被告出现在中国公堂。1807年，前去广州度假的英船“海王星”号水手，在十三行码头酒后聚众斗殴，一名中国人在斗殴中丧命。为了找出元凶，广州知府在英国商馆大厅，对“海王星”号曾在广州度假的52名水手进行审讯。行商首领和大班、船长列席。 一连几天流于形式的审讯后，没有一名水手承认参与斗殴。最后清政府选定一名表现最嚣张的水手，给了他轻微的处罚。一个严肃的命案审理，就这样玩笑一样地收场了。

　　“海王星”号事件对于官府来说并不重要，对于为该船作担保的中国行商卢观恒来说却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卢观恒在这次事件中被敲诈的巨款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洋商们却发现，本已打算退休的他，在下一个贸易季节来临的时候，仍在忙于生计，直到1812年他死去为止。

　　十三行和洋商的往来，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的，繁荣贸易下隐藏的，却是一场日趋激烈的商战，在角逐中，中西实力的对比悄然发生变化。

　　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到40%，而当时英国银行的利率水平仅在3%左右。轻而易举的暴利，高回报的前景，吸引了不少外商放债渔利。

　　借贷如慢性毒药一样，使行商陷入了恶性经营。

　　1716年，广州的贸易季节结束，大班就要起程回国了，为了避免海上风险带来的损失，他们把一笔剩余的银圆留下来对行商放债生利。此后，放债成为外商的一个获利来源。

　　明知高利贷是火坑，又是什么原因逼着行商往里跳呢？

　　从乾隆末年开始，广州外贸的流动资金出现匮乏。清廷视粤海关为种种公与私的财源。数额庞大并构成清朝税收重要部分的中西贸易税，由行商承担税收之外，铺张盛行、国用无度的清政府，又以皇帝寿辰、国家战事、河工水利、征剿盗匪等各种名目向行商勒索摊派银两。再加上贪婪的宫廷和官府的榨取，仅1773年到1832年的数十年中，洋行捐款就达400万两之巨。同时，行商自身奢侈的生活也使得资金变得更为紧张。

　　交纳关税、采办洋货、修建宅院使付出的白银不再能够投入到贸易之中。此外，广州行商订购茶叶也要现银支付，所以资金周转成为行商经营上的突出问题。

　　任何一个商人都懂得，只要货流运转，才能财源广进。要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在当时来说只有借贷一种方式。侥幸赚钱赢利，是许多贫困行商不得不选择的冒险举动，其结果就是19世纪行商大举借贷，导致了大批商行倒闭。

　　1780年，在开业的8家行商中，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欠外债380万元。他们原来借贷的实数仅为107万，经利滚利竟然翻出3倍多。

　　以“怀柔远人”为重的乾隆帝，惟恐拖欠银两被外夷耻笑，有损天朝体统，他要求刑部下令颜、张二人变卖家产充军伊犁，全部债款照原本再加一倍偿还，由其他行商分10年清还。

　　这是行商分摊商欠的开始，外商由此得到一笔意外之财。这种由行商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的连带互保制度，从此成为官府治理行商的法宝，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洋行经营中的应用，这种制度最终使多数行商债台高筑，不堪重负。行商间承担集体责任，一个行号倒闭，必定要株连到其他行商。

　　在为石中和分摊欠款时，很快就又有一家行号落难，这就是当时的商界领袖蔡世文，1796年，蔡世文财产用尽，积忧成疾，自杀身亡。

　　在洋行周转不灵、亟须帮助之际，他们面临的却是来自官方的强大需索，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行商曾集体致信公司大班，不要运来足以让他们破产的自鸣钟、音乐匣子等昂贵的洋玩。

　　为了避免中外债务纠纷导致的外商滞留中国，清政府对华商拖欠外债严加处罚。相反，洋人在欠下行商债务之后便可以任意离去。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忿然将拖欠自己货款100万的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生性耿直的广东商人，还曾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无拘无束的花旗商人在中国能够守信。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至今仍保存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内。由于越洋诉讼的困难，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到1824年丽泉行倒闭时，被告仍没有偿还欠款。试想，如果清政府能够保护本国商人信贷，如果潘长耀能索回这笔资金，也许行号就会避免倒闭境地。

　　为避免替破产同行摊赔债欠，行商潘致祥曾在1808年想尽办法脱离了洋行界，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一方是大英帝国全力支持的东印度公司，和各国的自由商人，另一方则是内外交迫的行商，此消彼长，繁盛了近百年的行商制度，此时已是举步维艰。中西方的文化和商贸交流，此时已变得危机重重，最终这些危机将以一种近似惨烈的方式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