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千年之交，《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统计了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他们大多都是世界各国的豪门望族。名单中有6个中国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无论数据是否准确，但他们都代表了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巨富。

　　在这些人中，除伍秉鉴外，其他5人我们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对于他们的列入，我们似乎也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唯独这位伍秉鉴我们却知之甚少，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被列入世界巨富的行列呢？

　　世界首富

　　伍秉鉴是清代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员，要了解这位世界首富，必须了解这个鲜为人所知的行商群体，事实上，潘启官才是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

　　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中对于伍秉鉴是这样评价的：“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十三行商馆图

　　时过境迁，当时整个行商群体所留下的遗迹已经极其有限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一些残存的建筑而已。

　　从这些建筑中很难让人相信这里曾经有过富甲天下的行商，这里曾经有过他们极尽奢华的庭院。

　　当时，行商的庭院成了画家竞相描绘的对象，从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园林的图画上，我们可以看到庭院有参天的古树，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主人之富有显而易见。在现存的著名岭南园林“余荫山房”里，我们依旧可以寻到一些当年庭院的影子。

　　“外国使节与政府高级官员，甚至与钦差大臣之间的会晤，也常常借这里进行。这里到处分布着稀有的古树，有各种各样的花卉、果树，像柑橘、荔枝，以及蟠桃。此外园子里还养了鹿、孔雀、鹳鸟，以及鸳鸯。”

　　“住房的套间很大，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名贵的木料做的家具漆着日本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个的房间。每个套间都用活动的柏木或檀木间壁隔开，间壁上刻着美的通花纹样，从一个房里可以看到另一个房间。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整个建筑群包括三十多组建筑物，相互之间以走廊连接，走廊都有圆柱和大理石铺的地面。这花园和房子可以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

　　从上面的文字记载中，我们想见当年这些行商的富有和奢华，那行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呢、他们又是如何聚集起如此巨额的财富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李国荣认为，清代共出现过三个商业群体，他们分别是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和广东的行商。两淮的盐商经营盐业、晋商经营票号、行商的主业则是外贸。但有所不同的是，行商的资产更为集中。经营长达百年的只有潘、伍两大家族。虽然伍氏家族让行商的资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真正贯穿行商历史，历尽百年的却是潘启官家族。

　　“启官”实际上是他们的商名，以“官”作为名字的一部分，在十三行时期的广州本是一种尊敬的称谓，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但初来的洋人却误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名字，结果约定俗成，以后行商都被称为某某官。

　　潘启官便是十三行历史上最显赫的家族，从这个家族的第一位行商潘振承开始，他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在广州的对外事务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其行号能绵延不绝，是十三行中绝无仅有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研究员覃波介绍说，潘振承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于康熙五十三年在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出生。潘振承年轻时共三次前往菲律宾和马尼拉从事贸易。马尼拉之行，为潘振承日后参与外洋行的贸易提供了“第一桶金”。据说这位潘启官一世能操熟练的葡萄牙语，因此与外商交易时较其他行商更有利。

　　现在，在瑞典哥德堡市藏有一幅描写行商在瑞典贸易的油画，画上的一位行商据有人考证就是潘振承。如果被证实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潘振承是最早一批随外洋船只前往欧美的中国商人。

	十三行商潘有度像

　　对于潘振承的富有和精明，在中西文献中都有着很多记载。

　　早在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编年史》 中就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启官过去两年完成了巨额的合约，所以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能力和行为。”

　　当时行商最主要的交易对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潘振承同英公司的贸易额长期居于行商首位。当时，英国输往中国的主要货物是毛织品，但令英国人痛苦的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肯购买英国的毛织品”， 因为炎热的气候让这些毛织品在广州销路极其有限，而与此相反，英国国内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却有着强烈的需求。由于毛织品盈利很少，甚至亏本，一般行商不敢多承销。然而，潘振承却长期承销其中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的毛织品。

　　从东印度公司1775年的记录中，我们终于发现了潘振承精明的计算。

　　乾隆四十年（即1775年），同文行就承销1/3的毛织品，而交售较多的丝茶。次年，该行又承销1/4的毛织品及其他进口货，价款为8万多两，而同年，英公司付给他仅生丝和武夷茶合约的预付款就将近16万两， 这笔合约实际数额远超过这个数目。可见这笔交易对于潘振承来说是相当划算的。

　　为了维护行号的信用，潘振承对英公司每年从伦敦退回的废茶都如数赔偿。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同文行退赔的废茶达1402箱，价值超过10000银元。从潘振承开始，在行商中退赔废茶成为惯例。

　　为了能保证自己茶叶的品质，潘振承在茶产地武夷山拥有大量的茶园，在当时的欧洲，只要贴有“同文行”以及后来“同孚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象征，就可以卖出高价。

　　除了茶叶这个最赚钱的商品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潘振承几乎垄断了与英公司的生丝贸易。这种垄断是通过击败其他行商的竞争而获得的，他以能提供保质保量，而且价格优惠的商品而在外商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了完成合约，潘振承常派他的儿子直接到内地采购生丝。

　　潘振承可谓经营有方，生财有道，但与此相对，他也承担了许多压力。

　　17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留下这样一段描述：“12月2日，新任的海关监督阻碍工作的能力实为惊人，他决定禁止每艘船输出生丝超过100担，无疑，他企图迫使潘启官向他行贿，而潘启官准备不再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然而，12月11日，潘启官通知我们，他已经拿到了大量输出生丝的准许，他为此又付出了4000两银子。”

	同文街

　　对于在外贸上享有垄断地位的行商，他们和官府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必须时时面对官员对他们的勒索。同时，他们也在不断用行贿的方式，维护他们享有的特权。

　　随着输出商品数量的加大，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外洋驶来的船只，常携带大量的白银以购得中国的茶叶、丝绸等货物。但长时间大规模的外贸，外洋商人日渐感觉到了白银的紧缺。潘振承一直同外商有大量的资金往来，为了稳固甚至继续扩大自己的贸易地位，他逐渐认识到必须接受这种新的变化。

　　1772年，他成为了广州第一个接收伦敦汇票的行商。这是十三行商人接受西方新事物的早期事例。而能够灵活应对形势的变化，这也成为行商区别于同时期其他商人团队的一个重要特征。

　　由于清代中国轻视商业的社会风气，行商即使在取得巨额财富后，依旧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因此，广州的行商常花巨资为自己捐买顶戴，知名的行商通常都能捐来三品以上的蓝顶，但行商自己比谁都清楚，这些顶戴名不副实，关键时刻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潘振承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潘振承在事业成功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后代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为其家族日后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潘振承的次子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及第。后任内阁中书，参与了《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他是潘氏家族定居广州后最早考取进士的人。一个商人家族出了进士，意义重大，这就意味着他们从此可与地方士绅密切交往，跻身于士绅之列了。

　　潘有为在任京官10余年后，回到广州，赋闲家中。从此，潘有为成为潘家与官府打交道时一个可以从中斡旋的人才。

　　不过，在外国人的圈子里，潘有为的名气远远不如他的弟弟潘有度大。有了父亲在商业上打下的良好基础和身居官场的兄长的鼎力支持，潘有度与他父亲一样，成为了行商之首，并且他还是行商中颇有个性的一位。

　　潘有度首先是一个具有很强求知欲的人，他喜欢和外国人讨论航海的问题。在他的洋行内，保留了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甚至有些地图是探险家刚完成，还没有在欧洲出自版的。潘有度还曾和他的外国客人谈论拿破仑战争，这说明他对欧洲时事有着相当的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少见的，而外商却颇为欣赏他的这种个性。1819年在他已经步入晚年的时候，他被美国麻省农学会吸收为会员。这种求知的兴趣，当然不仅是有助于获取与外国人来往时的谈资，而且也使得潘有度对于时势的变化有了敏锐的洞察力，商场如战场，如此便有了更大的决胜把握。

　　在与官方的交往中，潘有度并不是一味地忍让，甚至曾经与其顶头上司——海关监督发生了正面冲突。1800年前后，海关监督佶山要求取消对呢绒行用的豁免，想乘机进一步盘剥行商。潘有度此时是“行商首领”，面对海关监督的无理要求，他据理力争，使佶山一时无计可施。1801年，北京永定河水灾，佶山以捐款赈灾为由要行商捐款25万两，按比例，潘有度要摊分5万两，而佶山却以抄家为要挟强令潘有度再单独捐50万两。潘有度多方考虑后，只肯给出10万两。佶山恼羞成怒，写奏折污告潘有度，形势已到了万分危急的境地。

　　但对于佶山的做法，广州的其他地方大员也深为不满，最终佶山只好派人半途把奏折追回。这件事情最终由于新的粤海关监督上任而解决，新的监督将那10万两银子当面退还给了潘有度，而佶山离开广州时，从总督到巡抚地方大员无一人前往相送。这次封疆大吏和潘有度之间的冲撞，竟以潘有度的“胜利”而告终，可见潘有度处事之能力。

　　这次的冲突，潘有度侥幸逃避了官府的盘剥，但身为商总，难免有如履薄冰的感觉，麻烦与危险，时时如影随形。因此，在他当商总之后没几年，就已经谋划着要退出行商，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并且据说在向官府捐献了50万两白银后，他退出行商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同文行的故事就此完结了，但是潘家的故事还要延续，以后潘家重操旧业，创办同孚行同样也有不俗的业绩。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潘家同文行独领风骚，随后不久，伍家的怡和行后来居上，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伍家似乎要比潘家更精于投资之道，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1834年时，伍家自己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有人估算这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就是这个数字，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伍国莹被外商称为“浩官”，这个商名也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了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1801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鉴继承伍家怡和洋行的业务。他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世界首富之一。正是他使怡和洋行成为了行商中的佼佼者。

　　伍秉鉴被西方商人认为“诚实、亲切、细心、慷慨，而且富有”，英国人称赞他“善于理财，聪明过人”，但是又说“他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怡和行商伍秉鉴

　　据说他有一个红色的顶戴，但他从不在公众场合戴出来炫耀，只是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偶尔穿一下。与潘有度不同的是，他身上的文人气息并没有潘有度那样浓重。不过，他在商业上的才华比潘有度却是毫不逊色。对于伍秉鉴真实的性格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但正是由于他复杂的个性，让他成为了十三行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有众多关于伍秉鉴的趣闻逸事在外商中流传，其中一个故事，使他成为了中国商人慷慨大方的象征。

　　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了出来，对波士顿商人说：“你是我的第一号‘老友’，你是一个最诚实的人，只不过不走运。”说着他就把借据撕碎，向对方表示他们之间的账目已经结清，对方可以随时离开广州回国。

　　要知道，7.2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当时一艘远渡重洋的中型海船所携带的货物总价也不过10万左右。伍秉鉴的这个举动让伍浩官的豪爽名声在美国脍炙人口达半个世纪之久。

　　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

　　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在中国，福布斯以贩卖茶叶为生，还认了一个义父—— 当时的商界领袖伍秉鉴。这层关系让他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的投资。福布斯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一门新生意——修铁路，并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与其他行商不同，伍秉鉴很愿意尝试新的投资领域，他买有美国的证券，向美国的铁路建设投资。多方面的投入为他换来了更多的收益。

　　美国商人也把他看成了行商中最可靠的人，尽管他生意太忙，收费较高，仍乐意同他交易，因为在时间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他能够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的期票中，算出利息是900多元，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

　　伍家除了和美国商人关系密切以外，同英国行号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伍家的“怡和行”在中外商界都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英国行号查顿·马地臣行其中文行名就借用了伍家“怡和行”的老字号，称“怡和洋行”。

　　伍家父子既是封建官商，又依靠同西方商人的贸易发财致富。他们同外商联系最为紧密，伍家能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在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贸易额达数百万两白银。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银行家”和最大债权人。东印度公司负责人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大量的存款和金银交给伍秉鉴保管。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也向伍家借贷。

　　到19世纪中期，伍浩官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山(武夷山)、店铺和巨款，而且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等，他的富有在当时举世瞩目。西方学者称其为“天下第一大富翁”，怡和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随着商贸活动的广泛开展，语言不通成了阻碍商贸开展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长达百年的十三行历史中，中国商人到底是怎样和外商进行交流的，那些动则数万的大宗生意又是怎样完成的呢？

　　在伍秉鉴撕掉那张7.2万元借据时曾说过一段英文，这段话成为了在外国商人中广泛流传的名言。

　　这几句话虽然是英文的读音，但语法却完全是中国化的。

　　当时伍秉鉴是这样说的：You an I are No.1olo flen，you be long honest man，only go no chance。(你是我最好的老朋友，人挺实诚，只是运气不好。)语毕，伍浩官撕掉了本票，继续说：Just now have set tee counter，all a finishee；you go，(现在债务一笔勾销，你回国去吧)。

　　伍秉鉴所说的就是奇特的广东英语。

　　18世纪初，广州商人创造了一种古怪的语言，叫做广东英语，此后它变成中国贸易的通用语，在广州口岸流行。“广东英语”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进行商业交流的独特语言。

　　南中国商人巧妙地运用听惯的外国单词，依照自己的语法习惯来表达他们的意思，创造出这种奇特的广东英语。在十三行商馆附近的书店，畅销过一本名叫《鬼话》的小册子，相当于今天的英汉词典。其中每个英文单词的注释后，都用汉字标出该单词的读音，如“今天”today用“土地”表示；“夷人”man用“曼”表示。在广州的外商惊叹道：这些能把外国话创化成一种当地语言的人，应该被奉为文字之神。

　　季节性的贸易，使各国商人登陆广州。在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各国商馆的负责人，他们被称为大班，他们不但要像船长一样熟悉航海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对中国的商品，乃至人情世故有着全面地了解。他们直接负责买进卖出，公司的盈亏和他们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商务的旺盛，大班成为了本国商业与外交的全权代表，同样他们也成为了十三行商馆中长期居住的侨民 。

　　然而，从乾隆年间开始，广东官府就把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作为一条加强防务的措施。那么，在这个贸易的淡季，大班这些各国商馆负责人又是有将去往哪里呢？位于珠江口外，据广州城水路300里的澳门半岛，是个依山环海、风景如画的地方，所有驶往广州的洋船，都要先在这里雇请引水员，取得粤海关的行船执照，才可以进入黄埔湾停泊。在贸易淡季，大班不准居住在广州，他们便在每年年末都从十三行商馆来到这里居住休闲，等候下一贸易季度的来临。所以，澳门是广州港的延伸，是西方商人往返广州的驿站，澳门也因此得以不断发展。

　　在澳门的南湾海滨，我们现在可以找到当年东印度公司大班的住宅。而人们看到的一所中学就是在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的基础上建造的。

　　广州的商馆前有一条专门通往澳门的航道，这是珠江上的一条宽阔的支流。 每年驳船从商馆驶向澳门，船队浩浩荡荡，成了每年年末的一个壮观的景致。

　　在十三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不但造就了繁荣的外贸和富有的行商群体，同时在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等交流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6年，一艘重建的古商船“哥德堡”号将从瑞典出发，重新访问它昔日的目的地广州，这将是一次跨时代的航行，它将使我们再次回忆起十三行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不平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