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是骤然而至，对英国却是蓄谋已久。人们不禁要问：200年的通商贸易为何彼此要以兵戎相见呢？17、18世纪东方贸易中心的群体、广东的十三行何以变成了19世纪中西关系危机的焦点？富庶天下的行商家族，为什么会骤然倒塌呢？

　　落日挽歌

　　英国人来华之始便布满了杀气。

　　18世纪初始，英国在华贸易已超过其它各国的总和，对广州的通商条件，英国人十分敏感。

	19世纪十三行同文街一景

　　英国来华船只与日俱增，对华贸易在不断扩大，而令英商不愿接受的是广州的通商限制：交易对象仅限于几家行商家族，西方商船别无选择。

　　与中国官僚打交道时所遭到的日复一日的挫折，使他们难以忍受，官府粗暴专横、多方留难，不知数额的勒索往往要高出正常税收数倍之多。海关税收上的纷乱随意，不合理的烦难手续，使极端重视契约的洋人惊骇不满。天朝官吏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由行商转禀。

　　华夷秩序的尊卑仪制，使中外隔膜日渐增多。

　　面对日益增强的改善通商环境的呼声，东印度公司又将如何去做呢？

　　距洪任辉北上之后30余年间，英商一直在沉默和适应政策中积蓄着不满。他们抱怨没有法国传教士进入北京的那种有利条件，于是决定派使出访。使团选择了一个容易打动清廷的理由——为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寿辰，而掩藏在后面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商业要求。

　　1792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马戛尔尼对这次出访充满了信心，在谈妥了金钱、爵位和权利三项条件后，他踏上了来华之旅。

　　1793年，清政府为远道而来的祝寿者给予了热情接待。但清廷只有贡国宗藩意识，并无外交理念，在觐见时，因马戛尔尼拒绝磕头，而使乾隆感到极为不快。当马戛尔尼提出开口贸易等6条要求，拟与清政府会谈时，乾隆才恍然大悟，盛怒之下，乾隆拒绝会谈，只下达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敕谕，重申了不可动摇的闭关意向。

　　两个世界的对话成为一场失败的碰撞。

　　1816年，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已增加了4倍。战胜了拿破仑后趾高气扬的英国，又提出派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此次同样是为了东印度公司的利益。

　　当时广州商馆的翻译人员为此事被抽调一空，潘启官、伍浩官匆匆赶来，他们提醒到来的使者，“皇上不会欢迎你们到北京的”。 果然，使团又因拒绝叩首，这次连嘉庆皇帝的龙颜都未曾见到。交涉均因体制关系搁浅，英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靠外交手段打开中国大门是难以奏效的。

　　邦交途径阻隔不通，垂涎欲滴的需求又无法遏制。

　　于是，英国在贸易范围内绞尽脑汁地寻找回天之术。

　　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商找到了一种能够全面改变现状的商品，它不是来自于西方，而是来自于印度殖民地，这个商品就是鸦片。他们决定用这些毒品来换取自己失去的商业利益。

　　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英商已变得不择手段，哪怕明知这种方式是卑劣的。

	1842年8月29日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英国依靠鸦片输出榨取中国的白银，重建对华贸易结构，不仅使他们的贸易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一举变为顺差，而且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鸦片改变了白银的流向。1792年到1795年英中进出口贸易总额，已显示出东印度公司由逆差转为顺差的地位。

　　对于鸦片的依赖，使很多中国人变得欲罢不能。

　　白银外流、人民疲弱、军纪败坏、吏治腐败，鸦片很快便成了这个古老帝国身上一个巨大的毒瘤。

　　很快清政府便意识到了鸦片的危害。在禁令下，鸦片不能从正常的海关渠道进入国门，于是黄埔、零丁洋一带就成为走私的基地。珠江三角洲各港口直至广州城，鸦片走私已变得无孔不入。

　　在大鸦片商查顿看来，鸦片买卖是“世界上最绅士的投机生意”。清政府在禁止鸦片走私贸易上，越发显得力不从心。

　　作为中外贸易的前沿，十三行外洋商馆成为鸦片非法经营的基地，这里就有英国大烟贩查顿、颠地等开设的洋行。这时，一个问题变得无法回避，那就是十三行商人是否也参与了鸦片贸易呢？这是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同时也是行商在历史定位上处于尴尬境地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从现有的清代档案看，清政府有关查禁鸦片的案例中，并没有行商参与买卖鸦片的记录。政府对行商最重的处罚，就是1821年道光帝以“知情不报”的罪名，给行商首领伍敦元以摘去三品顶戴花翎的制裁。

　　那英方的档案又是如何记载的呢？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是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1782年，大班唯一交易的途径是澳门商人先官和一些自由商。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

　　令人奇怪的是，面对鸦片走私的高额利润，从事中西贸易的行商为什么不愿做这种生意呢？

　　这是因为鸦片会给他们召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年，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浩官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000两，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

	茶叶装箱外销《海上贸易二千年》

　　作为由官府认定身份的人，根基雄厚的行商不会冒身家性命之险违法犯案。在禁烟期间，官府规定，所有入口船只必须由伍浩官等四家行商承保，保证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没有装载鸦片。理由是，四行都是殷实富户，不会置身家性命于不顾。1821年，行商曾致函大班：“鸦片买卖事关身家性命，不得已必须秉公而行”。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鸦片贸易是一种在行商体制外的走私活动，一些夹带鸦片的商船不敢贸然进入口岸，往往在珠江口外卸货交易，这在十三行的贸易范围之外，是行商无法控制的。

　　但行商与外商有密切的业务关系，面对泛滥沿海、波及全国的鸦片贸易，十三行商人不可能成为毫无关系的局外人。直到今天，我们依旧无法排除他们知情不报，甚至是暗中参与的可能。

　　就在东印度公司用鸦片打开中国市场的时候，1833年，公司在华的通商专利被取消。海洋的辽阔，容不得垄断的长久存在，在英国自由商人的强烈抗议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历史上彻底消失。

　　1834年，第一艘不属于东印度公司的自由商船向中国驶来,从此自由商人成为了中英贸易的主角。

　　东印度公司时代，主要着眼于商贸利益，在与天朝体制的冲突中，本着求取妥协的策略，故与十三行能长期和平共处，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公司解散之后，活跃的自由商人立即使中英间的贸易摩擦进入到了激化的层面。

　　在日益强大的国力支撑下，英方一反以往的屈从态度，冲突很快便发生了。

　　1834年，英国政府派出首任商务代表律劳卑驻华，取代原有的公司商馆负责人大班，新上任的律劳卑拒不承认行商是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惟一沟渠。当他撇开前来接待他们的伍浩官，决定直接致书广东官吏时，两广总督卢坤认为这样的举动是对自己的巨大侮辱。

　　这种外交方式，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邦交观念所绝对不允许的。盛怒之下的卢坤下令封商馆、抽退仆役，断其食粮、停止贸易 。

　　经过长久的酝酿和对两国的实力进行了一番比较后，英国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们认为武力已经是改善通商条件唯一可以使用的方法 。

　　1836年,在欧洲的出版物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把和外人贸易的场所限定于一个狭窄的地方，并使它受着这么多的约束，是一件憾事。我们不需大动海军，也不需多费钱财，需要的不过是几只中等的军舰，带着一份拟就的条约稿本，直接到北京去。”

	潘振承

　　战争变得一触即发。1839年初，林则徐奉命赶往广东查禁鸦片 。

　　到广州后，林则徐传讯行商伍绍荣等，命令行商督促外商限期呈缴鸦片。这一年的夏天，林则徐冒着酷暑在虎门海滩指挥销毁鸦片。鸦片贩们种种发财的梦想随浓烟而去，长久以来的不满都被集中在了这位大清国钦差大臣的身上。

　　经历了18世纪及19世纪初的扩张战争，英国成了最大的海上帝国。有了这样的军事后盾，他们觉得历年在广州所经历的现在不能再忍受了。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国内屡屡出现鼓吹强硬路线的舆论。查顿从广州商馆逃出，携带在华搜集到的军事情报回到伦敦。回国后，他便成了说服首相巴麦尊和煽动政府发动鸦片战争的核心人物。

　　两国的冲突开始加剧。

　　1840年6月，英国东方远征军到达珠江口外，鸦片战争轰然爆发。这场近代中西碰撞的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巨大而且深远。

　　此时的十三行处在中西关系的漩涡中，成为矛盾冲突的焦点。鸦片战争令中外反目，由于从一开始便与洋人交往，十三行商人便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

　　虎门地处珠江入海口，是出入广州的门户，其地势最有利于凭险防守，历来是海防的重点。

　　早在康熙年间，清朝当局就利用这些天险陆续建筑炮台，使虎门如虎添翼，但1834年律劳卑令英舰闯过虎门，直抵黄埔，证明这些炮台已失去防卫能力。

　　第二年，关天培调任广东水师提督来到虎门，经考察发现沙角、大角之间相距1000丈，两边炮火均不能打到中线，只能做报信使用，虎门横档屿是洋船进入广州的咽喉，他设想在横档与武山之间激流中铺设铁链木排，防止洋船通过。

　　由于经费缺乏，难以实施，使他一筹莫展。1838年，横档屿工程终于可以开工。这是因为行商伍绍荣等情愿捐资10万两白银。

　　两道宽大的铁链木排在江面最窄的地方铺起，铁链的两段安于山脚下的石槽中，这两道铁链木排使虎门的防守能力大增。

　　当1840年6月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防御，竟无计可施 。

　　战争是武器的搏杀和军事的较量，潜在的是综合国力和民族觉醒力的比较。为了增强远洋贸易的能力，西方国家无不尽力发展本国的造船业。1731年，英国政府规定，造船材料均免关税，商船可以安装军事装备保护自己，集中体现了国家对商人的扶助。许多国家都把民船看做是国家海上力量的组成部分，因为民船一经征用，就能成为战船。倘若战时中国有性能良好的商船，即使战船无用，仍然不乏抵抗力量。

　　然而，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采取以禁为防的海洋政策，使得中国船只在规模和装备上都受到严格限制，中国商人无远洋的安全保障。难怪当时西方海盗声称“一只小艇就可以毫无困难地抢劫中国船只”。将自己隔绝于海洋之外，使清代中国的航海能力从明代世界的领先地位迅速地跌落了下来。

　　1815年，一位波士顿商人提登应邀到潘有度别墅做客，曾见到主人收藏的一些当时最佳的世界地图和航海图，在英文地名旁还标有国家、城市与海港的中文名字以供使用。潘有度为自己不能像父亲潘振成早年那样，拥有自己的商船出海贸易而感到遗憾。

　　为改变广东水师装备，增强作战力，洋行众商率先捐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制造大炮、战船、水雷。行商潘世荣等曾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轮船，道光帝得知后在谕旨中说：“广东曾捐造大船一支，颇能驾驶出洋。该省洋商内如有深悉造船之法者，留心访察，加以激励。”

　　伍敦元、潘仕成等还出资购买和仿制美式夹板船，这是我国最早购置欧美兵船的实例。商业财富、西洋理念与保家卫国的动力，使行商潘仕成精于英美兵船的仿制，引起朝廷重视。

　　1841年道光下谕：“潘仕成所捐的船只坚实得力。以后一切制造事宜都由他办理，决不允许官吏插手。”

　　不久潘仕成耗资2万两白银造成了这艘美式战船。他奉旨著述的《攻船水雷图说》，配有插图30幅，被编入一部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名著中，这就是魏源的那本著名的《海国图志》。 十三行商人作为近代国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最早实践者，在借取西洋先进技术上，比洋务运动要早了整整20年 。

　　战争期间，英军所到沿海城市皆直如破竹，只有广州一城英军不攻而退。

　　然而，当时的广州城并不是固若金汤。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内情呢？ 1841年5月，清政府的妥协撤防，使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准备发起总攻。守城将军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 ——令行商前往调停，奕山命行商伍绍荣随同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讲和。

　　在城外，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义律以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限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赔款为条件，答应退至虎门炮台以外。随后，一纸《广州和约》终止了一场即将开始的血战。

　　这600万元赔款，实为广州城的赎金，其中十三行商人共出资200万，伍氏家族所出最多，计110万元。伍秉鉴对于这110万的付出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但他只能无奈地使用精神安慰法，把奉献巨款作为转换风水的方式。他如此分配这笔钱：80万元保佑洋行生意兴隆；30万元保佑儿子孝顺。

　　由于是广州地方自酬款项，奕山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他乞降讲和的真相，一份“外洋事务已经安定”奏折被送进京城，让道光皇帝欣喜不已。

　　行商在沟通华洋方面最有争议的，就是这次赎城之举。

　　洋行商人实际是鸦片战争中捐献最多的团体，也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其第四至第七条规定，中国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显然没有支付能力，由于“广东之富扬名于天下”，又是鸦片战争的主要战场，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

　　道光帝决定让十三行商人就地筹款。1843年春天，广东官府传集怡和行行商伍绍荣等，要求追索300万银圆，限全体行商6日内全数交清。这次赔款，怡和行伍绍荣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这也成为了行商团体的最后一次捐献。

　　战争为英国推翻行商制度提供了契机。《南京条约》中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这个条约最终为十三行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这正是英国人在一个世纪前的愿望，他们如愿以偿。

　　广州不再是惟一开放的口岸，行商已无法管理对外贸易。广州十三行，这个17、18世纪繁荣的商贸旺地，在19世纪中叶终于成为社会危机的牺牲品。

　　1856年，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12月15日深夜，炮火将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化为灰烬，行商各奔东西，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一些精明而善于冒险的商人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一个新辟的通商口岸，这就是上海。他们带着大笔财富北上，成为上海开埠的先行者。如今，追溯上海由小鱼村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埠，第一批开拓者大多是广东商人。

　　十三行地区一夜之间变为废墟，占领广州的英国人开始物色更好的商务基地，他们选中了原十三行以西的一个沙洲——沙面。

　　如今的十三行，只剩下位于广州市城西的一个街名，但长达百年的十三行历史，对于广东乃至中国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正是长时间的海外贸易和开放的局面，给了广东得天独厚的优势，使近代的广东无论在思想、科技、文化处处都能领风气之先。开放的局面，也使得广东人才辈出，最终让广东成为了近代新思想的启蒙地，和革命浪潮的发源地。

　　对于商业精神的沿袭，更是根深蒂固，直到现在，我们依旧不难发现广东商人忙碌的身影。

　　如今的广州，仍然是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