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广东十三行”，几乎不为今人所知。

　　这个在人们的历史观中被严重忽视的商人群体，经营了大清王朝全盛时期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一度在中国中西贸易的舞台上非常活跃——当大清国不得不向外面的世界推开禁闭已久的朱红大门的一丝门缝时，他们就成了掌管这道缝隙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那时，这些中国商人被西方世界认为是18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开启的帝国南门

　　在18世纪的南中国海，当时的人们会看到海面上航行的17世纪最先进的三桅帆船，它们从欧洲出发，要经过一年的航行才能到达广东。航海的人们不仅要躲过好望角的巨大风暴，还要逃离马六甲海峡中海盗的劫掠，他们往往以高达20%的减员的代价完成漫长的远航。虽然代价高昂，但在当时，每年都有上百艘像它们一样的远洋航船，从欧洲出发，排出重重险阻来到中国。

　　1683年的大清帝国刚刚收复了台湾，就在收复后的第二年，对西方世界同样抱有强烈好奇心的康熙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萧条的经济，下令废除明朝以来施行的禁海令，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

　　既有前所未有的商机，又逢极佳的经商环境，这些都注定了这片海面将不再平静，东西方之间建立频繁的商贸联系，已变成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强大趋势。

　　然而，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在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时，官员们常常是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

　　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外贸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外贸手段了。1685年春，正是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就在大批洋船就要到港、贸易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广东的官府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解决方法。

　　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十三行”开始慢慢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在以后的岁月里，洋行的数目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了这个商人团队的固定称谓。

　　就在清政府试探着敞开国门，为海外贸易划出一块地盘的时候，大洋彼岸对于海外领土和商贸特权的争夺，也日渐明朗。

　　英国成为了这场争夺最后的胜利者。

　　当时驶往中国的商船堪称是英国最大型的商船。

　　到1757年，大清国的统治者已经变成了乾隆皇帝。在开关后数十年的时间里，所有的中西商贸似乎也在以它既定的轨道向前发展着，然而，就在这一年，一条从紫禁城中发出的上谕却改变了一切，形势立即紧张了起来。

　　大清国的乾隆皇帝宣布：关闭沿海各个海关，仅留广州一口通商。

	1807年，广州商馆区

　　除广州外，沿海各地实行禁海，措施强硬，态度异常坚决。中西方所有的商贸和政治、文化交流，瞬间便集中到了广州一地。

　　为了接近江浙的丝、茶产区，增辟新口岸，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通晓中国事务的人员,乘船驶抵康熙年间曾一度开放的宁波口岸。从康熙年以来，虽然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由于贸易量有限，其实外洋商人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其他三口无论在来华船只数量上，还是上缴税收上都远远无法和广州相比。但随着英国贸易需求的扩大，它们已不再满足只在广州一口贸易了。

　　英船忽然闯入海滨要地，引起了乾隆乃至整个中央政府的巨大震动。为了阻止英船北上，乾隆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加重宁波关税。然而，这一不禁自禁的策略并未奏效……

　　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面对英商急于打开中国内地大门的试探，乾隆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让他们通知外洋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地停泊贸易，并指出“如此办理，来浙江的外洋船只，就会永远禁绝，从此就不用再担心浙江的海防了，而且这样对于广东的民生还会大有好处。”

　　这就是被后人常常提到的那个著名的“一口通商”的上谕。

　　此举堪称清代外贸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动，使中国的闭关锁国和十三行独揽外贸持续了85年，直至鸦片战争爆发。

　　为什么粤海关、广东行商有如此特殊地位，以至于乾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在南国留下这样一块开放的特区呢？

　　首先，乾隆重视的是粤海关与粤商的利益，由于广州是对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四海关开放时期，实际上80%以上的洋船都泊靠于广州港，说明当时主要的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其它三处仅是陪衬而已。

　　更重要的是广州拥有成熟的洋行制度和经商人才，这是其它口岸所无法企及的。乾隆在给沿海总督的上谕中明确指出：“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靠洋船谋生，并不仅仅只有那十几家行商。”可见广东商民对海洋的依赖，他是了如指掌的。然而，仅仅是因为上述原因吗？

　　在北京的故宫，位于慈宁宫对面的清内务府旧址，乾隆帝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就隐藏其中。粤海关的巨额税收，是皇家内务府的重要财源，而内务府恰恰是负责皇家宫廷生活的，正因为这样，作为粤海关最高官员海关监督，历来都是由皇家内务府的神秘人物出任，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甚至可以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可以说，粤海关的税收和财务直接牵动着宫廷生活命脉。粤海关有如此突出的地位，统治者的倾向和取舍也就不言而喻了。

	18世纪时的清水师战船

　　除了利益划分的需要，地理形势也是乾隆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乾隆在上谕中说：“虎门、黄埔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

　　对于清政府这个精心思量后所做出的“一口通商”决定，英国又将如何应对呢？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甘心。他们多方活动，希望改变局面。1759年，东印度公司决定派“中国通”洪任辉北上天津，向乾隆帝控告粤海关贪污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希望借此能达到扩大贸易的目的。虽然清廷受理了此案，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洪任辉被遣送澳门圈禁3年。膨胀的贸易胃口带来的却是缩小的通商关口，清廷的既定政策没有丝毫退让，英国公司的目的化成了泡影。

　　两广总督李侍尧呈请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这个规章既明文规定了洋行商人对中西贸易的惟一经营权，又赋予他们管束外商行为的责任，这是十三行商人全面管理外商的开始。

　　承载着清代全盛时期中西贸易的十三行是什么样的呢？

　　十三行在地理上包括中国行号与外国商馆两个区域。中国街区有一组宽敞的中式建筑，里面有很多房间和庭院，并且设有行商公所，由政府选定家资最富、最有声望的人担当行首，被称为总商。

　　几条中国街巷布满了店铺，每天都是人群熙来攘往的景象。

　　在十三行街区内紧邻中国行号的是各国商馆，这里是供洋人经营、居住的地方。商馆在外观建筑、室内装饰及生活方式上都带有异域风情。各国国旗每日在商馆广场前升起，这里俨然是一个世界商务机构的博览会。木板平顶型的中国行号与拱形廊柱式的西洋楼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中西合璧的人文景观。美国商人亨特曾描述当年的洋馆“布置豪华，待客奢靡，宴会厅极为宽敞”。

　　1830年，英商在英国下院听证会上表示，广州是世界上通商条件最好的口岸之一。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加方便。在十三行居住过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记述道：“账房先生很机智，计算迅速而且准确。行号办事敏捷，有次序，打包整齐，手法灵巧，这是中国人的特点。”

　　商馆的巨大仓库设在西面的沙面和珠江南岸，起卸货物井井有条

　　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种贸易上的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盛清时期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在目前留下的记载中，常常把十三行商馆描绘成为“金山珠海，堆满银钱”的景象，那么十三行时期商贸繁荣的程度，是否真是人们描绘的那种景象呢？

　　1822年的一场大火持续了7昼夜，大火中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竟流出了一二里地，仅此一场大火就烧毁了商馆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务，凭此我们可以想象全盛时期这里的华贵景象。

　　每年春夏季节，各国商船乘着季风来到广州，在此之前他们往往要经历长达10个月的航行。

	18世纪至19世纪广州十三商馆前的市集

　　首先会有官员上船查验。商船的船长通常会递上一杯酒，或送上一盒当时刚刚发明的火柴，在官员“顺风顺水”的祝福中，船就可以进入黄埔港了。

　　广州城外珠江航道上的黄埔港，河面开阔，水深适宜，是海船停靠的优良港湾。直到今天她依旧保持着物流运转的繁忙景象。

　　这里有供外国海员生活的长洲岛和深井岛。经过从欧洲到这里的长途航行之后，这里还提供船只的修理和海员居住的地方，可以说这黄埔岛上的居民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他们充当买办、装卸工、铁匠等等。近百年十三行的商贸繁荣，在这里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现在这里仍保存着当年客死中国的海员的墓地。

　　船在黄埔港靠岸后，船长和商贸的负责人——大班就会乘小艇前往广州的十三行商馆区，在这段航道中每艘船都会经过三座佛塔，分别是莲花塔、赤岗塔、和琶洲塔，他们通常被外国船只作为航标。经过历代的整修现在它们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成了这段传奇商贸历史最好的见证。

　　船长和大班离开后，船员也可以离船活动了，在广州城中规定了几个景点他们可以去游玩，海幢寺就是当年船员必到的景点。现在海幢寺内的大雄宝殿依旧保持着当年的景象，殿内的三尊佛像，给当时的海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形象也被记录在了海员们所绘制的图画中。

　　在到达十三行商馆区后，大班通常会挑选合适的行商为自己的船只担保，同时，还要通过行商收购自己带来的货物，并且为船只回航采购相应的中国商品，当然，行商还负责为相应的商品上缴税银。

　　美国商人亨特在书中写道：“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那么，到底是什么商品在吸引着这些外国商船不远万里，携带大量白银来到中国呢？

　　在这些商品中，最具有诱惑力的首先当数茶叶。

　　茶叶是18世纪国际贸易最重要的货品。17世纪，中国茶叶与阿拉伯咖啡一起登陆英伦，茶叶作为礼品赠送英国女王，据称它“香味隽永作用柔和”，使咖啡黯然失色。但茶价异常昂贵，有“掷银三块，饮茶一盅”的说法。以后，茶叶神话般地征服了英吉利民族，在苏格兰，最卑微的家庭都要饮茶，英国每个家庭平均每年要用十分之一的收入购置茶叶。

　　以1761年为例，东印度公司与十三行交易的总货值中，茶叶就占到了92%，茶被视为东印度公司商业王冠上最贵重的宝石。有人说东印度公司的成熟期就是靠茶叶喂养的。

　　由于中国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给茶叶提供了最佳的生存环境，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长期订购北纬27度到30度之间出产的中国茶。与广州洋行相连的茶区，成为早期国际经济协作区，出现了茶叶加工、包装、收购、运输的商业交易网。外商、行商、内地商帮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形成外贸流通的金三角。

　　十三行贸易季节随每年五、六月新茶上市开始，这时西南季候风把洋船吹送到口岸，七、八月间内地茶叶运抵洋行货栈，九、十月海上东北季风盛行，正是洋船满载，扬帆西归的时节。这天时地利的完善结合，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似乎是中国的龙和他们的上帝的特意安排”。至今，广州仍保留着每年举办春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传统。

　　广州本非产茶区，作为十三行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茶叶加工业兴盛起来。与十三行隔河相对的珠江南岸是茶商们的制茶基地，这里精细的分工，使前来考察的英国公司验茶员惊叹不已。当时伦敦的一位植物收集家来到这里，看到“这些茶行都是宏大宽敞的两层楼建筑，下层堆满了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名妇女和儿童，从事拣茶分类的工作。”

　　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1816年，行商提供的茶叶在伦敦拍卖会上出售，竟分为21种价格等级。正因为这样，十三行涌现出了一批享誉海外的国际名牌茶叶。行商伍秉鉴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色种茶，标以最高价。以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

　　除了茶叶，西方人对于东方的丝绸同样抱有一种赞美甚至迷恋的感情，“丝绸之路”也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的代名词，直到18世纪仍是海外通商的原动力。

　　十三行将这些财富装上开往西方的航船，向世界各地传播着东方的文明。

　　18、19 世纪，中国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

　　十三行出口的丝绸，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广州加工完成的。当地的丝绸商人可以及时了解各国商人的需求，按照样品进行生产。于是，乾隆年间专为出口服务的丝织业在广东发展起来。在当时的《竹节词》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据洋商记载，那里的织造工场有工人1万7千余名，他们使用的织机很简单，可是产量十分可观，产品也相当精美。

　　除茶叶和丝绸外，采购瓷器几乎是每艘西洋商船返程计划另外一个重要部分。

　　附属于十三行的瓷器作坊集中在珠江南岸，多是家庭手工业作坊。据北美旅行者威廉·希基考察，1769年，这里有100余个加工场，其技艺与颜料多为祖传秘方。彩绘画师根据外商提供的图样，在景德镇运来的素胎瓷上，成功地仿制欧洲式样和题材的作品。尽管南中国的匠师并不理解那些定单画样上的神话人物、历史故事和贵族图案的文化内涵，却能把人物、景致与传说绘制得惟妙惟肖。

　　外国商人抵达广州后，便匆忙走访十三行街区的瓷器商行，以尽快备齐货物，不误装船。各公司为买瓷器，难免相互竞争。荷兰人总是能抢在瑞典和丹麦人到达之前购齐货物，而瑞典商人往往不惜出高价，把精品瓷器从别人眼前抢走。

　　对于远洋商船来说，瓷器除了它的精美和巨大的价值以外，还是远洋航行中最理想的压舱货物。它重量大、不怕潮，装载在船舱底，既可防止茶叶、丝绸受损，又保证了船只的平稳航行。因而，丝绸、茶叶和瓷器堪称大帆船时代海运商品的最佳组合。

　　在世界经济沟通中，西方商人靠海外贸易夺得财富，而中国靠精美的物产赢得了市场，外银出人意料地滚滚流入。从中英贸易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仅英国运进中国的白银就达到了6250万两。1842年，魏源对近代以前中国白银的来源加以研究后，做出如下惊人的估算：“银之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

　　广州“一口通商”和日益繁盛的对外贸易，让十三行商人在这个时候骤然活跃起来，在此后的80多年里，他们和大清国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当大清国只向外部世界推开一丝门缝的时候，他们成为了掌管这道缝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