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1919—)河南滑县人。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起先后任中共滑县工委书记、县委书记，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40年6月后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二地委(后改称第六地委)书记，1943年改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宣传部部长。1945年8月起，任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政委。1947年秋率地方干部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南下，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兼桐柏军区副政委，参与开辟桐柏解放区。1948年参加邓县战役、襄樊战役。1949年3月后任中共南阳地委书记兼南阳军分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书长、农村工作部部长、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1971年起先后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并兼任广州军区政委。197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4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同年9月任国务院总理。他是中共十至十三届中央委员。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9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他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期间，虽然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也有明显失误。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同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撤销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中国网2002年9月22
 

赵紫阳同志逝世

    新华网北京1月17日电 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赵紫阳1989年六四风波中和学生说的话:

    1989年5月19日凌晨四时许，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以后，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随同下，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抗议的学生。他眼含泪水，劝导学生保重身体。下面是赵紫阳的讲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覆。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覆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爲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麽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麽一股劲，年轻人嚒，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麽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你们还年轻,你们要健康的活着,要看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

徐景春老人的文章

（2005年1月17日）

    今天，又一位我最尊敬的老人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我不能去当面向他道别，也无法送上我亲手做成的小白花，我欲哭无泪，不尽的哀思不知向谁诉说……但愿这虚拟的世界与先生前往的世界相连，能听到我内心的哭泣；但愿在那个世界先生不再孤独，能有知音共诉未酬壮志。先生，一路好走。

     我知道，人总是要死的，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不管他是什么人，也都是生命历程的匆匆过客。但是，八十五岁，绝对不应该是先生您生命的终点。我知道，您还有太多太多未了的心愿，可叹现代医疗技术，就无法维持您那颗火热的心继续地跳动！实在是可悲。无情的疾病夺走了一个不该死的人的生命，然而，罪不在疾病。大凡人都是积郁而疾，常年的郁郁寡欢、孤独寂寞，才是真正的凶手。上帝总是那么不公平，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岁。盖因为好人总是心胸坦荡，不能提防小人的暗算；好人总是牵挂大众，壮志难酬；好人总是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遭遇不公。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一个残酷无情的世界。

    在我心中，先生始终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是我等学习的楷模。在那风云突变的岁月，唯有先生置乌纱愚忠于不顾，以人民的利益为得失标准，息事宁人，牺牲自己。不管眼下的盖棺论定是什么，历史终究会给您一个公正的结论，而且，我深信这一天不会太久远。我猜想，先生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走得那么从容，那么安详。一个虚怀若谷的人，总是能做到笑看生死，视一切如过眼云烟。一个人能做到对自己个人的权力地位无所谓，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割舍不下的呢？大凡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但事与事不同。有的人心中头等大事，其实无非是那些蝇营狗苟，权力、金钱、地位、待遇……先生心中也有不如意之事，那就是人间还有众多的不公，天下百姓还没有过上真正的富有安宁的生活。与先生相比，我等心胸实在是太狭小，小得无地自容。

     半个多世纪之前，臧克家先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啊，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把名字刻入石头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到处是青春的野草。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十五年多前，我曾经引用臧克家先生的这首诗纪念一位伟人的故去，今天我依然还要引用这首诗，因为，此时此刻，它最能表达我的心情。那个时候，我说最重要的是赢得民心，今天还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就是民心，其他的一切，都不足挂齿。除了这些，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又该说些什么呢？

     公匆匆去也，我好好做人。先生的教诲，没齿难忘；先生的形象，永树心中；先生的未竟事业，我等努力为之。先生，安息吧！ （原载《徐景春在线》）

   闻赵紫阳病逝题(莱子)

要活命，找闯王。要吃粮，找紫阳。中原自古多英豪，紫阳西来飞祥光。安徽凤阳责任田，农家千年送粮荒。十三大上定政纲，民主政治醒蛰方。香港回归何拳拳，泪洒青襟涕飞扬。

2005.1.中年人生网

    赵紫阳1月17日去世，好多报纸都登了。某人原来当公务员的时候,单位里有不少赵间接提拔起来的人,所以组织起来去吊唁.我们错过了他们集体去的那一次，下午跟一个朋友约了单独去。本来是怀着看热闹的心,但是上了路心情就开始沉重.这个文革前的广东省委副书记,以"会养猪" 而被周总理熟知的陶铸的得力助手，改革开放后又因为民间口碑"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成了著名的善于解决农村问题的省领导，然后走马上任新中国第三任总理,继而是胡耀邦后的总书记,领导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因为既得利益者无法撼动，搞出了价格双轨制，一时官倒横行，民怨沸腾,退出权力核心成为定数.又因89事件晚年被软禁16年，最后无声无息死在北京闹市一栋小到了寒酸的四合院里。

    我们去的时候,赵家的胡同口就有国安的人了,看家我们拿着白菊花就拦上来,问干什么去,怎么也不让进,说,没有事先跟家属通告过的,都不能进,还说是家属的要求,因为人多,太累了.同时在的还有赵身边的工作人员,国安的人说话,他们就面无表情的低着头.后来我们同去的一个小姑娘从旁边的烟摊上借了支笔,写了个条子进去.过了一会儿,有穿着灰色羽绒服,警卫员样子的人出来,让我们进去.

     赵家具体地址是灯市西口富强胡同6号.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看看,就在闹市区,离王府井很近,经常会路过.那是一条非常窄非常短的胡同,车子要开进去会有困难.两侧的房子都非常低矮,跟北池子的总理副总理的灰墙大院有天壤之别. 这个四合院有多么朴素呢？两进的院子，可是看上去像是一个院子被书房格成了两半。房间统统低矮，窗户还是70年代的木头格子的，只不过刷上了半新不旧的红色。灵堂设在书房，书房里是非常旧，差不多跟我爸爸家解放前的房子里那么旧的薄木片儿地板，大概是太老了，要防虫还刷上了油漆，油漆也斑驳不堪。

     灵堂里花圈非常少,署名的花圈更少,大概只有鲍彤的儿子的一个, 遗照是老赵穿着前几年街头常见的牛仔色真丝衬衫，雪白的头发，对着阳光笑，看上去挺舒心挺慈祥的样子，显得挺让人容易亲近的。对比几幅挽联，让人心酸。挽联大概全是子女写的，上面都是“终得自由”一类的字样。还有一幅挽联，大概意思是,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一生的骄傲,你的决定我们永远拥护.气氛悲凉,或者说是悲愤,人不多,我们停留了不到10分钟,只有另一拨大概3,4个人在。现场有很老式的摄像机,赵的子女都穿着得体,但是衣服的质地都比较普通.对遗照鞠躬后,根他儿子女儿握手,然后获赠遗照一桢.

     当天，我们就分别接到电话，是一个有口音，怯生生的声音，说，这里是赵总书记家，我问问你是不是XXX啊，你参加不参加遗体告别阿......然后重新确定了姓名单位，还有电话。因为我在他家留的是澳洲的工作单位，还问了有没有国内的单位可以登记。

     之后，一天后，又有一个操标准普通话的声音，说是“赵紫阳治丧工作小组”再次确定姓名单位，是否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增加的项目是，通知某日几点到某日几点持本人身份证到金台饭店8层某某厅领车证和讣告，还有一个号码，就是车证的信封号。这样我们就知道，赵家跟政府关于吊唁活动的规格细节的谈判已经结束或者破裂了。

     这样，我就跟我妈妈一起去金台饭店了。金台是一般政协人大开会时候代表们经常住的饭店之一，外面看着挺不怎么样的，里面还行。电梯里的另一家人也是到八楼的，他们频频看我穿的红色羽绒服。整个8楼都是便衣，那个厅里人来人往，长桌字后面有四五个拿着笔记本给大家查号的中年女性，还有若干看上去很普通的人无所事事的游走，睁着警惕的眼睛。因为太普通了，且面无表情，仔细看也能分辨出是从事特殊工作的。

     去领证的人看上去都是普通老百姓，船羽绒服的比穿呢子大衣的多，神色焦虑憔悴的比把自己当个人物的多。比较特殊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神色冷峻的女子，40出头的样子，坐在椅子上紧抿着嘴唇，看着。

     话说,一个游走着的警惕的普通而又特殊的人，拿着我的护照翻了翻，说，没有你的，没你的号儿，你那个号儿是错的。然后装腔作势的问一个查号的女的，是不是没这个名字？你给查查。自然查出来是没有。我说怎么可能，你们一共通知了三遍，号码是多少多少......他们说，就是没有。这样我无奈，只能替某人取他的。他的倒是没问题，我拿着他的身份证，工作人员把一个本子翻了翻，找到他的名字，说有他的，念出号码。我----智勇双全的我[]，一把扣住她的手，“等等，给我看看”，然后我指着我的名字和号码念出来，这不是我吗？跟我刚才告诉你的号码一样，为什么没有我的？

     那女的立刻一脸茫然，刚才拿了我护照的男的冒出来，啊，不是所有这上面有的人都有。

      我说是吗？那为什么他看了这上面有我爱人的名字就能判断出来有他的？他说不是这么回事。 
 

      我说你们通知了三遍，怎么会错？你们这种部门还会错？ 他说，通知了不代表就有，您出来我给您解释......

      我这时候有点急，那家伙那种不急不怒，沉稳安宁着伪造事实的嘴脸让我愤怒不已。我说您别出去，就这儿你解释吧。我一小老百姓我没什么怕人知道的。 
 

      然后他就解释了一番，无非是人数太多，家属没法安排，所以通知的人不能都去，云云。这时候那个神色冷峻的中年女子过来问了一声，问完了很讽刺的一笑，又走了，继续冷冷的坐着。 
 

      我接着就怀着很大的快感一字一顿地告诉他，您这解释不能让我信服。
为什么呢？你连我名字都没查，就能说出来没有我的。我不相信所有人的名字你都能记得。这时候另一个国安的人凑过来说，他能作证，那人先去查了。我说你做什么证？我是当事人，你能比我清楚？----我的解释就是，因为我拿了一本护照，虽然公安局规定，护照可以跟身份证等同使用，但是在你们这里，一个持有护照的人不能享受跟别的公民一样的权利。我请问你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把拿护照的人区别对待？

     总之吵了一阵，连89年的事儿都拿出来说了，不过是很隐讳的用"当年的事情"代替的。后来我看着那家伙烦，也觉得没希望了，就近去继续取某人的。这时候，门后无声无息的闪出数名男子分别对几个查号的人耳语几句，更有几个人到不同的地方以极快的速度作了不知道什么，反正现场在几秒钟时间里已是充满了神秘和不安。我正想说什么，过来一个年纪大点的，问我要护照看。看了一阵，又拿走看了一阵，回来交给我，对查号的人说，给她吧----是中国护照。靠！国安的人能分不出中国护照？

     一个人在几摞编了号的信封里找啊找，找啊找，怎么也找不出来，还一直找。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看了，假装看别处，看了一会儿，就不知道从哪里抽出来写了我名字和号码，从中间折过了的信封。

      信封里有两张纸，一个是车证，一个是讣告。讣告原文如下：

      赵紫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1月17日上午7时01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定于1月29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向赵紫阳同志遗体送别。

      赵紫阳同志治丧工作小组

      2005年1月27日

      次日一早，非常非常冷，大风降温。我，某人，我妈妈，穿了黑乎乎的衣服，去八宝山。车出了西四环，路边就遍布警察了。警察的密度到革命公墓门口达到高潮，但是车不能从革命公墓进，要从人民公墓，这让我妈妈惊诧不已。往人民公墓拐弯的路边都是人，好多人在跟警察说，看能不能放他们进去。也有人出示车证，直接进去。我妈妈说，不知道他家人会说些什么，某人以他前公务员的敏锐洞察力指出，没机会说什么，只有遗体告别，没有追悼会。

      因为场地的关系，几千人显得很多，堵得水泄不通的。我们到得早，赶紧签了到，领了小白花，排队进门。礼堂外是八宝山惯例摆着的两排花圈，没有一幅挽联，也没有横幅。排队的有一些操四川或上海口音，以本地人居多，更以老百姓居多。从穿着看的话，大多数甚至是收入比较低的。在礼堂门口终于看到里面一条黑色横幅，赵紫阳同志千古。进礼堂是五人一排，隔着几排人，就听见苍老的女声，哭得死去活来。也有人随众三鞠躬后还在侧面再鞠躬，甚至磕头的。赵躺在花丛中，非常瘦，非常小，须发皆白，瘦的两颊深陷，看上去居然有点象个老太太，跟遗照上爽朗的样子有天壤之别。我很少经历这样的场面，眼睛立刻就湿了。不过后来跟他家人握手的时候，一次次语重心长地说保重啊，又有点想笑，值得一提的是在子女里看到了那个冷面女子，我不太肯定地觉得，他握我的手的时候似乎很用力。 
 

     出门以后，有穿羽绒服的赵身边工作人员送纪念卡一张，封面是遗照，有赵的签名，里面的背景是淡淡的他家的大门，四个大字：谢谢大家，署名：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这个卡的信封上，有别于那个车证，印着他家的地址，富强胡同6号。

      我们走的时候，队伍已经开始缩短，门口还是有等着的人群，还是有警察维持秩序，检查车证。

      晚上的新闻里说，贾庆林参加了遗体告别。网上和报纸上都是新华社通稿，并提赵的功绩和错误,并且笼统地说他曾任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

      某人以前的同事聚会,我们问,是不是有通知不让大家去啊.他们把话题错开.我们又问,那你们怎么不去啊?他们说,这还是比较敏感的......我大声感叹，当公务员真没劲！他们都不搭理这碴儿……

     我纪念紫阳，因为他的命运让我感慨。我坚信那时候的改革者都是理想主义者，愿以牺牲小我，成就更大的事业。他为之翻车下马的矛盾，今天仍没解决；他曾经坚持的，今天还在努力。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天看看，有些话题现在甚至是不敢提的。他，仍然是那个把他们写进文件写进历史的人。即使16年软禁，软禁至死，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我纪念紫阳，还因为我是80年代中国的受益者。那是一个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选择，都烙着那个时代的印。我甚至记得赵是第一个喜欢穿西装上新闻联播的领导人。因为有了他，我爸爸才每天穿西装，骑自行车上班。

     我为他不平，也为他叹息。人的价值不是用死掉是不是被党旗覆盖，进不进革命公墓，有几个国家领导人出席追悼会来衡量的。同时，也不是用有多少普通市民到灵前鞠躬，多少生前友好敬送花圈来衡量。一个领导了中国80年代整整10年的人,何须这样的盖棺论定?我但愿他和他的家人都能心平气和，也平平安安。 
 
 

赵紫阳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2005-1-29 )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９日电　赵紫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５岁。赵紫阳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贾庆林、贺国强、王刚、华建敏等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赵紫阳同志遗体送别，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赵紫阳同志１９１９年１０月生于河南省滑县，１９３２年３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工作，１９３８年２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赵紫阳同志在地方先后担任过中共县委、地委、省委主要领导职务；在改革开放前期，赵紫阳同志先后担任过中央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有益的贡献。在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同志犯了严重错误。

    在赵紫阳同志患病和病重期间，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对他的生活和治疗作了妥善安排，并专门成立医疗小组进行积极救治。在赵紫阳同志弥留时，曾庆红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等单位送了花圈。赵紫阳同志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生前友好、家乡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代表也前往送别。
   

 三次近距离观察赵紫阳

——《多维月刊》 三月号周其仁专稿：   

紫阳讲问题，没有一丝一毫“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是，紫阳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他似乎是一个把是非问题转化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则问题吗？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大是”站不住，吵一万年也对国计民生无益(chinesenewsnet.com)

一年前，赵紫阳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担心杜润生杜老受到过大的刺激，我就到他家看望。当时杜老夫妇已经打了电话，要去富强胡同6号吊唁。老人家行前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嘱咐说，写一点文字纪念紫阳吧。我默默无语，不敢接半句话。赵紫阳先生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一位对中国改革开发事业有历史性贡献的伟大人物，怎么就轮到我这样一介书生来写纪念文字呢？(chinesenewsnet.com)

●把是非问题转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chinesenewsnet.com)

回想起来，实在是机缘巧合。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因为下乡已经10年，对农村实际生活有了观察和体验，脑子里也存下许多挥之不去的问题，所以凡脱离实际、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自己的兴趣。当时的大学里，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应该不少。和其中气味相投的，就常常聚在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在一个跨专业的读书小组里，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chinesenewsnet.com)

没有料到，小组的一位成员、经济系资料室的白若冰早就认识当时的国家农委领导人杜润生，并把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转述给杜老听。更没有料到，杜润生居然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到家里交谈，亲自听我们意气风发而又难免幼稚的见解。一来二去，杜老支持这些下过乡的大学生系统的研究农村。1981年夏，包括北大、北师大和人大学生在内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到安徽滁县地区调查，介绍信和出差经费就是国家农委提供的。(chinesenewsnet.com)

滁县的调查报告后来被摘要刊登在一份内部简报上。赵紫阳看了简报，批语说这份调查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谈到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并以农村发展组为例，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青人中选出500人来参加工作。因为赵紫阳的这个讲话，我们尚未毕业就已经被“分配”──农村小组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业务上受杜润生指导。(chinesenewsnet.com)

赵紫阳家灵堂挂的就是这幅赵紫阳遗像。(多维社)
 
真的很感谢那个时代，基层和地方的创新变化源源不断，而上层由实事求是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政策。我们这些青人身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chinesenewsnet.com)

不知道杜老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他就是坚持把一批年青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各种程序都过了，杜老精心修订文字，然后指定我和另外一位年青人到国务院印刷厂做最后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是没有资格过目的！(chinesenewsnet.com)

正是那种重实际、少禁忌的氛围，才让我有机会见识到赵紫阳作为经济领导人的卓越和魅力。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1981年底起草第一个中央农村1号文件。当时的背景，正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从非法转向合法，从落后边远地区向全国“蔓延”的关键时期。但是在官方政策方面，上一年中央75号文件刚刚划定的界限──仅仅对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乾到户”──究竟还要不要突破？怎样突破？(chinesenewsnet.com)

那时，赵紫阳正在黑龙江考察，传回来一封信，认为实际经验表明，即使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农民家庭联产承包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建议不再按发达、落后地区划线，而是统一承认农民选择责任制形式的权利。杜老向文件起草班子传达了紫阳的意见，在新文件草稿里明确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合法性，并针对农民怕变的担心，宣布新体制“长期不变”。当时，中央总书记是永远充满理想和激情的胡耀邦，分管农村工作的是主持过安徽农村改革的万里。“胡，万，赵”三位领导联手，在邓小平、陈云的支持下，给农民自发创造屡起屡落的“包产到户”，举行了一个普遍合法化的奠基礼。(chinesenewsnet.com)

从那以后，多次听杜老转述赵紫阳关于农村和国民经济的意见。每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也是请紫阳讲话或由他接见各省参加会议的领导。另外，也出席过几次由赵紫阳召集的会议。说来不好意思，自己从来没有养成做记录的习惯，所以当时虽然听得认真，但今天留在脑海里的只剩一个整体印象──紫阳讲问题总是从实际出发，分析中肯，没有一丝一毫“因为权位高，所以我正确”的官腔。最有启发的地方是，紫阳的经济思维，重点永远是中央怎样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争论是非曲直。他似乎是一个把是非问题转化为“怎么办”问题的高手：小是小非，不睬算了；重大原则问题吗？不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大是”站不住，吵一万年也对国计民生无益。(chinesenewsnet.com)

●第一次随赵紫阳专列外出调研(chinesenewsnet.com)

如果有机会靠近赵紫阳，对他的风格一定会有更深的感觉。我的第一次机会是1984年秋，有一天突然得到通知，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到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把我送上专列，才知道这次是跟赵紫阳到大同调查。专列刚刚启动，警卫参谋就急忙通知到会议车厢开会──说这是赵紫阳多少年的习惯，火车一动就开会──我进去的时候，情形有点尴尬，因为总理和计委、煤炭部、铁道部的领导已经坐定，就是我这个农口来的后生迟到了。幸好赵并不在意，示意我落座，继续讲他的话。

   《多维月刊》2006年3月号（总第12期）3月10日在香港出版。（多维社）
 
    紫阳开始交代此次调查的意图。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调查山西大中型乡镇煤矿的生产潜力。为什么国务院总理要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原来当时煤炭供应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瓶颈”，而增加煤炭供给的关键，是增加铁道运输能力。如果提前完成大（同）秦（皇岛）铁路的双线项目，晋煤外运的能力就可以大大提高，煤炭生产“以运定产”的局面就可以改观。但是，当时国家投资的盘子就那么大，如何筹措投资大秦铁路的资金？赵紫阳提出了一个他的构想，就是把国家对山西煤矿的投资省一部分下来，集中于铁路。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发生一个新的危险，就是铁路外运能力提高了，但煤炭生产能力下降，结果顾东失西，还是不能解决问题。(chinesenewsnet.com)

在这些限制条件下，这位国务院总理开始打乡镇煤矿的主意。当时非国有企业，主要是乡镇集体企业，已经进入煤炭行业。乡镇企业不需要国家投资，靠盈利预期的刺激，就可以动员非国家资本搞起来。根据报告，一部分乡镇煤矿已经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潜力可观。但是因为事关重大，赵自阳要亲自出看一看。(chinesenewsnet.com)

赵一边讲他的考虑，一边与随行的部门首长交谈讨论。这件事情，对不同部门的影响明显是不同的。铁道可以得到追加的投资，拥护这个构想没有问题。但是对煤炭部门，减了国家投资不算，还要对煤炭供应的后劲负责，顾虑当然不少。不过，当着总理的面，大家讲的都是顾全大局的话，“部门利益”深藏不露，话里有话地在那里“过招”。研究中国经济的，不会不知道“部门所有制”这回事，但是从文本上看概念与真刀真枪“观战”，感受完全不同。我当时看紫阳对付这些事一点都不费力。他可不是靠总理权威，而是凭对情况的熟悉和思路的敏捷，常常你刚刚提一个头，他就讲出很多例证，把你拉回到他的思路上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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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免也会有“卡”住的地方。这时候，赵很懂得转一个话题，轻松一所下气氛。比如他会看着车窗外说，这条线路从来没有走过，回来最好安排白天走，看一看。或者提一个细节问题，让行家有一个说行话的机会。完全没有想到，我正听得入神的时候，他会问“小周，你怎么看？”──我一直做落手落脚的农村调查工作，对乡镇企业仅略知一二，但是如此专门而又重大的经济问题，从来没有碰过，怎么答得上来？(chinesenewsnet.com)

总理看我说不出话，就像老师看见一个考砸了的学生一样，宽容地补上一句：没有意见？然后话锋一转说，那你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经他这么一提点，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会坐到总理专列上来。原来一个多月前，百十位中青年聚会浙江莫干山，集中研讨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记得会议分了六个小组，分别讨论宏观稳定、价格改革、国企转型、对外开放和农村经济等专题。那是一个北大同学自发打出“小平，你好”旗帜的年代，人们都觉得应该对这个开始大有希望的国家尽一点力，使她变得更有希望。莫干山上，大家不分白天晚上，一连几天吵呀吵的，终于形成几份改革建言。(chinesenewsnet.com)

没有人知道，赵紫阳会派他的秘书李湘鲁，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会派他的秘书孔丹，双双到莫干山听会。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各小组代表到大会发言，汇报形成的思路，交叉提问，互相吸收意见。然后，会议通知几位发言代表，下山到杭州向正在浙江考察工作的张劲夫汇报。因为农村经济组的发言人是我，所以也就跟他们一行下了山。(chinesenewsnet.com)

轮到我汇报，主题是包产后的农民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势必与才开始酝酿全面改革的城市发生矛盾。其中牵一发动全身的是粮食。统购统销体制肯定守不住，但市场化之路怎样走得通，是棘手的挑战。对粮食问题，我们那个农村研究组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后来跟进的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后来得到杜润生的肯定，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基本想法，是政府对城市粮食供应的行政责任，要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和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减下来。政府必保的部分，靠农民上缴实物税满足。这部分的总量逐年减少，余下的部分就开放市场，激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并提高农民收入。我们还建议政府在过渡期的供粮责任，分中央，省区两级处理。中央政府只负责最必要的部分，其余全部落实到省区，实行省长负责制。考虑各地情况的差异，建议给地方变通处理的权力──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可以允许农民交货币税，就是说，种经济作物赚了钱的农民可以交钱到产粮地区购粮交任务，以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chinesenewsnet.com)

我刚刚讲了一个大概，张劲夫就站了起来，一并边在会议室里转圈走步，一边不断地提问题（孔丹事后告诉我们，劲夫的特点就是听到令他兴奋的意见，一定站起来边踱步，边发问）。我们当然听说过这位财政部长出身的中财秘书长的思维慎密过人，但没有料到他可以一口气提出二、三十个非常具体和实际的问题。有意思的地方是，张劲夫发问时不怎么看你，等到问题倾盆而出，他就站定在那里双目逼视，等你回答。(chinesenewsnet.com)

没有谁可以救你的。好在我们自己对这个粮食问题吵过多日，算是下过一点功夫；也曾经向杜润生、田纪云等作过汇报，受过问讯和诘难。于是我结结巴巴地回应：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重要，是否先让省长们去对付？中央政府就是把大框子划定，然后跟着看，肯定高明的，批评愚蠢的，也帮一把那些不能对付的，看看能不能把这条路走通。这回张劲夫没等我说完，就大声连说两遍：“好，把这条路走通。”大家一起笑了起来，知道农村组的汇报算是过了关。(chinesenewsnet.com)

从张劲夫那里告别时，记得李湘鲁在门口问过一句什么时候回北京。莫不是他推荐我把粮食问题的意见直接向紫阳报告？(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赵紫阳总书记答中外记者问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１１月２日下午在十三大新闻发言人朱穆之举行的酒会上会见了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赵紫阳同志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我们对外国记者关于十三大的报道是满意的

    美国记者：请谈谈对记者有关十三大报道的评价。

    赵：我们是满意的，报道基本上是积极的。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国外反应主要有三点：一是说我作的报告是实事求是的，对国家的情况是清楚的；二是说我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三是说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现行政策将会继续下去。这个评价不高，也不很低。谢谢你们！

    日本记者：在您的报告中，为什么外交问题只讲那么一小段？

    赵：我的报告已经有３５０００字，外交方面的内容如果要加进去，还可以加５０００字。如果那样，我的报告在一个上午是做不完的。

    记者：对日中关系你有何评论？

    赵：至于中日关系，我认为是良好的，在良好的大前提下当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我希望日本方面能为此作出努力。总之，主流是好的。

    以改革派和保守派势力的消长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

    外国记者：你是否认为十三大的结束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

    赵：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我已注意到，我们这次大会前，一些国外政论家、新闻界的朋友，已经因此犯过错误。这次参加大会的１９００多人，全体举手通过了我的报告，没有不同意的，也没有弃权的，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能说明我们有改革和保守两个派别吗？如果说１９００多人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举手赞成了我的报告，岂不是又合二而一了吗？当然，中国有１０亿人口，有４６００多万党员，不可能没有反对改革的人，搞自由化的人，但在骨干分子中间没有保守派、极左派之分。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律”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５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我希望你能同意我的分析。

    外国记者：在中国，是否对不同意见有自由？

    赵：有自由，但是没有绝对自由，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自由。你出国不是还要持有护照吗？你也没有绝对自由吆。（大厅里引起一阵欢快的笑声）

    赵（介绍南斯拉夫记者后）：你们作了大量报道，是客观的、友谊的。

    南斯拉夫记者：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

    赵：我先讲。我们在搞改革，你们国家也在搞改革。我们国家同许多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这就需要拿出相当长的时间解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我的报告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讲的。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最佳的方案，你们的最佳方案和我们的最佳方案不一定一样。我们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互相交流，但是都不能照搬。祝你们国家的改革取得成功。

    南斯拉夫记者；我们南斯拉夫记者向你祝贺你的报告和你担任总书记。你当选总书记后，准备完成的第一个具体任务是什么？

    赵：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一下新的政治局常委、新的政治局和新的书记处如何进行工作。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方式工作，因而需要具体研究一下。这是我们要做的头一件工作。

    美国国会中一些人经常大喊人权，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符合人权吗？

    美国记者：最近中美关系有点问题，遇到了西藏问题。你对中美关系如何看法？

    赵：有个问题总使我迷惑不解：美国国会中一些经常大喊人权的人，为什么支持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在西藏恢复农奴制度难道是符合人权的吗？我希望你回去把我这个问题向你们国会的有关人士提出来。（全场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美国记者：我回去后一定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

    外国记者：请你谈谈中日关系。

    赵：中日关系总的说是好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讲了。我祝贺竹下登先生就任总裁，希望有机会同他见面。

    苏联记者：我们是来报道十三大的。

    赵：非常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在北京过得怎样？

    苏联记者：过得很好。

    赵：我想我刚才对南斯拉夫同志讲的那些话，同样可以对你们说。祝你们改革成功。

    　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

    日本记者：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现在穿的双排扣的西装很漂亮，是在国内做的还是国外做的？

    赵：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我希望你专门发一条消息，就说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国内做的，而且很漂亮，这样可以推动中国服装向你们国家出口。（全场活跃）你看，李鹏、胡启立同志穿的西装也都是中国做的，都很漂亮。

    荷兰记者：有人说中国的改革比苏联的改革快，您对此怎样看。

    赵：中苏两国国情不同，改革不可能一样。我们没有同苏联在改革上发起竞赛，不准备在改革上同苏联比谁快谁慢。各国都应当按自己国内实际情况办事。我们很重视苏联的改革。

    　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

    （十三大新闻中心的同志把《新的长征》的作者索尔兹伯里介绍给赵紫阳。）

    赵：我们认识，我们约好要在１１月５日见面，你是以朋友的身份而不是作为记者来见我。朋友之间可以随便交谈。

    索尔兹伯里：我要问的问题是，你过去在四川工作时，四川人有句话说，“要吃粮，找紫阳。”现在你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中国人民将用什么话来概括你的工作？

    赵：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对我们的事业是有信心的。我在报告中讲过，我们现在的改革比原来设想的时间要长一些。我刚刚在一中全会上讲，我们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同志要努力工作，再过５年，希望在十四大的报告中能够说，我们完成了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

    （新闻中心的同志介绍苏联记者。）

    赵：好，你们在北京常驻的有几位？这次派来采访大会的有几位？

    苏记者：常驻的有７人，这次又派来４个人。

    赵：那加起来有十多人。

    苏记者：对。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天天都有关于中共十三大的报道。

    赵：你们做了许多工作，不辞辛劳，谢谢你们！

    香港记者：十三大对统一祖国有什么贡献？

    赵：我已经注意到国外有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将作为今后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将有利于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于解除香港人民的疑虑；将有利于“一国两制”构想的实现。

    日本记者：毛泽东说中国解放前有三座大山，请问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有几座大山？

    赵：我没有统计。请你帮我统计后告诉我，我将表示感谢。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进一步加强，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

    英国记者：您现在当选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国防力量将加强？

    赵：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将会进一步加强，但我们军费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不会增长。你知道吗，中国已经单方面裁减了１００万军队，我们大量的军工企业都转为生产民用产品。我们国防现代化的进展主要表现在质量上，这要依靠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香港记者：香港是否可以直接选举？

    赵：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已多次讲过，讲得很清楚，香港人民都知道，今天没有必要再说。这个问题要由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基本法中解决。

    联邦德国记者：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赵：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两者互为条件，都需要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就个人来说，我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工作做好

    香港记者：你曾说你更适合当总理，现在你当了党的总书记，请你谈谈你的感想。

    赵：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外国记者：最近美国关于人们所说的中国向伊朗出售武器一事，有很多不好听的言词，你有什么看法？

    赵：不仅是言词不好听，而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想把加剧海湾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到中国头上，是不公正的。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

    外国记者：最近我听到，中国许多人对物价上涨不满意。

    赵：这个问题应当这么说，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改革９年来，我国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价也确实上涨了。人民希望有这样的总理：只提高工资，而不涨物价，甚至降低物价。看来，我这任总理是做不到了，希望下一任总理做得比我好一些。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香港记者：我们是香港记者……

    赵：你们香港记者来了多少人？

    香港记者：有５０多。请问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决定重大事情你是否会和他商量？

    赵：我会这样做的。我会向他请教。我非常尊重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的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香港记者：改革的第一项任务是什么？

    赵：你们总是喜欢分第一项第二项，不能分的。经济体制改革明年主要是增强企业活力。我向你们透露一个信息：明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很可能通过企业法。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

    台湾记者皮介行：赵总理，你好。在你的任期内，是否希望实现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共同愿望，是否希望实现“一国两制”？

    赵：我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在大陆多去一些地方，实际地看一看。大陆这３８年来，有很多进步，但也有些地方比较落后，你要去看好的，也要去看坏的。我还希望你回去不至于遇上什么麻烦。至于你提出的问题，我当然非常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够实现祖国统一，但这不决定于一个方面。能不能统一是一回事，总不能背道而驰吧！我看，目前的形势是向着好的方向在前进。你赞成吗？

    皮介行：赞成、赞成。

    北京记者：我们去台湾采访，你批准吗？

    赵：我们方面毫无问题。你们要去我都批准。可惜光我批准没有用。中国的政治气候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香港记者：有人比喻说你们的冬天来得快，去得也快。

    赵：不知道你指的是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如果指政治气候，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这里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

    记者：这次政治局中为什么没有妇女？

    赵：我们大家都希望女同志能参加政治局，但没有能推选出来。这并不是我们调整了妇女政策。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去总理职务

    外国记者：明年开人代会，谁将担任总理的职务？

    赵：明年人大、政府都要换届。国务院的人事，将由全国人大决定。过去，外国人不是批评我们把人大当成橡皮图章吗？我们今后要尊重人大的职权。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能随便发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不准备等到明年七届人大，而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职。我将提出一个代总理的人选。我的提名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们，但我可以对你们说，他比我年轻。

    保加利亚记者：你访问东欧五国以后，有什么感想？

    赵：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很好，党的关系都恢复了。可以说，进入了全面友好发展的阶段。我对东欧几国的访问都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你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比我们搞得好。向你们学习。

    美国记者：胡耀邦已经被选进政治局，他将负责什么工作？

    赵：我们还没开会嘛！刚才我说了，我们将开会研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如何工作。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

    外国记者：现在你们搞改革，有些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很快富起来了，有些地区赶不上，差距大了一些。你们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赵：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种情况在改革过程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什么事情都有先有后，走路也是总是先迈一条腿吆！

他讨厌别人弯腰——赵紫阳琐事  
 

    赵紫阳的女儿雁南和女婿王志华都回忆赵紫阳:老人最不喜欢阿谀奉承的人

    无庸讳言，即便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也有为了自己的位置拉关系套近乎的举动。有一段时间赵紫阳思考问题多 睡眠不好，有个老干部就介绍了某部的一位处长，说他会按摩，给很多领导人按摩过。赵紫阳说，那就请他来吧。但是这位处长只给赵按摩了一次，赵紫阳就不再请他来了。家人问起为什么不要他按摩了，赵出人意料地说： " 他竟然弯着腰给我脱鞋！我赶紧制止他，说自己来，自己来。 "听他这么说，志华笑了，觉得父亲真是少见多怪： "这有什么呀！ "

赵紫阳认真地说： " 还没有什么？他是个处长啊！"
直至去世，赵紫阳也没有过让别人帮他脱鞋洗脚。当洗脚屋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替人脱鞋洗脚按摩成为一项红火的服务业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行动自由权了。

有个故事说，蒋介石和副官谈话，房间阴暗，蒋介石喊仆人把窗廉子打开。副官的位置靠近窗口，就自己起身去拉廉子。蒋介石很不满意，说： " 这是佣人做的事，你是国家的官员，拿着国家的俸禄就应该做自己份内的事，怎么能这样不顾身份！"

这个故事我没考证过，不知它真实性如何。假定确有这么件事吧，似乎可以有多种理解。按照我们过去受到的教育，这可以认为国民党蒋介石遵循封建礼教，上下尊卑不可逾越，与GCD提倡的官兵平等革命工作不分贵贱相比，是迂腐陈旧的等级观念，是剥削阶级思想。但从另一面来解释，能不能说各司其职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秩序？与自己身份不相当的举动，恐怕就有了别的含义。赵紫阳可以接受处长按摩，却拒绝他为自己脱鞋，赵紫阳大概认为，国家干部就得有干部的尊严，弯腰为上级脱鞋就过分了，就杂含了谄媚讨好的动机。

赵家子女说，赵紫阳不喜欢别人殷勤服侍自己。他的公务员只负责每曰的清扫，文件、书籍的整理都是老人自己动手。他会自己操作电视、录相，甚至会定时录相。足球世界杯赛的时候，他会把夜间的精采比赛用定时录相录下来供孙儿们有空时看。在家里吃饭，他从来是自己起身盛饭、添汤。他的衣物自己收拾得井井有条。因为书房和别的房间不相连，他的最后一年，即使已经躺在按摩椅上不停地吸氧，依然自己起身倒开水。我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的生活甚至不如普通百姓方便。比如我们住在单元房里，年迈体衰的老人召唤一声，子女、保姆自然会把茶水送到老人手边，这大概应该是许多老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照顾。可是他没有。

直到生命的最后，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他依然拒绝别人服侍，自己能做的事绝不让别人做。在他极度衰弱的时候也没有让别人喂食，他自己用颤抖的手一勺勺喝完 人生最后一碗小米粥。在病情危重的曰子里，医生叮嘱他不能活动，大小便都不能离床。但他总是坚持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自己去厕所，还要把门掩上。 2005 年1 月14 曰晚，他最后一次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上厕所，耗尽了他残存的体力，从此昏迷不醒。

赵紫阳的一个亲家也是位高级干部，多年前已成植物人，靠着各种药物和器械维持着心脏跳动。赵紫阳多次对儿子、儿媳说，你们这样千方百计地维持老人的生命，未必是他本人的意愿，这样活着多痛苦啊！ 他向女儿交代： "将来你们千万不能这样对待我！ "他不能容忍自己没有知觉任人摆布地 "活着 " ，甚至悄悄做了准备。在他离世后，雁南在他的书桌里发现了一份他抄录的关于安乐死的药方。

赵家子女经常从父亲的言行中感受到他的作人原则：人活着就要有尊严。这尊严既包括在举世震惊的政治风波中坚持真理，在强大的权势压力下拒绝做违心的检讨，也包括身居高位时不接受谄媚，当阶下囚也不企求怜悯。他尊严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听赵紫阳的子女们讲述这些小事，使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经历。

五十年代初我们住在中南海，每天中午游泳池开放，大人可以带一个孩子进去游泳。我们这帮小屁孩在食堂吃完午饭就等在游泳池门口，看见哪个大人没带孩子，就纠缠着蹭这个 " 名额 "。后来听说，干部们的游泳时间结束后，毛主席会来游泳。我们那时候崇拜毛主席呀，能亲眼见到毛主席那是多大的光荣和幸福！于是我们游完泳就在游泳场外赖着不走，在栅栏外等着看毛主席。有一天，毛主席真的来游泳了，他穿着一条白色的泳裤，在游泳池里潇洒自在地游着。小夥伴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兴奋极了，大概都想着以后怎么向同学吹牛。毛主席游完泳拉着扶梯上岸，这时只见跑过来两个服务员，一个人用毛巾为毛主席擦干身上的水，然后把一条大白浴巾围在毛主席腰上，另一人弯下腰蹲着从浴巾里帮毛主席脱下游泳裤。

这个场景让我们惊讶得目瞪口呆。我们那时候天天唱 " 幸福的生活哪里来？全靠劳动来创造！" 老师要求我们自己的事一定要自己做，毛主席怎么还要别人帮他脱游泳裤呢？从这一刹那起，伟大领袖的神圣光环在我眼前一下子消失了。直到以后好几年，我跟着大家喊 " 毛主席万岁 "的时候，还总有点张不开口。

随后发生的事就更出乎意料了。毛主席裹着浴巾躺在游泳池边晒太阳，还拿了本书看。又有个服务员给毛主席送来一杯茶，毛侧身去接茶杯，裹着的浴巾就松开了 ……

眼前的景象把小夥伴们吓坏了，女孩子们赶紧闭上眼睛，好像自己犯了大错误。大家面面相觑，一个年纪稍大些的孩子说： " 今天的事，谁也不能说出去！" 大家灰溜溜地悄悄散开了。后来，小夥伴们各散东西，好像都很自觉地把这天的见闻当做一个秘密保守着。

在关于毛泽东的回忆纪念文章里，我曾看到过一些关于这位领袖生活细节的描述，比如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主持开国大典之前，卫士帮他穿衣服系扣子；看戏时怕他被皮带勒着腰不舒服，卫士帮他松开腰带 ……不知道其他读者怎么想，我是很相信这些回忆的真实性的。

文革后我才有机会看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得知这位末代皇帝到了战犯管理所才学着自己系鞋带。那时候有点明白了，中国的帝王从穿衣到吃饭都是要人服侍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似乎没这个习惯，总统、首相不仅生活自理，自己开车、上街买菜回家做饭也不是新闻。

从领袖的生活小事联想他是具有平等、民主的理念还是具有封建帝王专制的遗风，这是小题大作吗？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5月号(5/21/2006 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