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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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5年2月3日 本页面已被访问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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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作者：吴思
一 出席毛泽东71岁生日宴请
人民大会堂内温暖如春。
新当选的数千名三届人大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坐着一位
头上裹着白毛巾的满脸皱纹的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
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
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
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
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
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
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
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赫鲁晓夫所强调的
物质刺激原则根本不同。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这一年的岁末，毛泽东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
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有幸得到邀请的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
头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12月26日临近中午时分，陈永贵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进了中南海。这一
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
瘦，满脸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长的皱纹，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到中国
政治的心脏中南海，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先带着他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
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
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
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陈永贵绝不是一个笨嘴拙舌的人，可是当他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
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
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
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
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说，大寨搞得好嘛。
毛泽东主席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
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
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聊了一会儿，服务人员请大家入席。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
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
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
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
毛泽东侃侃而谈时，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就让大家吃
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
大约两个小时。
仅就过程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会。它的政治意义在于革命领袖忽然
从二线露面，在于他此时此地邀请了什么人，而不在于席间说了些什么话。尽管如此，陈永
贵还是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陈永贵做了一
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
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
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却得到了这份殊荣。
二 进入政治局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大是因林彪集团的崩溃而被迫提前举行的。林彪死后，六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定为
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更多的中央委员被牵连进去，高层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许多空缺。如何
填补这些高级将领留下的空缺，显然是众人关注的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信号。
8月28日，大会选出了195位中央委员和124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陈云、谭震
林等被打倒过的“大号走资派”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这些将来要再次把中
国翻个底朝天的人暂时屈居于普通的中央委员的地位。
8月31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们接着开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常委、主席和副
主席。人人关注的候选人名单上有20多个名字，这些名字，如果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
说法，可以分为四派。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和四个月后进入政治局的邓小平等人被称为
“保守派”，四人帮和康生被称为“激进派”，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被看做各大军区的
势力的代表，而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等无帮无派的新人则算是“其
它”。对比九大政治局的阵容，“保守派”和“激进派”依然存在，而且进入常委的人数都
有所增加，可谓势均力敌，各有所得。最大的区别在于，林彪集团留下的巨大空间差不多被
九大时基本不存在的“其它”填满了。
陈永贵进入政治局的过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上面有陈永贵名字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
单发下来了，由各小组讨论。在华北组的小组讨论会上，陈永贵见名单上有自己，便谦虚
道：“我文化低，连个录也记不了，政治水平也不高，办法又不多，我可实不称职。”
这时一位参加华北组讨论的中央领导说：“关于永贵同志回中央，在过去几年就考虑过
这个问题。大寨和昔阳在永贵同志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斗
争，是经过考验的。”这位领导人又提到陈永贵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的事，说他敢
直言批评，没那些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不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没
说二话，众人一阵鼓掌，陈永贵就算通过了。
消息传出后，昔阳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说起来是庆祝十大胜利闭幕，其实
大家心里最高兴的还是老陈进了政治局。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阳的陈永贵在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做报告，介绍十大
情，说起自己进了政治局，陈永贵道：“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
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
用。”
差不多在十年前，毛泽东就说过历代的状元没有几个出色的，倒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
大老粗能办成事，经过多年“防修反修伟大实践”，毛泽东认定大老粗除了能办事之外还有
保证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央领导层中便出现了许多工农干部。有
来自上海的工人干部、几乎当上毛泽东的接班人的王洪文，有来自陕西的工人干部、后来当
了副总理的吴桂贤，还有从售货柜台出来的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再加上陈永贵，阵容也颇
为可观了。这种做法本身大概也是毛泽东防止干部队伍官僚主义和蜕化变质的防修反修战略
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试图避开历代王朝都绕不开的腐败之路，借助来自民间的新鲜血液永葆
革命的活力和朝气。考虑到这种背景和这层意思，似乎就不必过分追究某个被选中的工人或
农民有什么奇能异才居然进了政治局。被选中者必定有些过人之处，不过更重要的是，毛泽
东主席领导的政治局必定会有来自工农的政治局委员。
1973年9月22日，陈永贵在大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到了他进政治局之后的心情
和今后的打算。他说：“十大胜利闭幕之后，我回昔阳住了20天。……听贫下中农、农村
党员、基层干部讲了些挨心挨肺的话，想中央对我的信任，我的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活了
58，在旧社会过了将近一半，共产党来了，我才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跟上党干起来。40
多岁才扫盲。30年来，虽然做了一点工作，是因为上有党中央和主席的教育和领导，下有
大寨和昔阳县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党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我的心是很不安的。现在党
又让我进了政治局，我更不安了，常常整夜睡不着。最使我不安的是，我应该为党的事业豁
出去大干，但我没有文化，马列主义水平有限，又担心挑不起中央交给我的担子来。”
最后，陈永贵向毛主席保证：“主席早就说过，‘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
西。’我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学、去干、去斗争。”
陈永贵多次提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连个录也记不了”，他的文字能力究竟如何？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
陈永贵是在大跃进期间扫的盲。那时他下过大力气，到县里开会总不忘了吭哧吭哧地做
记录。中午散了会大家睡午觉，他却找人对笔记，甚至要来讲话稿补笔记。当时的县委书记
张怀英见这位43岁的汉子如此刻苦，记的又是他的讲话，心下很是喜爱。而那些有时间宁
可睡一觉的农村干部却替陈永贵累得慌。一位熟人笑道：“永贵，别记了，睡吧。40多岁
的人了，再学还能当上中央委员？”后来陈永贵真的当了中央委员，又当了政治局委员，人
们便想起了这句话，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陈永贵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后来的飞黄腾达。他一直是按一个劳模，一个大队
书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如果他真有先见之明，哪怕只有当上县委书记的先见之明，他也
应该学习得更刻苦、更持久一些，达到既能读又能写的水平。实际上他刚达到识字水平便停
步了。他能看懂报纸，能不大吃力地阅读文件，也可以拿着用白字注了音的讲话稿念得不打
磕巴。但是他不能动笔。就连短短的两行批示他也要让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代笔。写信写报告
自然更要靠别人代笔，他只管口授一个大意，最后再提几条修改意见。
曾经有人硬请陈永贵写过字。文革初期有一个群众组织请陈永贵为他们题写新报头：
“轻化纺战报”。陈永贵推托不掉，只好捏起毛笔抹出几个字来。欢天喜地得了新报头的革
命群众稍稍留心一看，觉出有点不对劲来，那“战”字怎么少了一撇？
这下就麻烦了。“战”字打断腿不成了错别字吗？整天把一个大白字印在报头上成何体
统？一些人小心翼翼地提出疑问。另一些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老陈写得好。文化大革命
就是破旧立新嘛，如果连一个笔划都不能改，还叫什么破旧立新？再说，郑板桥写南天门的
天字，就是留着天字上边的那一横承写，你敢说郑板桥写的是大白字？陈永贵后来再题字就
更小心了。虎头山上建养鹿场，找陈永贵写“大虎牧场”四个字。陈永贵叫人先写好样子，
自己再小心地临下边四个字。1977年叶剑英和汪东兴参观大寨，问起这四个字是谁写的，
郭凤莲说是老陈写的。陈永贵赶紧声明：“是人家写好我照写的。”郭凤莲笑着评论道：
“大字太大，虎字不虎。”陈永贵嘿嘿乐着并不申辩，倒是汪东兴打圆场道：“还可以，还
可以嘛。”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陈永贵讲话也难免有跑马和用词不当的时候，就在向昔阳的干部介
绍十大情况的会议上，陈永贵开篇就用错了一个词。他很严肃地说：“现在，我的民愤很
大！”听众一时没反应过来，都愣住了。张怀英在后排纠正道：“老陈，不是民愤很大，是
名声很大。”“噢”，陈永贵改口说，“现在我名声很大！”说完侧过头来问后排：“这回
对哩？”“对哩对哩。”张怀英说。于是陈永贵又接着往下讲，下边的听众也接着恭恭敬敬
地往下听。毕竟，陈永贵的讲话充满了老百姓的语言。而他本人又很聪明，听他的讲话比听
一字不错的官话套话来劲多了。哪怕陈永贵信马由缰地瞎扯，扯的也是老百姓闻所未闻的新
鲜事，会场上总是鸦雀无声．
后来，昔阳的官方笔杆子们还造了一个词，叫“陈永贵风格”，意思是陈永贵已经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文风，生动、朴素、水平高，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完全可以自成一大家了。
陈永贵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三 与张春桥翻脸
1973年11月，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错了话，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
恩来。江青趁机发难，说周恩来“迫不及待”，上纲上线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陈永贵初入政治局，眼见心目中一向神圣的周总理挨批，目睹毛主席的夫人上纲上线地
训总理，不禁心下大惊。“中央的斗争也很复杂哩。”陈永贵回昔阳时私下对自己的老战友
说。
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又批评了江青。“有人说错了两句话”，毛泽东说，“一个是
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
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们召到中南海游泳池，
讨论机谋深沉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
“我看到这种情况，”陈永贵一次在昔阳谈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道，“过去以为是下
边的，现在看出不是那么回事。”
1974年上半年，中国的政坛风云急剧变幻。先是批林批孔，后来批起了周公。6月1
日，周恩来因癌症入院。7月3日，小靳庄在四人帮的吹捧下腾空而起，一时有与大寨争春
之势。到了下半年，四人帮与周恩来在由谁组阁问题上的冲突愈发尖锐。毛泽东两边都用，
既让周恩来组阁，又让王洪文安排人事，但是他逐渐转向了周恩来。7月17日，毛泽东在
政治局会议上露面，他当众训斥江青，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
她自己。”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陈永贵渐渐心里有数了。原来表面上神圣得了不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成群结派
斗争激烈的地方。他看出了上层斗争的复杂。不敢随便乱讲话，开政治局会也总是听别人
的，自己轻易不表态，表态也是说些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之类的话。关于小靳庄，他吩咐昔阳
县委的党委们：“有人问，就说情况生，离得远，不了解。”“你不能随便表态度，谁知道
他们搞什么。”
尽管陈永贵加了小心，地还是陷了进去。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削瘦的周恩来站到麦克
风前，清晰地向出席宴会的中外客人致辞时，坐在前边的陈永贵站了起来，将双手高举过头
拼命鼓掌。陈永贵向来敬仰周恩来，又知道周恩来病重，刚动过手术不久，他不能不找个办
法把自己对总理的敬仰之情表达出来，因此他的掌声很响，动作也很引人注目。离他不远的
张青桥瞥了陈永贵一眼，神情很是冷漠，甚至带了几分轻蔑。事关周恩来，他更觉得陈永贵
时时处处总想引人注目的特点格外剌眼。
陈永贵能感觉到张春桥看不起自己，他看张春桥的知识分子派头也觉得不顺眼。不过张
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是毛主席器重的人，他并不愿意得罪张春桥。在陈永贵引人注目地为周
恩来鼓掌叫好之前，他们两人的关系在表面上也还说得过去。张春桥还问过陈永贵有没有困
难需要解决。陈永贵说没有，没想到过了几天昔阳化肥厂的领导找陈永贵，说扩大生产需要
买高压机，专门去了趟上海买不到。陈永贵道：“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张春桥上次就问过，
早说几天不就办了？”这种大面上说得过去的关系，自国庆招待会之后就维持不住了。
一次开政治局会讨论人事问题，张春桥等人赞成谢振华出任装甲兵司令。谢振华与陈永
贵多年不和，刚从山西下来又要当装甲兵司令？陈永贵不同意。他说：“谢振华在下边尽搞
小动作，我不同意。”说着还举出例证来，说王谦在山西怎么被人跟踪，文革初期造反派整
的材料至今不肯销毁等等。张春桥冷冷插言道：“有些人说别人搞小动作，他搞的那动作比
别人大得多，说话也让别人看出来，做事也让别人看出来，拍手也让别人看出来：“张春桥
讥讽陈永贵爱出风头，但是并没有点名。
陈永贵顿时就翻了，瞪着张春桥问道：“你这是说谁的？”
张春桥仍然以冷嘲热讽的腔调回敬。
陈永贵叫道：“党的会不许我说话？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
没那个权威！”说完黑着脸一坐，再也不吭气。
这天的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气氛很是
紧张。邓小平则正襟危坐，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眨的神态。
散会后，陈永贵大步往外走，纪登奎快步跟上来，背着四人帮伸出大拇指赞道：“老
陈，够勇敢的。”回到住处，李先念、陈锡联也打来电话，说你老陈今天可是捅了他一下马
蜂窝，痛快。
1974年12月23日下午，陈永贵应韦国清之邀飞抵南宁，参加广西的贫下中农代表大
会。一年前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专程乘飞机到南宁机场迎接。许世友与陈永贵的关
系很好。同为政治局里的大老粗，许世友专爱跟陈永贵往一块坐。许世友开会每每迟到，大
大咧咧地进了门，“哟，我又晚了！”说着便往陈永贵跟前凑。曾经有一次开会，许世友闲
着没事捅了陈永贵一指头。这位少林寺出身的将军一身好武功，一指头下去陈永贵便疼得大
叫一声。结果政治局里全看陈永贵一个人了。有了这次经验，陈永贵就摆手赶许世友：“去
去去。”许世友笑道：“不啦不啦，不捅还不行么？”说着就嬉皮笑脸地挨着陈永贵坐下，
不时还跟他说几句话。许世友一开口唾沫星子乱飞，陈永贵不住地抹脸。
听说陈永贵和张春桥吵了一架，许世友特别高兴。他亲亲热热地拉着陈永贵坐进自己的
小车，一块去找韦国清。
韦国清生了场病。到了晚上，在为陈永贵一行组织的文艺演出开始前，韦国清露面了。
这三位老头坐在小休息厅里高声谈笑，当着服务员的面大骂张春桥。许世友横竖看不上张春
桥。当南京军区司令的时候，听说张春桥当了军区政委来走马上任，许世友称病，提上冲锋
枪进山打猎玩去了。硬是把这位初次上任的大军区政委晾了一回。陈永贵受到鼓舞，眉飞色
舞地把他和张春桥吵架的经过描述了一番，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一通。三位正骂得兴起，服务
员进来提醒说，节目开演的时间已经过了45分肿，老将军一挥手说：“叫他们等着！”三
个老头又痛痛快快地笑骂了半个多钟头才高高兴兴地去看节目。
许世友回去后便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张春桥训陈永贵。他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
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讲话就挨训。事情越闹越大了。
四 当副总理
陈永贵与张春桥的别扭还没了结，周恩来召见陈永贵。
陈永贵到了北京医院，只见总理又瘦了一圈，不过精神还好。他问了问总理的病情，知
道又动了手术。周恩来很快就谈起了正事。他说：“这次找你，就是安排四届人大的事，你
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说完问陈永贵有什么想法。陈永贵
也是亦喜亦忧。他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周
恩来正色道：“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
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
是个农民代表。”
陈永贵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涉及到一串，关系重大的要职，各派的
势力都在忙，总理这里常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出入，江青集团则三天两头地在钓
鱼台里谋划着什么。陈永贵也搬进了钓鱼台，他闻也闻出味道来了。周恩来又给陈永贵讲起
了李闯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谁相信李自成能打进北京，推翻明
朝？时势造英雄嘛。
没过几天，陈永贵即将出任副总理的消息就在上层传开了，倪志福见了陈永贵笑道：
“以后该叫你陈副总理了，”纪登奎干脆半开玩笑地就叫他陈副总理。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了酝酿和争夺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
了。周恩来抱病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
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宏伟目标，全中国人民深感振奋，大会
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其座次如下：邓小平、张春
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陈
永贵排名第七。
这套班子中只有张春桥这一位四人帮成员。尽管吴桂贤与张春桥的关系挺不错，毕竟还
不能算做一伙。而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谷牧等多人却构成了另一派的
强大阵容。陈永贵和华国锋、纪登奎等人虽然属于“其它”类，但他们在感情上总是背着江
青集团的。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中严重受挫。
按江青的意思，应该由王洪文、谢静宜当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
部长。上海方面提出过一个国务院人事安排名单，四人帮方面的要员达88人之多。可是江
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人事安排的建议之后。毛泽东回答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
作委员长，好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
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
及。”
毛泽东屡次挫败江青组阁的企图，并且把去长沙找他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王洪文训了一
顿。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上比王洪文强。同时又说张春桥有才干。于是这二位就
分别后任了第一和第二副总理。
四届人大组阁不成，江青火冒三丈，把许多政治局委员点着名骂了一通。毛泽东听说
了，批示道：“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
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之后也挺发愁，这毕竟是一个来来往往全凭文字的地方。他对昔阳的
熟人说：“我能给人家干得了这个？批文件咱也批不了，写还不会写哩。”他回了趟昔阳，
在大会上就谈起自己的压力大和不适应。”我他妈的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哩，还得批文
件！”陈永贵说，“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
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落层，自己的
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
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本之木。陈永贵想出了上个扬长避短的办法。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毛主席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
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
智她给自己这位第七号副总理设计了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
即不离的职责。
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主席申请搬出钓鱼台。
五 “钓鱼台无鱼可钓”
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西部的一处绿树掩映的皇家园林。普通老百姓从旁边路过，只能隔
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绿树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漂漂
亮亮地常年大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敢在这个
散发着威严的大门前停留张望。至于门内的那座爬着青藤的假山背后还有什么，平民百姓只
能去瞎猜了。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
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
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没在北京住两天，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骂了通张春桥，从广
西转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了。回到钓鱼台3号楼住下，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
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他大口地抽着烟，没着
没落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发愁。这里的生活就是看文件批文件，一天到晚
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唉”．陈永贵对昔阳来的随从叹道：“咱能干得了这？”
陈永贵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
来。钓鱼台国宾馆的岗哨里三层外三层，别说普通老百姓和种庄稼的劳模了，就是县太爷，
管县太爷的高干，连省里的大人物在内，进趟钓鱼台也是极难的。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马列，
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偏偏定在中午，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陈永贵没有理由不去，
王洪文也热情迎送。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地说：“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
书，什么事也干不了！”没过几天，他又找了个茬回山西了，接着又是福建的农业学大寨
会，出访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再住进钓鱼台已经到了1975年4月18日。等待陈永贵的
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16号楼的理论学习。
就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给毛泽东写那封要求三分之一抓点，三分之一跑面的信，同时
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
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
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
这也是不懂马列的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
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
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头脑，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
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总理细细
问了经过，叹道：“以后呀，说话要慎重。许世友不在北京，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这样
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解决。”
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说：“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
都对付不了他。你看你呀，还不想当副总理。”
陈永贵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心里也觉得发虚。张春桥正红得发紫，全中国都在学习他和
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他曾对张
怀英说：“我可闯了大祸了。”张怀英劝道：“你就按总理说的办吧，听总理的。”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毛泽东走进会议室，在主
席的沙发上坐下，慢声问道：“永贵同志在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
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来坐，来，来！”陈永贵
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
的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上边有批示道：“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表扬了陈永贵。“永贵呀，你那个三三制很好呀，”毛泽东给陈永
贵的三个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分配法起了个军事化的名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嘛”，毛
泽东又说：“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我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泽东说着，扫了四人
帮和吴桂贤一眼，问道：“你们几个搬不搬哪？”
江青道：“搬出钓鱼台我们到哪里住？”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宣传的话。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
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
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谈到当时流行的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
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
四人帮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不敢当面顶撞，纷纷写了检查。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
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话虽这么说，心里却恨恨的。张春桥会后骂道：“陈永贵那小子又投了回机，上了榜
了。”王洪文则拿着高级钓鱼杆，吩咐人在16号楼旁的水边摆上沙发钓鱼。水里放养了许
多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大的。王洪文道：“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就钓了条大的！”
张春桥受挫后发了低烧，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王洪文建议陈永贵去探
望，劝道：“永贵去看看嘛，春桥发低烧，互相……”陈永贵说：“我算什么？张春桥是常
委，是领导我的，我算什么我去看？我也没想当什么，能干就干，不能干我回家种地。”结
果他到底也没去。
陈永贵和张春桥的关系后来直也没有搞好。政治局开会，陈永贵总坐在一个长沙发的左
侧，张春桥隔着纪登奎坐在陈永贵的右侧。陈永贵左手托腮，右手夹烟，面朝左，后脑勺对
着张春桥。有一回坐在长沙发另一端的纪登奎捅了陈永贵一下，叫他坐正点，陈永贵头也不
回，摆了摆手说：“脖子扭了嘛！”回到昔阳，陈永贵在熟人面前说：“我死也看张春桥不
对，总给他个后脑勺！”有人小心地劝他，陈永贵骂道：“操他妈！我不是给党干哩？你给
我万两黄金，我也不给你说上一句话！我当副总理是给你张春桥干哩？毛主席周总理叫我
干！”
张春桥在背后也不说陈永贵的好话，连他女儿也跟着一块骂。张春桥的女儿在上海谈起
陈永贵，那口气就像她父亲一样透着轻蔑：“陈永贵就知道什么大干呀，流汗呀，吃饭呀，
根本不懂路线。”话传到陈永贵的耳朵里，他便在昔阳县的大会上骂道：“去你妈的！我们
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干哩呀！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大干干什么呀？谁反对大
干？你说不大干能行？……他妈的！”
六 交道口小院的主人
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又分
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
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
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一位近亲，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
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100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
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
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13辆带空调的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
委员一辆。
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
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
几个一块过吧。就我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
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着孩子在
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转过户口，还想把
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桌子吼道：“谁办的！我不
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
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
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
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
个壮劳力，每天的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兼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副总
理60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
60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块。
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还没有
拿到这个数。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他穷，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
道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助也是
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陈永贵不让
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于是又退掉了，客
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
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东西，拿
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不过照样得花钱。陈永贵花钱很仔细，
尽管他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永贵见了
问：“买鸡干啥？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不用，人家来是吃
面嘛。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中国也没多少的特供本，整天
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
他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坐，呼噜呼噜一
通就算是吃饭了。
当然，同样是吃小米，副总理的小米也可能有值得自傲的地方，有一天梁便良去北京看
陈永贵，带了点小米，陈永贵说：“泰国给我送了点小米，可比你们的好多了。”梁便良一
听不高兴了，说：“老陈，你说啥哩？才几天了？就你们我们了？”陈永贵自觉理亏，便不
再说话。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菜。
他最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江青提议
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就哄着要灌陈永
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老人家多少寿，我就喝多少杯酒。那天是
毛泽东82岁的生日，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夹，陈永贵一口一杯，在
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
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
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
仰，闭了眼，便不再说话。陈永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个烟头，
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抽好烟，更不抽带
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
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大会堂每个
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入送到政治局
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大宗的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
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
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去，分
给梁便良、贾进财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水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
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算器落起来有一尺
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赵满仓去
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行动呀，有限制
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
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虽然是陈
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中央首长的名字旁
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批？”陈永贵笑道：“你们
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解释
说：“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足留)(足留)，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
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
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里去通县，偏偏赶
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
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
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已上街(足留)(足留)。警卫班的头头是一
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长训了一
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谁还怎么着我
呀？你们搞甚哩？”那位连长也不吭气，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警卫班的军人和贴
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遛遛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涌了上来，陈永贵一见情况
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人家商场秩序啦？”工作人员问他。
“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怪憋闷的。”又戴
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这是活商标嘛。”从此陈永贵
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
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难受，想
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你愿意跟就跟上，
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您来
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帽，人家认出
来，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低声说：“别吭气。”理发师就不
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
贵道：“理发就要给钱嘛，不能不给钱。”张艮昌掏出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
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
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有了这几
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遛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
别人还在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
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上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
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绝不像60来岁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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