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解放前那里是资本家的公馆。那里有山，有水，有花园，还有参天古木。那里有鸦片馆，有红色的俄罗斯式的建筑，还有中国式的四合院教室，美丽极了！所以我非常喜欢江南水乡，它令人想起儿时的往事，少女的情怀，青春的憧憬，成人的烦恼。30年了，一切如烟，一切如梦，晃如隔世，不曾拥有，却又曾实实在在发生过。30年了，整整30年，要想忘掉那一切，真的好难啊！
 当“农民大哥”出现在我眼前时，当我听到《被风吹过的夏天》的歌时，一切往事又浮现在眼前。是啊，“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更沉淀，如今风儿依旧在追，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我没想到“农民大哥”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
 “还记得我吗？”
 “不认识”
 “燕山小镇？”
 我摇摇头。一脸迷茫。
 “医院？”他提醒到。
 “哦！农民大哥。”“农民大哥！”我们同时大声地说。
 “你怎么认识我的？”我惊讶地问。
 “七星瓢虫！”他感叹地说。
 “瓢虫？”他指指黑板上那幅我画的画，教学生的示范画：一只大大的橙红色的七星瓢虫停在一片深绿的叶子上，叶子又漂浮在碧绿的水面上。
 “记得吗？”
 “不太记得！只是......”我努力想想，是有那么回事，不由得感叹地说。
 “只是什么？”他不解地问。
 “你怎么还记得？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是一幅很稚气的画，没有什么特点，是我心血来潮胡乱画的。记得在他再三地要求下，我才把那幅画送给他的。
 “是吗？可我还记得。”
 “记性这么好啊！”
 “那是我收到的唯一的一份绘画礼物，虽说没有什么特点，却记忆犹新，而且保存了很多年，后来不知怎么就弄丢了，但印象非常深。你说能不记得吗？”
      是啊，我也想起了，只是不像他记得那么清楚罢了。可我不想记得有燕山这样一个小镇，想到那，心就好疼，泪水在眼里滚动，我真的好想忘掉那里一切，根本不想记得燕山这个令人反感的地方。是啊，我真的不想记住它！想起那件事，心里就发酸，眼泪往外涌。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想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失态。但那件事与农民大哥没关系，因为他让我想起的是美好的回忆，而不是……心酸。

      30年了。燕山小镇医院，我真的想忘掉它 。可那段美好的记忆也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30年前，我的父亲在那当院长。在他没去之前，挂号室一直空缺，长期都是家属在那轮流挂号，那年的夏天也轮到了我。当然也是我父亲是院长的关系，他去那才半年呢！
 挂号很轻松，也很好玩。这是我第一次打工，那时才16岁。一切都觉得好新鲜，好希奇，做起来从没有觉得累。一星期一晃就过去了，可到了星期天就难了，因为，星期天炊事员要休息。他休息，病人的饭、医生的饭怎么办，谁做？当然是临时工做了。医院的临时工只有一个，当然也就是我们这些挂号的做了。
 做饭本身不难，难就难在挑水上。其实挑水也不是很难。那年那月在我们这县城家家都要挑水。我是家里的老大，父母长期分居两地，母亲又多病，从小我就做家务，还要照顾多病的母亲。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着挑水了，从河边挑到厨房，后来从厨房挑到家里，我没想到挑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到了星期天该我做饭了，我和往常在家里一样，挑起水桶，跟在农民大哥的身后去挑水。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挑水，也是第一次去那小镇，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在哪里挑水。就这样我父亲就叫他给我指路，做向导。
 一路上我从没有想过要依赖他帮我，我老老实实地跟在他身后，他也问我挑得动不，我说没问题。我就那样大大咧咧地、无所畏惧地走着，从不像有些小女孩那样矫揉造作地大呼小叫，说好累呀，挑不起什么的。3里多的路就这样我尾随在“农民大哥”的身后走到了井边。
 那井坐落在一片山洼里，左边是小镇的街道，右边是一片山丘，前面是田野，中间有一条小路。
   农民大哥把水从井里拧上来，我弯下腰正准备挑水，他不相信地问我：“挑得动不吗？我来吧！”
    我毫不在乎地说：“没问题，我自己来吧！”我这人就是爱逞能，没办法。
    他说“我走了？”
    我大大咧咧地说：“你走吧！别管我。”
    大哥真的走了，消失在街道里。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从小我就学着挑水，这有什么难的。

     那天，农民大哥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背心,短裤，腰上还拴着一条皮带。这就是当时知青最时髦的打扮了吧！所以我就叫他“农民大哥”。
   农民大哥真的走了，我也挑起了水桶，挺直了腰上路了。刚走几步还行，没问题，100多米的小路一会就走了一半。我越走脚步越沉，越走脚越不听使唤。脚不听使唤有啥了不起，没啥，就歇歇吧！歇了一会儿再走，咋那？不像在家里挑水时那样轻松，好费劲。又歇，又再走。唉！肩膀好疼，腰也挺不直了，什么是千斤压顶？这时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100多米的小路我至少走了15分钟。不过这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啊，我在家里天天就是这样过的，只是水桶小些而已。
  来到大路上看到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机耕大道，还弯弯曲曲地跟着绿绿的群山和金灿灿的田野盘旋着，我傻眼了。唉！什么时候才能到医院啊？要知道我的体质并不是很好，娇小玲珑，典型的四川小姑娘。上体育课的时候，800米要3分55秒才跑得下来。高一的学生了，这速度，不及格。而且我的双腿还严重缺氧。

   望着1500多米的大道，我才走了100米，真的是万里长征才开始呢！唉，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完啊！
   我哭了。无助地、无赖地哭了。这种哭，我在那之前有过。
  记得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来临的时候，我们家的阿姨走了，回乡下去了。她走的第二天小迪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必须住院治疗。母亲把小迪送进我们县上的一个镇医院就走了。她在那工作过，有很多认识的阿姨，他们可以照顾我们。母亲把小弟交给了一个还不到7岁的小女孩就走了，一去就不回来了。
 母亲走了多少天我不记得了，只是觉得那时间很长很长，真的是度日如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我望着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的小弟，我好无助，好无奈呀！我没办法，我哭了，无助地、无奈地哭了。
 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到过了多少天我回家了。后来我问母亲，母亲说我和小迪在医院里没有待几天，最多4、5天。可是，那时我却觉得好长好长，度日如年吧！
        那天我走进大门，顿觉幼儿园里天地一片大亮。我说过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优美的环境里。那里有山，有水，有茂密的大树，有低矮的灌木，有紫色的葡萄，有四季如春的前后大花园，还有俄罗斯式的建筑，中国式的鸦片馆和四合院教室，非常美丽！对了，还有很多古董及古墓。《碧玉簪》里的旅部上书的夫妻坟也在那里。后来省里写县志有人来调查过，可教委的人说没听说过。他们肯定是不知道。那坟墓在教委迁进来之前就已经被毁掉了。那些上好的青石板早就被我们幼儿园的老师、阿姨们用来修建防空洞，早已不存在了。而且我也在其中，是功臣之一啊！虽说那时还很小，但我们幼儿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我记得。
         记得在拆毁时，大人们都说这么漂亮的坟墓，里面肯定有很多金银财宝。结果挖开正方体的石头棺材，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两个石枕头，中间有一道石墙，墙上有两个正方形的窗子，还有雕刻精美的龙和凤及其它非常精致的图案，美丽极了！坟墓里还有两只陶罐，里面全是灰，现在想来应该是骨灰。那时胆子也真大，可能是从小就生活在那空旷的大花园里，天天看着那些古墓，什么妖魔鬼怪都没有看到过，所以就不知道怕了。大人都说那坟墓是假的，真的不在这里。除了这还有一本发黄的、黑黑的书，书里的字看不清楚或是我不记得了。是《武功秘籍》，还是《武穆遗书》，当时可没这概念。最后那本书也许是当废渣给扔了。
         文革前的幼儿园真的很美，像公园一样。它本来就是资本家的公馆。可那天我走进去却和往日不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高大的桉树、香樟树被砍倒，青瓷的桌子、凳子，美丽的花瓶被打烂，遍地都是；四季如春的花圃被蹂躏。院子里一大群17、8岁的高中生或者是初中生在拖被砍倒的树杈。其实，他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当时还真没这概念，小嘛。还有那就是文革刚刚在这个小城开始。
          园子里好一派热火朝天的热闹景象啊！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说那是封资修的产物，要打倒一切，还要打烂一切。
在这么多的人里，我找不到自己的母亲。她在哪里，我不知道。问人们，不说，还翻白眼，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根本不理睬我。那眼神到现在我都无法忘记。我走到全托大院前，也就是鸦片馆。在那高大的门里，有着1米多高的两扇栅栏门，我看到大迪在那里大声地哭泣，无人问津。这是怎么那？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现象不曾有过。以前那些老师阿姨对我们是非常好的呀！问大迪，大迪什么都不知道，只晓得哭。没法，我又回到了医院。
             在医院的那段日子真的好难忘，天天我就在病房和走廊间徘徊。我每天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一件事。那就是照顾生病的小迪和在走廊的阳台上趴着盼着母亲的到来，那真的是望眼欲穿啊！还好小迪很听话，在我的印象中他要不就是昏睡，要不就是乖乖的和我一起趴在阳台上看母亲，盼母亲，等母亲，从不大吵大闹，他和大迪的性格刚好相反。特听话，特懂事，否则那段日子我怎么过啊！要知道我那时才7岁不到，小迪才1岁多啊！但是，小迪也有哭的时候，那就是高烧不退，小脸蛋烧得红扑扑的时候。还好，那些医生阿姨特照顾我们姐弟俩。母亲和他们曾是同事和朋友。他们都叫我“青儿”。直到现在看到我都是这样叫。“这不是青儿吗？长这么大了！小时侯好乖，好懂事，好漂亮啊！”
           看到小迪哭我也跟着哭，那是好无助的哭，好无奈的哭啊！就像挑水站在路边上哭一样。
   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来到我们这一代人身边的，就是这样给我们这一代人打下深深的烙印。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段时间是被隔离省查了。                  

           (二)

     看着那长长的机耕大道，我好无奈，也好无助啊！我后悔了，我真的该把农民大哥留下来，让他帮帮我，那该多好啊！哪怕是就挑那么短短的100米的小路也行啊！
  这么长的路我不是没走过，比它长得多的路我也不在话下。在8岁那年我两天就走了100华里。
    那是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的时候，两派对立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我们经常是莫名其妙的跟在大人们的后面拧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屁颠屁颠地跑，当时说是逃难，就像南征北战里那群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也要和敌人周旋到底的一支难民队伍。
   其实这个小镇我也来过，只是，是在山的那一边，在那片连绵起伏的丘陵里。当时母亲为了说明自己是清白的，是和地主阶级分清了界限，参加了造反派。她认为自己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是革命的，思想是先进的。她是党员，曾经是军人。女解放军，好气派的名称。怎么会是漏化地主、走资派呢？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就参加了造反派，武斗时她战斗在最前线。在部队我母亲是护士，武斗时她是卫生员。
    记得有一次战斗不是很激烈时，母亲带着我到了前线的后方，就是我现在站在的山的那一边。
   那是一个黄昏的傍晚我跟着母亲到了一个小山村，薄雾笼罩着村庄，正是炊烟缭绕的时候。只见人们在匆匆忙忙地出出进进，有的抬着担架，有的抗着锄头，有的握着枪，有的担着水，有的忙着做饭，灶火映红了做饭大嫂的脸。好一幅乡间傍晚图啊，美极了！
   那晚真的好恐怖。枪声、炮声、人声响过不停，战斗非常激烈。我紧紧地抱着母亲睡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吓得牙齿直打战，浑身战抖不停。一会儿从战场上抬下伤员了，母亲像所有的人一样立即穿上衣服进入了一级战斗状态。我也马上起来紧紧跟在母亲身后，死死地拽着她的衣角不放。母亲走到那，我就跟到那。不过那血淋淋的伤员我是从来没正眼看一下，太可怕了。说真的，那场面真的不逊于战争片、警匪片，太恐怖了，直到今天都无法忘记。那晚我再也没睡觉。后来听母亲说那次战斗还不是最激烈的，只是一次两派斗争中的一次小磨擦而已。

     第二天，母亲把我送回了城，马上又把我送到了父亲工作的另一个小镇。那里是造反派的大后方，非常安全。也许是经历了那一次战斗，我比同年龄的孩子更知道战争的残酷性、恐怖性。其他小伙伴在无忧无虑嬉戏的时候，我却天天端着一张小凳子坐在医院的大门口，望着从战场上送下来的伤员，挨个挨个地看那里面有没的我的母亲。我怕看到伤员里有她的身影，又怕看不到母亲回来。没回来就意味着有不幸发生。于是，我又到处打听哪里有没有死人，哪些人死了，死了的人里有没有我母亲的名字。我怕听到我母亲的名字，非常怕听到，可就是忍不住要打听。那些日子我天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生活，天天都在哭，听到那里死了人我哭。听到那里有人受伤了我也哭。真的是一个小泪人“青儿”。大人们看了辛酸不已。有的看着我哭也跟着哭。都说“青儿怎么那懂事呕，她小小的脑袋里怎么会想到那么多啊！”他们哪里知道我曾经历过那样的场面啊！血淋淋的太可怕了！
         也许我的诚意感动着每一个人，也许我的父亲看我那样心疼，也许母亲那时不在前线，或者是县城根本没什么危险。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跟着父亲的同事又回了家。那时在我的心里只把城里的家当着家，而父亲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驿站，一个驻脚点。    

    回到家，看到母亲后我心里那块悬着的大石头才落了地，也不害怕了，也不哭了，也像其他小朋友那样活蹦乱跳玩去了。
 没想到那晚我又经历了一场比在燕山小镇更为惊险、更为刺激、更为激烈、更令人无法难忘的一夜。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好玩、刺激、恐怖。
 其实回到家的整个一天就断断续续地听得到枪声、炮声。“轰隆、轰隆”的声音偶尔从远出传来就像闷雷一样滚动。只是看到母亲后那份高兴劲代替了长期以来对母亲的那份思念、担忧。还有那年月听多了这声音又没在身边发生，所以也不觉得害怕。
 到了晚上就更激烈了，大人们都全副武装进入了作战状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都拿着红缨枪、梭镖、大刀在轮流巡逻。
 幼儿园里都是阿姨们和老幼病残，男的上前线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里。我们小孩就集中睡在俄罗斯式的红色的教室里。那晚，大家害怕极了，挤在一起，不时发出尖叫声，两眼死死跟着大人们的来回不安地走动而移动。只见红缨枪、大刀、梭镖在灯光映照下发出耀眼的青光。印象最深的是梭镖了。记得那是用一条长长的铁棍做成的。铁棍黄黄的生着铁锈，一头弯成一个大大的圈像句号一样，一头磨得尖尖的发着白光像针尖。看到它我就总爱幻想，假如它穿进人体应该不用使劲吧！用手这么轻轻一拧，就穿过人们的身体，铁棒就血淋淋的了。
 前半夜我们还知道害怕，到了后半夜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又归于平静。
 聪明的人早就开始转移了。我是下午跟着母亲的同事刘老师撤离县城的。她和他丈夫的几个女同事带着孩子们一齐朝西北方向逃亡。
 我们是踏着一条弯弯的青石板小路在连绵起伏的丘陵上慢慢行走的。青石路就像一条蛇在山间盘旋，一直飘向远方。一路上看得见三五成群结伴逃难的人们在小路上慢慢行走。听说这条小道在古时就有了，是一条千年驿道，是当时著名的盐道，马帮把买到的盐从这里把它贩卖到全省及全国各地。                     

 记得走在路上大人们是有说有笑讲着笑话走一路歇一路，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刘老师有两男一女，大的和我一样大8岁多，叫谢峰。老二才4岁，最小的女儿还在吃奶，背在背上，悄悄的。
 我是女孩心思很细，大人们讲的笑话我至今也无法忘记，关于性的事就是在那里上的第一节课吧！
 在我们这群逃难的人中有一个刚结婚还没有生小孩，娇滴滴的女人。她走一路叫一路也歇一路，比我这小女孩都还小。最后她远远地落在了我们的后面，还被一个男人搀扶着走。于是关于她的传说就成了大人们消磨一路寂寞，打发旅途疲惫，消除紧张感的话题了。
 记得故事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说她娇气的很，懒的很，风骚的很，也恶心的很。说她见到男人就撒娇，见到男领导就投怀送抱，那风骚劲真的是没法形容。说着说着大人们就嘻嘻哈哈地笑，笑完就看一眼远远落在后面娇滴滴、风情万钟的她。接着又讲她结婚到现在都是裸体睡觉。记得有人说：“你怎么晓得的？你看到过啊？”
 说这话的人说：“不是啊！我没亲自看到过，我是听小芳说的。但是，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呀！到时我不会承认的呀”
  “敢说又不敢承认，记得你以前还说亲自看到过，而且不只一次，好多次呢！”
 “是吗？我说过吗？你听错了吧？假如我真的说过，你去对她了，她找我，我也不会承认的。”
 “毛主席说要敢做敢当，你那样做不光明磊落，是纸老虎。”
 “纸老虎就纸老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能把我怎么样？”说完人们嘻嘻地大笑起来，我也不懂事地跟着傻笑。
 在路上歇息的时候，大人们厌恶地看着她，那眼神至今我也无法忘记，是鄙夷的、看不起的、不屑一顾的。她们还说她：“哎呀！她那风骚劲真的是讲十天十夜也说不完。她不止是每天裸体睡觉，而且是睡在床上不起来，衣服也不穿，内裤也不穿，就这样赤身裸体地睡在被窝里，大声地叫‘老公快来帮我穿衣服啊！还要给我洗脸，刷牙。牛奶，面包通通给我送到床头来。”说这话的人，学得微妙微俏。听的故事的人笑得弯下了腰。笑过后还厌恶地看她几眼，有的还恶心地吐口水，嘴里还喳喳地说恶心，太不要脸了。
 一路上人们讲着她的故事，说着她的笑话，不知不觉就到了黄昏，也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叫龙门的小镇。在这里听不到枪声、炮声、喧哗声。
 小镇好静啊！低矮的房屋一个紧挨着一个，连成一片，被笼罩在薄薄的炊烟中。在这里人们各自忙着各自的事，一点紧张感也没有，好像外面发生的事与他们没有关系。好像他们根本不知道外面正打得火热。好像那战火纷飞的战场离他们远着呢！看到他们悠闲的各自做着各自的事，逃难的人们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张了好几天的心情也归于平静。
 我们驻扎在刘老师丈夫单位的一个下属单位里。那天我们太累了，天刚黑就早早地睡觉了。白天真的是太累了，走了一路，说了一路，是应该好好歇息了。特别是刘老师又是背又是牵的，真的累极了！
  就在我们睡得好香、好沉的时候，黎明前寂静的小镇骤然一片哗然。哭声、笑声、闹声、脚步声、奔跑声、坛坛罐罐被打烂的声音在天空久久萦回，持续不停。我们马上穿好衣服，坐在了床上。这已养成了习惯了，只是这次比以往更特别。就在这时，我们这骤然响起敲门声。听到那声音我们好紧张、好恐怖。有人把门打开，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和刘老师的丈夫谢叔叔出现在门口。这时能见到母亲那高兴劲真的没法说了，它足已让你忘掉一切恐怖和担心。也令人忘了我们还在逃难中，身处险景，危在一夕。母亲的到来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我不再害怕了，我高兴还来不极呢！其实现在想起逃难时的情境真的挺好玩，久久使人难以忘怀。
      母亲他们的到来让大家知道了县城目前的状况，他们说燕山失守了，革联总已进攻到了云峰山。
     云峰山很大，像一个天然的屏障，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要想攻下它真的是好难。而“敌人”要想拿下县城必须攻下云峰山。而攻下它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成渝公路，就是从重庆到成都这个方向打进县城。另一条就是在同一方向从盐道打进城。不管怎么打都要攻下云峰山。那晚在那里两派打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惨重，谁胜谁负还是一个未知数。但造反派占下风，保不住县城是迟早的事。所以必须马上撤离龙门，此处不安全。
  我们马上起床拿起行李跟在一大群逃难人的后面又继续上路。听大人们说，这次逃难闹了很多笑话。当总部发出撤离命令时，全城一片沸腾，除了南面不能逃跑外，其它三个方向都能走。人们像潮水般的向东西北没命地跑。在这群逃难的人中有的忘了穿鞋，还没走到龙门脚上就起泡了：有的忘了系皮带只见他们是一手拿着行李，一手提着裤子没命地跑，样子十分滑稽、狼狈、可笑：有的吓得还双脚站不直，尿了一裤子：我们县的县委书记一头栽进了大粪坑，二话没说爬起来又继续跑，弄得一路上都带着难闻的“泥土的芳香”，臭得人们直恶心，他也尴尬极了，狼狈极了。至今这一逸事还成了我们这县武斗时期笑话的经典。
  快到中午我们到了黄马。我父亲就在这里上班，这里是造反派的大后方，离县城有70里路。人们到了这里感到非常安全，好多人都不再逃跑，坐下来休息了。有的还开始找落脚歇息的地方，准备在这住上一段时间。有的呢在到处找吃的。小镇的人少，馆子也少，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哪里有那么多吃的呀！哪里又住得下这么多人啊！很多人是饿着肚子又继续上路到下一个镇子找吃的住的。
     我父亲在这上班，吃住当然没问题。我们吃过中午饭正准备休息，静下来了的小镇又开始骚动起来，人们发疯似的又飞跑起来。大人们又赶紧出去打听。听逃难的人说县城失守了，革联总打了到青石里。那小镇离这里只有40华里。这么近，能不跑吗？还好我们的小外婆、表叔、表哥挑着箩筐来了。他们每次听到我们那吃紧都会来接我们，帮着挑行李，帮着挑年幼的弟弟妹妹。我的两个弟弟就住在表叔那，我舅婆家。                                     

 在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过了砣江。大概走了7里路来到了一个叫灌山脚下的大院子里。这院子我在这之前来过，现在我的两个弟弟就在那里避难，住在我舅婆家里。
        舅婆是我外婆的嫂子，她和帮我们挑行李的表叔表哥住在一起。他们不是一家人，但比亲人还亲。我舅婆是寡妇，16岁结婚，17岁守寡。我表叔是孤儿，他还在他娘的肚子里父亲就死了，他母亲生下他就扔下他跟人走了。所以舅婆和他就相依为命，互相把对方当着母亲和儿子。
       看到我们平安到达，舅婆高兴极了，赶紧把饭、菜什么地端上桌子，让我们吃。我们确实饿极了，管它那么多，闷着头就吃，一大碗饭一会儿就吃完了。这在以往不知要吃到什么时候呢。
       刚吃完饭，我另一个表叔从外面回来说：“不好了，不好了。保皇派打到牛拂了，快要过河了。赶快逃命吧！”
      这时，我们已经走了整整100里路了。一个只有7、8岁大的女孩，两天走了这么多路已算得上是奇迹了，哪还有力气来继续亡命天涯啊！我的父母和刘老师夫妇俩也深深地认识到这点，只好把我们这几个小孩放在乡下，他们继续向盐城挺进。                          

        出发前母亲和刘老师还简单化了装，他们怕被保皇派的人认出来。特别是刘老师，她是北方人，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不是乡下人。所以她的装扮就更夸张、更滑稽了。
        记得她穿的是我舅婆的对襟衣服，头上还包着一块头巾，下面穿着肥大的、皱巴巴的打了好多补丁的裤子，脚上穿的是一双大头布鞋。突然人们“哈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指着刘老师的脚大笑着说：“你这像农民吗？农民舍得穿这么漂亮的、嫩绿的呢绒袜吗？”母亲这样一说，人们笑得更厉害了。我母亲和刘老师都笑弯了腰。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会事，只有跟着傻笑。这时我看到刘老师把她的脚举得高高的，差点摔一跤。大家见状笑得前仰后合，比先前更厉害了。我也跟着大人们的视野向刘老师的脚看去，同时也听到刘老师学着我们四川话说；“对头嘛！啥子都象农民了，就我这个脚就不像。那个农民会穿这么漂亮的尼龙袜呀！还嫩绿嫩绿的。”说完又把脚举得高高的，夸张地露出她那鲜嫩的呢绒袜。大家都被刘老师那滑稽样逗得笑弯了腰，泪水都流出来了。确实那年月有哪个农民穿得起尼龙袜呀！而且这么漂亮，这么鲜艳、这么亮丽。特别是在黄昏的煤油灯下更加惹人注目。至今我还记得8岁时发生的那一精彩的场面。
        母亲他们走了没几天，就听大人说，革联总攻进城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县城半步，更不要说乘胜追击到牛拂了。
        两天一个只有8岁多的城里小姑娘走了整整100里路，实属罕见。那时我确实做到了。而且到现在无论我怎么回想都不记得脚疼，脚酸是什么感觉。那天我挑着水走在机耕大道上双腿颤抖，严重缺氧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我怎么也忘不了一个16岁的大姑娘挑着一担水晃悠晃悠的怎么走也走不到尽头的狼狈相。8岁多大的孩子空着手走100里路不觉得累，而16岁挑着一大担水走3里路却是那么难，那么无奈。居然还哭了，哭得好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