琮国

西海·霅溪·浮玉·禹地，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发源地，“琮国”也。

在西海（余杭之地）古老传述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而，近代人现现代人，却对此话的理解度上，严重地偏差了其话的真正本意是什么？对于“祀与戎”上，把“祀”直接地理解为祭祀，以“祭祀”而“祭祀的祭祀先祖的一种形式”，这是对史前时代的社会状态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困惑（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上的认识不足），史前时代的人类其“祭（祭祀）”是对当时的社会状态不能进行有效地描述、记载并保存下来，这是当时社会的最大困境，由是便形成（酝酿）了一种文字产生的基础，“用语言传承、用文字记载”这就是“祀”就是“祭祀”，以渚语（良渚话）的土著语言来理解就是“记事”。

在文字尚未真正成熟的状况下，人类创造、运用语言的传承，这就是“戎”是“说”是“传承”，用文字或图文来记载，这就是“戎”的过程。“祀与戎”是人类进入到一个语言鼎盛时期发觉人类自身的传述中所面临的“记事”困境。从语言的角度上，很难全面地加以阐述当时的社会状态，使我们的祖先认识到这一最大的发展障碍，语言不能更好地、有效地来讲述、记载社会经历、来记述社会面貌，以及图文的不那么成熟的状况下来全面开创一个新型的记述局面，我们的祖先认识到“祀与戎”上所要克服文明进步上的缺陷。这就是“祀与戎”所产生的真正由来。

张忠培先生（及众多的学者）认识到“祀与戎”是国家的重要内涵，是国之大事，却不能从一个当时的社会基础条件上来理解当时的所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一个文字产生的最基础条件与环境，“祀”是“祀事”当时的事，而我们所“祭祀”的古老的社会状态，在现在却一无所知，只能是一个“祭拜”的情由上来，古老的良渚文化国家“祀事”与现在的“祭祀”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先生们啊！您们更不能来好好猜度“戎”是什么了，把“戎”说成是“兵戎”、“兵权”的一种战争下的一个野蛮的、战火的、血性的时期，那就不能全面、清楚地来识别良渚文化社会的性质了。“戎”是“戎说”，是说事是讲述当时的社会状态。现在，我们所要解决的首要矛盾是什么？是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发展的适应度，以及“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的当今社会所要解决的首要矛盾就是一个“语言发展上的‘文字（记述）’的问题”。

五千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受到了一个严重的阻碍，一是人类吃食问题，二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在人类吃食上从万年与八千年时间左右时间，人类运用了“火”，已经从生食到熟食的人类社会时期的文明进步，并进入了一个人类语言状态下运用和掌握了“火”，就标志了至良渚文化五千年左右的前时期已经经历了三四千年的文明社会阶段（人类文明社会阶段已经有了八千年左右时间过程，其文明的二大标志就是“语言交流、火的运用”，人类摆脱了原始猿人，摆脱了生食社会状态），是一个在水域边生活，捕鱼、采猎、种植等等，社会安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状态。但由于受到人口的增加、大片水域的消失，土地（水域平原）的形成、农业种植生活的发展伴随着金属器具的产生，到四千年五百年左右的时期一个农业生产社会初步形成了，从而，到大禹时期产生了一场大变革：“治水”。

在大禹“治水”的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以及“大禹殊杀防风”（禁止风帆捕鱼）的政令颁布，就是宣告了一个渔业社会的结束和一个农业社会的到来，以及从一个陶器时代过渡到金属时代是社会财富的积累的反映，是一种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具体体现，人类社会从文明进步上迈进了一大步。陶器时代、金属时代都是“火”的产物，同样近三千年的“文字成熟”是“语言的产物”，是人类进步的发展必然。从陶器时代到金属时代要对古老的人类社会文化研究，就不得不认识到这个发展历程，这是一个“大良渚文化思想体系”最精华的之一，也是指导社会研究、人类考古的法则。吴越大学者董楚平啊！您对“大禹殊杀防风”在认识上完全步入了一个误区，“防风”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事物。“防风王”是大禹自己，是表示一个水上生活的民族习性“舟航风帆”，大禹自己怎能来杀自己，而是禁止风帆捕鱼，表示了良渚社会后期步入了一个农业（平原）社会。

当一个“大良渚文化思想体系”由一个良渚土著人来阐明中，完全是一种不得已而为此。因为几千年来，无人能真正认识到这个的实质问题，无人能认识到文物考古、社会研究、人类进化、语言学、文字学中站在一个历史新高度上对古老的历史问题进行一个概括总结。

在良渚文化时期，就是需要专人从事这一“祀与戎”职业，从而产生了“仓颉和共工，仓颉造字·共工戎说”，仓颉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人，而是一大批人、世世代代承接的人，是字匠。共工也是一大批人、世世代代戎说的人，是戎说者。张忠培先生不能认识到“祀与戎”复杂到一种什么程度，“祀与戎”的发展并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而却却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传承。

有二个重大问题，一是良渚文化时期，国家处于哪个历史阶段？

首先，要认识的产生国家的基础是什么？一个国家其基础是一个民族，是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生活习性、共同的语言。良渚文化时期，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是一个生活在水域的蚩尤子孙百姓、捕鱼吃鱼的共同习性、以及共同的水系汉民族语言，崇尚一种玉火文化，这是一个大中华（华夏民族）的文化特征，说明在八千年时间左右，一个蚩尤民族的国度十分广大，以东部沿海地区水域的一纵连接长江、黄河、之江等横水域，这一些都是大良渚文化直接影响之地，“以玉为兵（以玉为邦）”充分体现了良渚文化时期是我国的夏代时期。夏代是始于八千年或更为早期至良渚文化四千年左右的“消失”时期，就是一个完整的夏代，是一个陶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一种荒谬的阐述，是因为哲人们不能有效识别一个陶器时代）；四千年前的陶器时代后才真正地进入了一个商代、周代的金属时代。

对良渚文化研究上，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玉为兵”的历史阶段，这个年代是一个大良渚文化时期，是前八千年时间左右至前四千年左右的一个夏代，是一个石器时代进入了一个以陶器为主要的陶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国度十分广大和所形成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就一直延承了一个群体心理（民族特征），这是一个大中华（华夏民族）的特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生活习性与信念。

这时，大中华（琮国）是一个“以玉为兵（邦）”的华夏（划船）民族，是水民族汉民，汉民族就是这样由来。琮国，有“琮”之地，是在六七千年前已经形成，这就是大中国（琮国），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是后事，我们的琮国早以处于一个一统的大琮国下。

二是（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奴隶社会吗？

良渚文化的社会是一种封建社会制度。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社会阶段，已经摆脱了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基本是平等的，我们民族的最大特性是一种“善良”、“与人为善”，人与人之间是在一种封建制度下的思想奴役与控制，没有奴隶社会的发展空间。良渚文化时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了语言百（白）家姓，是舟姓渔户的传承，是产生了以姓氏、家属血统上的一种种族特征，长期保持着一种族氏生活方式、以家庭为单位（家长制家庭）、是一个群体聚落的社会状态，这是一个大中华（华夏民族）八千年的文明社会的最基准的特征。在良渚文化时期是一种丰衣足食（风鱼舟食），在东部沿海地区生活有广阔的水域、有充足的水生动植物（生产方式），人们的生存吃食问题上不存在着多大的忧虑，前七、八千年的生活状态与前一千年、百年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人类就是生活在那个生生息息而世世代代的生息中的一个现实社会中，百姓是平头百姓，在一定的自有经济、生活于一个社会组织的群体，这就是良渚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历史阶段、及基本特征。无论是斯大林的“奴隶占有制社会”和郭沫若先生的“殷代社会奴隶制”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一良渚文化社会的发展过程轨迹和一个水上民族习俗。

在良渚文化研究与认识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生产力水平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度吗？如不能充分认识、识别清楚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状态，不能知晓良渚文化的生活习性，就不能全面解释良渚文化。一个农业社会的到来要具备什么条件？农业生活所具备的条件：一是土地（平整），二是对水的治理，三是农业生产工具，四是对农业生产的管理，五是对烧煮米饭的器具。一个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国度形成，那所必备的条件是广阔的平原的形成、农业种植生产对水的治理。在良渚文化后期的大禹治水期，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开河挖渠，疏导水流，降低水位，其治水的目的就是一个为农业种植生产打下了一个种植的基础。因此，从大禹治水上，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在良渚文化的消失时期即早于四千年在左右时间前，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度，这里真正的农业社会才真正的开始。在良渚文化社会时期，农业只不过是一个副业，主业是渔业社会与捕鱼生活及采猎、种植业（块根类）。

农业种植生产对水的管理上，取水（引水）、放水（排水）是水稻种植中（对治虫危害暂且不考虑）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对农具车水工具的制造（水车车水）和河渠的开挖，是当时社会的最大要求。大禹治水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在农业生产工具上，最大的特征是金属器具的诞生。石器、石犁为最原始的生产器具，是很难满足一个农业生产工具上的需求的，只能是在最为原始时期的生产辅助工具。说，大禹治水时期已意示着一个“金属时代”的到来。铁耙、铁犁的翻土、收割及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畜力耕地，为农业种植生产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支持。在农业生产的管理上，农业水稻种植，已经说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水稻种植的技术已经成熟，特别是对种子、治虫上，良渚先民已经达到了现今同等的治理水平。因此说四千年的农业种植与现今的农业种植有同等的技术水平，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等位的。

在农业生产上，最不可回避的是做米饭，陶器为良渚文化时期主要的生活器具，但陶器的器具牦特性，往往是煮有着液体状的食物（有水），对煮粥是可行的，但煮米饭的器具――陶器类是不太可行的，总之得出一个事实证实：金属器具铁锅（或铜锅）已经诞生。

因此说，良渚文化的消失，是一个农业社会国度的到来、是一个金属时代的起始阶段时期，这是良渚文化的最大特征。

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制陶、制玉、纺织、编织、养殖、造船、冶炼、冶水其它各方面的发展了，为一个农业社会国度的到来打下了一个丰厚的种植基础，也就是意味着一个社会大量财富的积累，才使农业社会国度的到来，并且，从农业生产上，来改变了一个人类吃食问题的最根本变化，农业生产的发展进步，产量的增加、粮食的积累，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也就是意味着一个水域的缩小，渔业社会与捕鱼生活对人口的增加，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当时社会所反馈出来的最大危机。从八千年起，一个文明社会阶段良渚文化就已经生成，至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后期，社会文明程度又进入了一个金属社会文明阶段，这是良渚文化的最基本框架。

陶器是良渚文化时期的最主要的生活器皿，约有四千年的一个陶器时代，陶器制作上，已经发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器物造型美观，线条流畅，刻划技术熟练，从而也决定了鼎、豆、壶等陶器作为良渚文化的最主要的礼器。这种“礼器”就是要后人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状态是一个陶器制作的时代，这个“礼器是理器”，为了了解、认识这种器物是当时的社会状态。良渚文化的“礼器”并不是“理”（说明）她的以前（她那时间之前），而是向后人讲述着她当时的社会（实情）。在一种认识的角度上，在一个时间点上，是在古人的角度上在“祀事”，在古人的时间点上在“戎说”。随葬品中是陶器器皿，是伴随着先古人、在他们的墓穴中，是陶器器皿，就是用陶器器皿来“祀事”和“戎说”他们的社会情况。

良渚文化器物中，除了陶器，那还有玉器和一部分的石器。石器、玉器、陶器三者间有十分联系呢？是土和火。土是石器、玉器、陶器的属性，火是石器、玉器、陶器的灵性。良渚文化的一概主线是“土”、“火”，以及“水”与“风”。玉器是一种透闪石和阳起石，这是在太湖流域的长江三角洲的吴越之地较为普遍可以发现的。在良渚文化千古之谜中“良渚文化的玉矿石区在那里？”一直不被现代哲人所认识到，玉矿石区就在良渚、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内。

在对玉器的制作上，采用的阴线刻、半圆雕、减地浮雕、和透雕等多种雕琢法，是神工鬼斧，其工艺高超。七十年来对良渚文化研究上，对制玉工艺工具是什么东西一直不得其宗，众说纷芸，是钻石、鱼刺、金刚钻等莫话一事，那知制玉的器物是自身自己的玉石，这叫“以毒攻毒”、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是磨石，是把玉石制作成各种形状的器物，再对玉器体进行打磨、钻孔、雕刻。这是制玉的秘密，壁是磨石、是制玉的最基本磨盘器具。“以琮礼天，以壁礼地”（此中的“天”是时间、是谈天、是说之意；此“地”是“地步”是一种磨浮、是笔、是一种工具、是戎说）。

玉器的产生，特别是良渚文化图腾神像刻符的产生，就着一个图文（文字）产生，良渚文化图腾神像刻符就是一个繁体的文字，是一个以图文形式，在“祀与戎”并充分地体现着文字的功能。

在良渚文化研究上，陶器器皿和玉器个，第三个最大特点是高大的土墩，这些土墩是良渚文化中的大型礼制建筑，是一些土筑高台墓地。土筑高台高出地表面数米，是在平旷的平原上，是一座小山。但在良渚文化研究中，为什么会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土筑高台？是什么原因促使这样的情况出现？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下指导下完成的？更则，要完成一个土墩所要化费更多的时间与人力、物力和财力，是什么东西来支撑着的这项工程？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势必要认识清楚这几方面的问题，才能有效识别什么才是良渚文化？

在现知的良渚文化最大的人工的土筑高台是莫角山“古上顶”。“古上顶”呈长方形，是一个在土台，面积三十万平方米，高出周围农田3至5米。大土台上还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大莫角山面积16000平方米，高2.3米；小莫角山面积6200平方米，高2.0米。从对大土台南的六处大型红烧土下是人工堆土，其厚度超过十米，要远远低于周边的农田，可见，这个“古上顶”是在沼泽地中堆积起来的，并且其形成的历史时间将大大超于周边的农田的上升过程时间，其历史的久远是不可想象的。

这个土筑高台仅地表上的堆土在1200000立方米，以地表、地下共200万立方米计算，如一个一天搬运一立方米的话，要200万个工作日。那么，这些土是怎样搬运来的？是从那里来的？为什么会搬来？这都要对古老的人类社会和文化进行研究。这必须对良渚文化的地域文化作出一个探讨。

这就牵涉到一个“西海”的海域、一个“霅溪”的成因和一个“风帆水上浮舟捕鱼生活习性”的浮土，以及良渚文化玉琮图腾神像刻符的真正偶意是什么？其归根结底是一个良渚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的最根本的实质问题。

我就是想通过博客，希望有志之士们，通过您们的渠道，把这个良渚人的话告诉严文明先生、张忠培先生、李学勤先生，我在这里等他们。我很想认识朔知先生、毛昭晰先生、牟永杭先生、吴汝祚先生、黄宣佩先生、汪遵国先生、郭大顺先生、方酉生先生、闻广先生、王震中先生这十位先生。我邀请您们到西海来，我带您们到浮玉·禹地走一走，看一看，在霅溪中“过牢”，在浮玉山下“守岁”。

西海·霅溪·浮玉·禹地，这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