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说华夏民族源头文明探古，来认识“语言与文字”最根本的实质问题

在绵延不断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中，是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在我们华夏民族之历史上存留下千古无法破解的谜团，特别是无文字的远古那段历史，使我们接后人汗颜。对于中国人而言，什么是“龙的传人”？什么是“华夏”？什么是“中国”？和什么才是我们祖先“炎黄”二帝？进一步来研究什么是“龙(文化)”？“华夏”是指那个地域或氏族？“炎黄”二帝是真的吗？（如何认识炎与黄？炎黄是一个同时代的人还是前后二个不同时期的人？）居然这些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文化源头的问题。我们华夏民族的源头在那里？

事实也是如此，“龙”是一种东西我们还自己不可弄明白？这种“龙”从根本不存在的动物问题上来探讨到底是表示一件什么事物呢？“龙”是语言，是语言传承，龙的传人就是语言的传承。“龙”是传承的语言，是“戎说”，在我们是否弄明白的“弄”是龙的通借，“弄明白”的“弄”是说，“明白”是“听闻”。龙的传人就是世世代代间华夏子民在世代间的对上古人类社会的语言传承，那么对华夏民族的近二三千年的记载才是一个“龙的传述·世代间的百姓都是在每一个时间点上的龙的传人”，其根本的原因所在是文字的滞后与书籍保存上的问题。

在我们华夏民族上，正因为文字在五六七八千年前间是在演化成形时，要记载、记述古老的文化，在文字之外最有效的传承方法就是语言“龙”·是“戎说”·是口头语言的传承、传接。良渚文化图腾神像的刻符就是华夏文明中最一统的“龙”的图腾。“国家大事祀与戎”的真正解释：记事与戎说的二件大事。尽管人类语言自伏羲后（一二万年前）进入了一个语言交流社会，语言进步到万年前，人类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语言“听闻”之外还特别需要一个“记述笔划的文字（记录）”来替代语言，这个“祀”就是“记”，记录是“记录在‘录·玉’”。在当时的社会进步下，人类祖先已经清楚地认识到，麻片、竹片的保存时间太短，玉石的坚硬不易风化是刻符的最理想之物。良渚文化的玉琮所刻符的正是“祀与戎”最根本的证物。

“华夏”是什么？“华夏”所指是地域还是氏族呢？如果是地域，范围在哪呢？是氏族，他们又是谁呢？“华夏”的称为名称上有二大特征：一是语言“说话”，说话·华夏是西海渚语中是谐音通借的。二是一个民族的特性“划船”，划船与华夏是同一事物的表示；“华夏”、“说话”、“划船”是同一语言状态下的不同事物的记述。“华夏”民族是指一个“说话”的语言民族，是指一个在语言社会进步到一个水系民族的“划船”民族。华夏民族是一个水民族，是生活在我国东部半月形近水沿海的水区湖泽地带，是东夷人，东夷人是华夏汉民族，防风国（篷风国）社会是蚩尤吃鱼人，华夏民族是一个渔猎社会时期进入文明社会的，在对华夏文明的探古上，最根本的就是认识到这一点。华夏民族的龙文化就是语言文化下的对文字的一种不断演化。中华民族崇尚玉文化其根本出自就是“祀与戎”，是对四五六千年前的“祀与戎（记事与戎事）”。良渚文化却真正所反映的就是这一华夏文明的主题。良渚文化是华夏文明在万年之内最正统的文化源头。

在华夏文明中，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炎黄”二帝是历史上真实之人还是“传说”呢？为什么我们又会成为“传说”之人的子孙呢？然而“炎黄”二帝中，炎、黄并不是一个同时代的人，而是前后二个不同时期的人，炎帝是取火者，是燧人氏，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从一个荒蛮的原始生食社会，由于对火的充分运用与掌握，成为了人类进入文明的始祖。黄是一个从炎帝后的一个水系民族的特定人物，良渚文化图腾刻符就是“黄”帝记事与戎事的刻符创始人。“黄”是一个风字头下的一个船行捕鱼人。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其宗旨是“火”的产物，玉石是火石的演化，在玉石上的刻符正是“祀与戎”的结果，良渚文化图腾刻符最基本的实质是“火与记·说”，从火石的演化到玉文化，以及在玉琮上所刻符正是“黄”帝的宗徵，都可以证实华夏民族的文化源头在良渚文化中最具体的反映出来。

“炎帝” 是燧人氏（在这是并不特定是指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时间段的是燧人氏的代表人物）。“炎帝取火”的取火过程，并不是那种“燧木取火”，而是“敲打火石”的结果，闪透石类的火石是人类在万年之内取火进入一个文明社会的“火源”。在此，话题要回到西海及浮玉山，“炎帝”与西海及浮玉山的关系这是一种“火”的关系。良渚文化的玉矿区在那？在良渚文化的中心之地余杭西海，西海是良渚文化的玉矿区之地，西海浮玉之地随处可以证实玉矿区中捡到玉石，良渚文化玉矿区之千古之谜原本不是一个历史谜案，而是现代的哲人在对良渚文化研究上绞尽脑汁、在纸上谈兵，却不肯委身到良渚文化的地域内来好好地查访一下玉矿区，良渚文化玉矿区却在他们的脚下，他们认识不到一个“西海”一条“霅溪”的存在。“炎”是“火种”的攫取者。当时的蚩尤人就是生活在西海之地的“霅溪”周边，华夏汉民族一个捕鱼民族代表。

对于“黄”；“黄”时，蚩尤人民进入了一个熟食社会，是“黄”发明创造了“优于独木舟的‘舟船’和竹筏”。此时的蚩尤人可以在霅溪上漂浮，用竹杆撑着，使利用舟船、竹筏在半深水区域内的捕鱼（捕鱼的“捕即为浮也”，是一个通假字的转化而来）。

对于“尧”；“尧”时，蚩尤人民进入了生产力相当繁荣文明的时期，生产力大为发展，是“尧”发明创造了“‘舟船’和竹筏的撸桨，开始能‘摇撸’和‘划舟’了”，可以西海、霅溪以外的湖泽地带进入深水区域内的捕鱼。当时的麻绳编织水平有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可以用麻绳编织成网，以“撒网捕鱼”时期。此时的蚩尤人是一个“撒网捕鱼者”。“尧”即为“摇、姚也”。

对于“舜”；“舜”时，蚩尤人在麻绳转变为麻布编织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生产力大为先进，“舜” 发明创造了“‘舟船’和竹筏的风帆，此时的蚩尤人用麻绳编织成布块，并进一步缝纫成帆布，有了帆船，能充分利用风力，把舟船借助风力周游湖泽地带。此时的蚩尤人是一个“乘风捕鱼者”。“舜”即为“乘、陈也”。“舜”时的生产力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地步，社会为此大大地进步了，真正地进入了一个史前文明阶段。

至于“禹”时，蚩尤人的社会进入了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霅溪”的退化，湖泽地带的陆地平面上升，人口的增加，夏代已经步入到了晚期和商的前夜，这是渔业社会的后期，农业社会已经登场，农业的地位占居了主导地位。此时，要彻底改变和杜绝天目水的隐患，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大矛盾。“大禹治水”和“舜后期的治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这些看似简单却又无法确切回答的问题，是造物主弄人，那些学“正统的历史、考古、社会、语言”的哲人们能认识到这一最基准的问题答案？。我们现代人对上古人类社会的研究认识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他们从小就是从有字的文字之书上得到了“正统”的教育，却凝固了自己的思想。他们不知道人类发展的过程·那个占绝对地位语言社会，语言的传承是“龙”，是一本无字的社会口头语言的闻学传承，他们不能清楚认识到“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确切含意是什么？今天，我来打开我们华夏民族心头的“结”：龙是语言的传承，华夏民族是一个从东夷防风古国进入文明社会的，四千年到万年那个文明社会是一个渔猎社会时期，东部半月形近水沿海的水区区域，才是华夏民族的天堂，联系各地文化的载体是水、江河，舟船是在那个文明社会时最具生产力的交通工具。良渚文化图腾刻符就是在四五千年前蚩尤良渚西海人留承的“笔划文字”：我们是一个水人，脸面是船脸，风帆舟行是民族的习性，戎说语言、记事传承是最迫切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

作为一个现代中国人，如何破开历史迹谜雾来清醒认识到自己民族的来龙去脉，谁来说得清？可惜我们民族有史的文字记载的没有给出答案（是后人无法解读中华方块字的文字间通假与转借的多种关系），史学界对此亦讳莫如深。

在对“五千年华夏文明”的问题，中国古老文化历史有文献记录的年代，是近代的有文字产生（熟练运用后有了记载并了有效的保存与传承），这些记录并非涵盖人类产生的无字的历史上语言传承时代。在历史纪年上，“夏商周断代工程”向世人宣布中国历史合理的确切的纪年也只能追溯到4070年，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怎么少了一千年呢？难道是祖先传下来的记载有误？这是因为根本没有有效的记载。如何“寻找”出这一千年的历史了！而依靠有效的文字是很难“寻找”，要能清楚认识到的只有语言传承。那就是“龙”的“祀与戎(记事与说事)”。华人（话人）是龙的传人，龙就是语言。龙的传人就是语言的传承，这是对上古社会人类的研究认识的最可行渠道。

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正是基于我们祖先语言传承留存下能得以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存在，从信史、传说中传承着我们的历史确确实实有五千多年，她就真真实实地躺在客观存在的历史档案中和在华夏的百姓口头语言传承中。但，对于古老的历史，就那么三四千年的历史，我们都不能理清条脉，使得史学界流传甚广的“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的可笑说法，在自己嘲弄自己。这并不是国外学者的恶意攻击，根本问题还是在自己身上，是因为有许多｛什么是“龙的传人”？什么是“华夏”？什么是“中国”？和什么才是我们祖先“炎黄”二帝？｝实质性的问题，我们不能认识清楚。我们需要时代的英雄，来认真梳理，仔细剔透，来拂去她身上五千年的风尘，还以华夏民族水人说话·划船的尊容。

如果“夏商周断代工程”不是以语言为基本的“传说”中文献典籍作为基础的支撑点，再参照文献中的纪年上溯梳理，无论用什么样的高科技手段，都不会将本不存在的历史“挖掘”出来，并向纵深历史上溯“推进”的？在华夏文明“五千年文明”的真实性中，至关重要的一点要清醒认识到“什么是夏代”？

夏代始于何时，结束于何时？夏代与近代人所称为的夏王朝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什么是夏代？此夏代就是一个语言时期的“夏”，就是“话”，那个代就是“谈”。夏代的存在是客观的、真实的，并不是“传说”。而二里头的“夏王朝”是近视地把商时的一个文化，把夏代拉近了说成了是夏代的夏王朝。夏代就是一个语言时代，是对无文字的最有效的区别。夏代时已经有了文字的产生和不断的运用、进步。良渚文化的黑陶文和良渚文化图腾神像的偶意这是在四五千年前文字最初的实体、实样。当知晓这些时，对良渚文化的古文字、图腾神像的偶意也就不难破解。当一个现代的戎人站在古上顶解读了光辉灿烂的华夏历史时，良渚文化所留存的图腾就是要后人来破解：“龙的船人”，良渚蚩尤古人是一个水上生活的民族，是一个吃鱼的民族，是一个风帆舟游世界水域夷人，“鸟人（舟tiao）人”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本体，我们的民族的发源地是一个水域。至于对夏王朝的确切时间段，夏代起始于炎帝的取火期（一万年至八千年间），结束于良渚文化消失的四千年一百年前。二里头根本不是夏王朝，而是在夏代后的商代。大禹治水是意味着一个捕鱼的水系社会结束和一个农业社会的到来。大禹的治水根本目的是为了一个农业社会水稻种植而治水，大禹确实有其人，禹地在“玉上兵”。在西海内，是一条溪流边上有一处地方就是禹地“玉上兵”。因此说，夏代始于万年的“炎帝”时，结束于四千一百年的大禹治水之时。

这一点对将来探索华夏文明上古至五千起到八千年之久的“无字历史”尤为重要，可启迪我们重新认识理解有关的“传说”资料：“汉民族是一个水民族，是一个划船风帆民族，五六千年前的社会其文明程度如同百年瓣、千年前的文明程度是几乎相等的；在一个语言社会状态下，剔除文字的因素，五六千年至今是凝固不化，同样是一个具有人类文明程度的人类生活状态，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五六千年前的一个村庄时与进入一个一百年前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的乡村没有多大区别，唯一相同的是五六千年前的一个村庄的识字极少数而百年前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的乡村却有几个识字先生”。当时的人类社会其生活区域以水域为主要生活区域，百姓的民居散布很广，水域高地、近水、近江河才是人类生活的地域，东部近水沿海的水区区域、各江河周边人口已经达到了数以百万，同一的语言（带有方言、但广泛的溶合、语言相通），其社会的状态与千年前、百年前是无多大分别的。人类的进化是千万年间的，然而近一万年间，上古五六七千年间与近一千年间其差异是难以有效区别的。这是解答史前的社会状态下为什么会有那些在现今社会不可解释的文明因子（先进生产力下所创造的文明情况）是最好的回答。

当了什么是“龙·戎”的“祀与戎”之间关系，当正确理解有关上古“无字历史”的“龙人·戎人·传说”天象时。大禹的夏王朝恰好止于良渚文化的消失期。殷商王朝甲骨文是对良渚文化古文字的继承，这正是夏王朝上溯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是没有（极少数哲人掌握）文字书契的阶段，而恰恰是蚩尤良渚人的在玉琮刻符中、陶器上留存文字的产物，其目的是让后人有朝一日能为古老的华夏文化破解。

良渚文化时代为中国上古历史时期，蚩尤古人以语言的传承和文字刻符的留存把当时他们想诉说的社会状态以图文、刻符的形式延续了下来。此间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正是通过当时的人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下来，到文字正直熟练运用（产生）时则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于是成为后人所看到的“神话传说”，而历史的真实亦蕴含其中矣。因此，正确地理解和区别“神话传说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神话传说”，则成为研究上古“无字历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进而探索华夏先祖们当时又是用什么样的“载体方式”来表达思想观念，这些“载体方式”与“神话传说”之间有什么样的相互联系，这就是“龙的传人”其真正的目的与愿望。

试想，华夏先祖通过语言的传承把上古的人和事来广为流传，通过后人又慎重地记录在案，这一切充分体现了“祀与戎”的国家二大事。百年之前，人们没有发现安阳殷墟存在大量的甲骨文，没有博学鸿儒的潜心的钻研考证，人们能相信《史记》中对殷商王朝历史的记载是真实的吗？或许那些承载上古历史史实的甲骨文，亦只能被看作治治病的“龙骨”而已，司马迁先生《史记》中的“三王本纪”同样会被当作“传说”视之。

《禹本纪》、《山海经》、《竹书》、《古越书》所记载正是上古时期的真实历史。《山海经》中的“西海”正是良渚文化之地余杭良渚大陆的“西海之地”，是我们华夏文明的西域之地，佛教是我们蚩尤汉民族的原始宗教，西海正是佛教的圣地。寻找中国上古“失落”的几千年历史，必须依靠所谓的“神话传说”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舍此则别无他求。而要正确的理解认识“传说”的重要性和真实性，我们的哲人必须调整固有的思维模式，摒弃陈旧的意识观念，才能有所突破。

因此，既不能囿于“正史典籍”而忽略“其文不雅”之传说，也不可拘泥于局部之“文物”，而脱离“其语不经”之历史背景。尤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以“中原文化”为“中华文明发源地”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思维观念，禁锢了历史研究领域中实事求是思想的发展。必须挣脱这种桎梏，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认真梳理中国独有而丰富的文献典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继续寻找那“失落”语言龙的传承，以还“五千年华夏文明”完整的历史面貌。

从权威专家的思维模式中，我们能感觉到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中存在一种狭隘的模式和凝滞的思想观念，存在许多特大的误区：

一是：不知道万年内至四千年间并不是一个农业社会，却对一个水系风帆舟行社会不可思考、认定及研究分析，也就不能充分认识到五六千年前社会的文明状态与现今社会的小差异性。那些以为华夏先民是生活在“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蛮荒时代，毫无文明可言，这是一个对史前文明的藐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从有水域的湖泽溪涧地带的水域依托丰富的食物世界而得到生存与发展的，是从水域、江河边渐进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

如何解答史前文明的留存？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五六千年的社会文明状态？面对良渚文化的玉文化，令人瞠目结舌时，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我们祖先存留下来的遗物，更不敢想象华夏先祖能有如此非凡的艺术魅力和卓绝的造型技艺，这就成为了千古之谜了。传统的偏见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对中国上古历史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

二是：不知道石器时代后是一个什么时代，以一个新石器时代而充斥之，对玉器时代的存在与否莫琮一是，却对一个最基准的陶器时代不肯以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作出中肯认定，又把金属时代强加分离成一个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其根本原因，我们的哲人们，不知道文明的标准是什么？是“火”。在对古老历史的研究上如不能充分认识一个人类社会上“火”作为文明的唯一标志的话，也就认识不到“炎帝”的存在，也就不能充分解答一个华夏民族中一种特殊的“玉文化”的存在，也就不能有效地区分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金属时代此三者间的“火与土”的关系，也就不能对华夏文明最基本的认识，及其良渚文化中（之上）一个大良渚水文化存在。

三是华夏文明的源头问题。万年后的文明源头关不是陆地、崇山峻岭中发育而成，而是在一个水域，是籀我国的东部沿海一带的水域湖泽溪涧地带的地带特别是东南部的吴越之地。中原文化只不过在历史的长河是继承、发展、祥和良渚文化的过程。中国上古历史本身没有文字，更无系统的文献史料可据，流传下来的亦仅是近乎“神话鬼怪”的传说。在对文化遗存上有一种“怪圈现象”：历史学界则苦于无文献可征而难以言之；考古学界则鉴别无据而难以断之；出土文物则难明身份而只能降代屈尊了。其结果，狭隘又局限的眼光则以为华夏文明的源头就在中原地区了，对各地域先进的文化所代表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典型文化必然只能是荒蛮之地！这种“怪圈现象”已严重地束缚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既不利于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亦成为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时无法逾越“无文字”的这一道鸿沟。造成这种“怪圈现象”的原因，则是影响了几代人思维模式的传统教育所形成的“中原文化中心论”，即认为“中原文化”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对于各地域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上，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与科学证据表明，水域文化 “良渚文化”、“辽西文化”、“成都文化”等处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年代均高出“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范畴以“一体多元化”之说坚持“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旧观念，是对上古“无字历史”时期的认识不足，不知华夏民族的民族习性，是水是汉是舟邦酋长。“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应在中国东部的半月形区，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历史的痕迹，历史的长河中最发达进步的地域是在我国的东部沿海一带的水域地带，都充分地印证了这一事实。历史的巧合，使良渚文化其玉文化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看到了代表中国古代“文明”标志之一：玉文化，火石的精灵。华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从东部水域之地出发向平原低地向高原山地进展的，禹地间的文化联系纽带是水、是江河；是以东部半月形区承载着我国各大水系江河，现今的运河是唯一的纽带，是运河一纵联系了各横水系，这就宣告历史的发展过程仍是以水为载体的。可以肯定南运河段的良渚文化与北运河端的红山文化，其文化大动脉是水（运河，运河本身原就存在，后期的改造使运河更加实体了）。

历史的误会造成的错误，应该结束了。“中原文化中心论”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史学观。这种论调所形成的传统教育方法，已误导了几代的年轻人。时至今日，从“中心论”衍生出的“摇篮论”仍在广为流传，影响不小。事实上“中原文化”的主体内涵，是在夏后商代时期，是“华夏文明”下大良渚水龙文化的一部分。水域“蛮夷”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高出“中原文化”，实事求是地探索，相互间的文化联系存在着水域源与江河流的关系。 “我华夏”是水产生、水域发展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