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余生无所求，只求死得快，自己少受罪，少拖累儿女……只求这一点。人活着要有质量，起码条件：能保证温饱、能自立并自理，我一直反对“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我的老姐姐走了，这一年来我时刻都在思念着她，每当我回想她生前的病态，心都会很痛，如今她走了，摆脱了病魔的折磨。单从这一点我的心态才平和了许多，但我永远无法想通：我最亲近的人都是最好的人，为什么都要遭病魔缠身呢？老天不公啊！我曾说过：如今的老天爷得了白内障，看不清人间的是非……天理该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对呀！但愿苍天赐给好人一条平安之路！想不通的时候就只好认命，一切都顺应命运的安排吧！

我出生在战乱年代，抗日战争刚刚开始，1938年农历闰七月二十四，之后1949、1968、2006年都是闰七月，时隔38年之久的2006年七月二十四（阴历）是我六十八周岁生日，儿女和亲友在饭店为我祝寿，终生难忘！

我的出生地是农家小院，距海三里，距铁路线六里，院前有一条通往大海的小河。读小学时我都得跨石头桥，大雨天只能趟水走。有件事需要提一下：我出生时派人给姥姥家送信错说又是一个男孩儿，结果空欢喜一场，可笑不？生我时我的父母年岁较高，爹48岁，妈43岁，等我能记事时他们已步入老年人行列了。想想看，旧社会的五十多岁的农村人怎么能不老态龙钟呢？我不知道他们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因为那时没有留下相片。

我爹读过私塾，时常戴着老花镜坐在炕头看线装纸、发黄的古书，听大人们说他年青时广交朋友，好管路不平之事，替人写状子，打官司，是当时县城的县人大代表，替老百姓说话办事，刘台子中心小学就是他出头争取来的。灾荒年时他放大锅粥、给长工安家娶媳妇……所以当解放时他没挨斗，后来又摘掉了富农分子的帽子，晚年他去长春和齐齐哈尔住，虽然留恋家乡的一草一木，但最终客死他乡，埋在了北大荒。

我爹重男轻女，他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很早就给儿子定娃娃亲（我哥当时才3岁），14岁娶亲……他见到第一个孙子时真是乐开了花（当时我在场）

我爹二十几岁就失去了第一任妻子（病死）扔下了两个女儿，此时他吸上了大烟，一直到他儿子出世才戒掉，他从不打我，但我异常怕他。

我母亲没有文化，是个小脚女人，因受她姐姐的影响（晚婚）二十一岁才出嫁，大姑娘一进门就当妈，丈夫又吸大烟，真不易啊！可她通情达理，她是难得的好后妈。“大肚子病”的继女以及哑巴外孙一直拖累着她，直到我母亲去世，13岁的外孙都不知道她是后姥姥，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母亲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但她一点儿也不娇气，勤俭持家，每天院里院外地忙于家务，除了不去地里干活，因为家里有个长工和一个短工，农忙时还有临时工。她和工友们处得很和气，没有大奶奶的作风，且乐于助人。困难邻居借用东西包括粮食，有借不还她从不声张索要，她不会骂人，也不跟爹吵闹，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有温饱的和睦环境中度过的。

解放后平分土地，政府不允许再雇工，分到的土地老少一起种，那时我九岁。爹没干过农活，岁数也大了，刚开始有些难以适应，穿的衣服也无钱买了，都是母亲用过去的旧长袍马褂改制的，那时全是手工，母亲每天手里都有针线活儿，到过年时更忙，有时做到深夜，那时没有电灯，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家里才接上电。

我的母亲六十六岁之后得了重病：子宫癌。从长春被做教师的姐姐转到北京治疗。当时医疗技术很差，加上她本人身体又不好，人很瘦小不能做手术，于是采用了现已禁用的放射线（镭）疗法，之后返回长春，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那时没有火化埋在了长春，后来又被迁往齐齐哈尔我哥家所在的城市与我爹并骨。母亲病故时丈夫、儿子和我这个小女儿都不在身边，我终生最遗憾的大事就是：父母去世时都没在身边也没能参加葬礼。

我从孩童时就是个内向的人，胆小怕事，脸皮薄，无须打骂只要用责怪的眼神就能被吓住，1946年上学，1952年毕业于刘台子小学，毕业证需要相片，是爹陪我去县城拍的第一张相片，也是第一次看到电灯，1953年考入镇中学（女子班），第一次看电影（白毛女）是在54年，因为我们都住校，有一天晚自习停电了，大一点的孩子就领我们去戏园看戏，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戏名早已忘记，当我们回到宿舍时却挨了一顿狠批，训斥我们的是一个南方籍的老师，永生难忘！54年-55年是男女合班，初中毕业时我的成绩是全五分，还因此而上台领了奖状，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荣耀。我并不聪明，但肯努力。

初中毕业之后我没和任何人商量就放弃考高中，自作主张地报考中专的原因是想早些自食其力。父母年事已高无能为力，也不想再拖累并不宽裕的姐姐和姐夫。记得县城的中学共报了九个人，可他们都落榜了（其中包括一位很要好的女伴儿）。身在异乡我感到很孤独，当时我对专业一无所知，也没有向他人请教，所以报考专业一栏是空白，因此校方刚好乐于把我分到明白人不想去的专业：焊接。

学校的全称是重工业部沈阳机械工业学校（三年制全国招生），我所在的班一半是江南人，语言不通，他们生活比较富裕，我是地地道道的“老农进城”（用现在的话来说当了一回贫困生），但她们并没有太排斥我，我的同桌叫钱小妹，她对我很好。尤其是在我后来政治方面受挫的关键时刻她保护了我，但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了（我曾托人多次寻找她可至今没有找到），不知她在何方？生活得好吗？我很想念她！我的临床是个山东籍女孩儿，是俄语课代表，性格象男孩儿，能和男生玩在一起，因为家庭出身好，毕业时分到了北京，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何故自杀了，我很怀念她。性格外向的人为什么却走上了这条绝路？我最亲密的同学和朋友是老冯夫妇，我们一起被分配到包头钢铁公司工作时进一步发展和加深了友谊。

我还有一件对一生有影响的事就发生在毕业前夕：当年苏联首脑伏罗西洛夫去沈阳，我校师生列队欢迎，结束后徒步返校，当时校长和我们学生交谈，看到我是农村学生，就问我农村的生活情况，我实话实说了，在场有一个南方女同学叫凌**回班后向班支书打了小报告。古人云：祸从口出。当时我只知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因为我是团员，说了些不利于共产党的话就被定为“右派言论”（假如当时我是大学生，就会成为“右派分子”），所以在全班组织大批判，当场我只知道哭，那时不知道也想不通“说真话也有错”。因为这件事毕业时品行被降为“4分”，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毕业后就被发配到塞外包头。

1958年9月份，同班的四名同学一起被分到了包头二冶金结公司任技术员，起薪32元。原本我就话少，受挫之后更是少言寡语、谨小慎微，每天勤恳工作、任劳任怨，所以口碑不错！

1962年2月2日在刘台子举行了婚礼，小型家宴之后我和丈夫各奔东西，九月份我去上海探亲（怀了长子）之后就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为人母之后因独自带儿子还要上班和参加政治学习可以说是困难重重、生活工作压力很大，幸好我的同班同学给我提供了一些帮助，让我体验到了友情的珍贵，我感激他们一辈子。

1963年我自愿要求到锦西石油五厂参加石油建设，因工作出色受到了好评；

1970年5月我和丈夫一起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南川的南字816部队当了一名电焊工，结束了八年的两地分居生活。1975年调回北方到修船厂任技术员，1982年被聘任为工程师，不久就因为给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长子让位提前内退。1984年因厂内特殊工种岗位的急需被请回又干了五年，1991年因为老伴患癌症需要特护而不得不再次下岗，从此正式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

应该说我的一生没有吃过太大的苦，但也没享过大福，从二十几岁起就南征北战，胸无大志，自尊心极强，不信神不怕鬼，就怕三寸不烂之舌，所以活得很累很累，我的一生过得平平淡淡、碌碌无为，因为过于多愁善感所以难于笑对人生……我知道我这类人不可取，我希望我的晚辈及亲友都能向我的丈夫和大女儿学习，做个不知愁的乐天派！         

于 2006年12月31日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