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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嵇康的死因及其他

发表日期:2007年5月23日  出处:http://weijinwenxue.2000y.net 网络  本页面已被访问

    读房向东《嵇康为何而死》一文(见6月17日《中华读书报》),
颇赞同其主旨——反对对司马昭的凶残不置一词,而将嵇康的死因归
结为他自身“性格的弱点”。但其中的某些论点我还不能苟同,愿提
出来与房先生商榷。

    房文有时根据鲁迅的话,说“嵇康独立于司马集团之外,又是曹
家女婿,这才是内因,才是致死的根本原因。没有钟会搬弄是非,也
会有别人搬弄是非。总之,嵇康必死无疑,不管他认真与否,性烈与
否,与世俗对立与否”,有时又根据钟会之言,说在嵇康致死的原因
中,“‘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这才是要害所在”。我则认为,
这两点既未触及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也未触及其要害所在。众所周
知,嵇康弱冠之年便隐居竹林,后虽与长乐亭主婚,拜中散大夫,却
是个仅备顾问的七品散官,既未因此离开竹林,终止隐居生活,更未
为曹氏集团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这就可见,他固然不为司马氏集团所
用,却也并未为曹氏集团所用,“曹家女婿”的身份并不构成对司马
氏的威胁。真正构成对司马氏的威胁的,则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思想,“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的言论。这就
正如鲁迅所说,“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
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当
作“司马昭”———蔡按)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
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
可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以钟会加于嵇康
的罪名主要不是“不事王侯”、“不为物用”,而是“言论放荡,非
毁典谟”、“害时乱教”、“负才乱群惑众”,所以钟会才会说“今
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而这,才是嵇康之死的根本原因和要害所
在。

    房文又将嵇康与屈原并列,统称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忧国
忧民者”,这也有待商榷。屈原“专惟君而无他”、“竭忠诚而事君”
(《九章·惜颂》),“忽奔走以先后”、“恐皇舆之败绩”(《离
骚》),嵇康则遗落世事,以锻铁、灌园、“抱琴行吟,弋钓草野”
为乐,“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
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被顾炎武斥为
“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日知录·正始》),他们的志趣全然不同:屈原虽屡遭君王贬斥,
却只归罪“党人”,而不怀疑君王,且对君王以妻妾自居,怨而不怒,
因而其作品弥漫阴柔之气,“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
篇未能见”(鲁迅《摩罗诗力说》语),为中国文化提供了君国不分
的爱国典型、忠奸之争的悲剧模式;嵇康则“直性狭中,多所不堪”,
“刚肠疾恶,遭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始终与恶势力抗
争,写《管蔡论》,为“淮南三叛”辩护,写《太师箴》,抨击司马
氏“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写《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反
对司马氏名教之治,号召“越名教而任自然”,写《与山巨源绝交书》,
公然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可谓尚气任性,慷慨激烈,有阳刚之美,他
们的气象也判然有别。故窃以为屈原重在忧国,嵇康重在忧民(人),
屈原体现了群体的自觉,嵇康体现了个体的觉醒,将他们视同一律,
统称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忧国忧民者”,是不适宜的。

    说到“忧国忧民”,说到嵇康对名教的态度,就不能不想起鲁迅
的有关言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嵇康、
阮籍是因为痛恨司马氏之类的伪君子,“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
而变为反对礼教,其实不过是态度,其本心则是“相信礼教,当作宝
贝”,比司马氏“要迂执得多”。此说用于阮籍大致不差,用于嵇康
却不妥。而几十年来,学者们却大多援引此说,用以评论嵇康。我认
为,鲁迅此篇讲演正如他自己所说,是“聚感积虑”、“盖实有慨而
言”(《致陈氵睿》,《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用意不在评论历史
人物,而在借古喻今,抨击现实政局,故不能将其中的言论当作学术
观点加以引用。事实是,嵇康因为礼教不合人性、束缚人性而号召
“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不仅形诸笔墨,而且见之于他一生的实践,
足以说明他反礼教并非出于一时冲动,激而为之,而是发自内心、见
诸行动的一贯主张。他一生都在实践“越名教而任自然”:隐居竹林,
以锻铁、灌园为乐,是无视礼教的要求而顺其本性之所好,是“越名
教而任自然”;向司马氏集团抗争,为此献出生命,是“志之所之,
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家诫》),也是
“任自然”,更是向礼教宣战。这两方面是一致的。他曾要儿子谨小
慎微,明哲保身,但那是为后代着想,他自己并未实行。他曾在《家
诫》中要儿子看重“忠臣烈士之节”,但那明明是指孔融求代兄死一
类“临义让生”、见义勇为之事,而不是宣扬礼教,要儿子去做封建
帝王的忠臣烈士。至于嵇绍后来为卫护晋惠帝而献身,成为忠臣烈士,
那是嵇绍自己的事,不能算在老子的账上,说是秉承父教的结果。嵇
康的矛盾不在于既反礼教又信礼教,而在于他虽然真心相信道家淡泊
平和的养生之道,也曾付诸实践,却本性“刚肠疾恶,遇事便发”,
面对黑暗现实,不能淡泊平和,无是非,无爱憎。这是道家思想与人
生实践的矛盾。我们只能说嵇康不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礼教
的思想并不彻底,某些言论与礼教还划不清界限,却不能说他既反礼
教又信礼教,更不能说他是把礼教当作宝贝,反礼教只是表面的态度,
不是出于真心。他是真诚地主张并实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

    嵇康是魏晋名士,又不同于一般魏晋名士。阮籍明明有是非,有
爱憎,却不敢说,不论人过,不论时事,明明有追求,有抱负,却委
屈求全,委身于他所不满的司马氏,这都是因为他虽能遗落功名得失,
却不能遗落生死利害,没有真正“忘形”(忘我),也就不可能真正
“得意”(任自然)。陶潜对现实也有不满,对英雄也有仰慕,却终
于逍遥田园,无所作为,也是因为只能忘名利,不能忘生死。他们只
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离“得意忘形”都还有一
段距离。嵇康则平日不慕名利,清高脱俗,需要时又可以挺身而出,
从容就义,也不为名利。这种彻底“得意忘形”的人生态度,这种不
可企及的人格精神,是其他名士所不具备的。

   《世说新语》有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
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闻一多把它改为“痛饮酒,熟读《离
骚》,方得为真名士”(《闻一多全集·年谱》)。这一改甚好。
“痛饮酒”,象征潇洒风流,清高脱俗;“熟读《离骚》”则应理解
为有才学,更有与黑暗现实抗争的精神。以此为根据,便应该说,魏
晋之世,虽然人人都想成为名士,虽然不少人也被称为名士,能称得
上真名士者,却只有嵇康一人。他是“痛饮酒”、“熟读《离骚》”
这两方面完美结合的典范,是体现这种人格美的典范。而且应该说,
他的人格和精神高于屈原,具有屈原所没有的反名教、求自由的精神——
—中国国民最缺乏也最可贵的精神。而嵇康之所以能具备这样的人格
和精神,则是因为他实践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他是一个顶
天立地的人,一个言行如一、表里如一、直道而行的真正的人。

    顺便说说,“正始”(公元240-248年)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
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建立晋朝则是在265年,房文却有“司马炎废曹奂
建立晋朝后,从正始元年(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司马氏集团与
曹氏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司马氏得胜,曹氏集团中人几乎被
杀绝”的说法,这是前后颠倒,把魏末的事当成晋初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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