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改革需要轻装前行
——恢复高考30年的反思与建议
统一性考试关注的是统一性问题而不是个性问题,把个性问题放在统考中解决是行不通的
社会问题不应该放在高考中解决,高考应该“减负”,这样才有利于高考的改革和发展
应把国家题库的设计和国家统一考试、地方综合考试,再加上特殊的考试与会考,作为统一的考试体系来设计
改变高考和招生现有的这种捆绑关系是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编者按 8月8日,恢复高考30周年。高考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具有标志性作用,也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至今仍是最为公平的社会选拔机制之一,担负着中学后人才培养和选拔的重要职责。恢复高考30年间,高考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遭受了不少诟病。从研究者的专业立场分析如何估价其历史成就,如何正确看待其筛选功能和培养功能之间的关系,如何以素质教育为导向来思考高考制度改革发展方向,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大课题。本报“教育科学”版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分析中心共邀多位教育专家就此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特邀嘉宾:
应书增 教育部考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曾天山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政策分析中心主任、研究员王海东教育部考试中心科研管理处副处长
程方平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部主任、研究员孟鸿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华国栋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方晓东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理论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孙智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程教学部副主任、副研究员楚江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王文宝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特殊与心理教育研究部副主任
1977年8月8日,在邓小平主持下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挽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今天的社会与30年前已经大不一样,人们对高考的期待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多年来,高考制度一直在朝向素质教育的要求改革,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息。
恢复高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应书增:中国是一个有悠久考试历史的国家,有悠久的考试文化。隋朝开创了科举考试制度,使平民百姓有了走入仕途的可能,有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分层办法,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考试推动了教育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考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各阶层对考试是比较信任的,考试结果也为社会所认可。中国古代的这种考试文化有着深厚的积淀,并传到西方,为英国文官制度所效仿。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因为科举考试内容陈腐、考试形式僵化,妨碍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认真总结科举考试的经验,对现代考试研究非常重要。
1949年到1952年间,我国实行大学自主考试选拔新生。这种办法显然是不经济的,学校的招生负担重,考生的考试负担重,在高等学校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勉强适用。而统一考试是效率最高的办法。从1952年开始,我国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1959年取消过一次,“文革”时取消了10年。1977年,在邓小平主持下,恢复了高考制度,促进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
方晓东:恢复高考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育教学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它重新确立了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和科学的原则,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亿万青少年的学习热情,重新树立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30年来,高考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这些通过高考选拔的人才经过高校的培养现已成为我国各条战线的骨干。正像一些专家所说的,当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挽救了中国和中华民族。
华国栋:历史证明,高考是必要的,国外的一些教育改革趋势也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2006年开始实行全国考试,这说明统一考试还是有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从这些年来看,高考选拔的学生,特别是北大、清华等大学的学生,总体上素质是不错的,很多企事业单位欢迎这样的学生。
曾天山:对高考应当有三句评价,一是高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二是高考改革的步伐从来没停止过;三是高考改革任重道远。
高考不能承受之重
王文宝:现在对高考批评有很多,反映较多的问题主要有,过份强调高考的作用,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助长了“应试教育”;文理分科不科学;各省、市、区录取标准不统一;各大学在各地的招生指标投放不合理;高校缺乏招生自主权;考生择校缺乏灵活性和自主性;社会为高考付出的成本过高等。
楚江亭:我认为,高考存在的问题有: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要求人才多样化、行业多样化,作为高校选拔人才的方式,高考与此存在一定矛盾。第二,相对来说,高考有利于家庭背景优越的学生。第三,知识类型日趋多样,而考试呈现的往往是客观的、逻辑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技术知识、个性化知识、缄默知识、操作知识等。新课程改革提出重视多样化知识,高考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缺失。
方晓东:高考制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用一把尺子衡量学校、衡量教师、衡量学生,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从客观上讲,这并不都是高考之罪。这里面有教育观、人才观落后的问题,如我国传统文化中“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思想仍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有些家长根本不管孩子应该学什么、适合学什么,一味追求考重点大学,使升学竞争的目标层次不断提高,甚至出现一些学生高分复读的现象。也有社会评价问题,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对辖区内学校的评价主要以高、中考成绩为依据;相应地,校长对教师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家长对学校的评价都围绕考试成绩做文章。这无形中构成了对教育的社会压力,导致片面追求升学率。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中学校长因为其任职的学校没有学生考上北大、清华而被撤职;一些学校努力为学生“减负”之时,一些家长却努力为学生“加负”,并对学校和教师施加压力。
给高考松绑
应书增:目前的考试制度改革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要维护考试的公正、公平。现在有16个省份自主命题,如果题目在考前泄漏就会导致不公平。考场舞弊也是这样。此外还要考虑很多事情,比如题目考查的内容是否一部分学生没学过,而另一部分学生学过了;题目要求的难度,只能针对高中毕业生要求达到的程度;必须有统一的评卷标准,要对评卷老师进行培训。另外,考场环境、教室灯光、空调等,都涉及考试公平问题。
第二是考试如何应对多样化教学。今年有学习新课程的学生参加高考。新课程强调探究性、多样性和选择性,作为教学理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与考试存在一定矛盾。从教学和考试的比较来看,教学时效性比较低,高中三年,加初中是六年,每科的高考就是两个到两个半小时,虽然学生学了很多内容,但考试容量有限,不可能都考到;考试只强调结果,不强调过程,教学却要强调过程;教学要照顾班级,考虑学生不同的水平,考试却只照顾总体水平,不顾及某个班、某个学生;教学可以多样化,考试却要统一化。可见,教学与考试之间存在矛盾。
高考改革包括制度、形式和内容的改革。考试有两面性,好的考试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但搞得不好就会阻碍教育的发展。要研究如何使考试与教育形成良性互动。
高考就是选拔性考试,属于大规模的统一考试范畴。统一性考试关注的是统一性问题而不是个性问题。特殊人才需要考虑另外的招生渠道,把个性问题放在统考中解决是行不通的。学生德育、美育很难量化,标准也很难统一。但作为考试,第一要有标准,第二要有诚信。
社会问题不应该放在高考中解决,高考应该“减负”,这样才有利于高考的改革和发展。不慎重地扩大考试范围,就会导致考试腐败、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曾天山:高考承担了过多的功能,它既要指导基础教育,又要为高校选拔人才,同时还要为社会选拔人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形势下,高考为精英教育服务的功能在减弱。
第一,我们在观念上要有个变化:高考和招生是不一样的,高考要立标准,考虑考试的信度、效度怎么样。招生是对标准的适用,比如加分、指标的投放是否合理。高考对教育性评价和社会性评价是不一样的,高考是人才的选拔还是人才潜质的选拔?这也是不一样的。另外,高考只是一个阶段的评价,只是当时的评价,不是以后的评价。所以,高考在为高校选拔人才和对基础教育的指导两个方面,前者的功能是主要的。高考不能指导全部的教育。高考功能一旦泛化,就会发生异化。
第二,从高考效率和公正、公平的角度看,不能同意每个省都自己出题,因为这样成本更高,失误也可能更多。高校联考虽好,但没有哪个高校愿意支付这个成本。所以要多考虑统一性高考的权威性问题,要整体地看待考试体系。要综合设计考试制度,把国家题库的设计和国家统一考试、地方综合考试,再加上特殊的考试与会考,作为一个考试体系统一设计。我觉得,这样能解决单兵作战的问题。
第三,技术设计。不能排斥技术进步,要减少人力成本。客观题要保证统一的、客观的标准,主观题要考虑多样化,排斥哪一个都有问题。另外,不要各省建题库,而是建统一的国家题库,各省抽题。要提高考试的信息技术水平,考试信息的周全、透明很重要,这对考生合理填报志愿有帮助。
王海东:高考有考试、招生和评价三个功能,但是很多人把招生制度上出现的问题归结到高考上。社会赋予了高考太多的功能,所以很难有大的改革动作。改变考试和招生这种捆绑关系是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把考试和招生分离、分立,考试作为招生的一个参照,而不是唯一的标准。目前的考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主要体现人才诊断、选拔的功能,不是人才培养功能。情感、德育、价值观也很难通过考试判断出来,必须有多元评价和选拔渠道。
方晓东:首先要还原高考为高等学校选拔优秀人才的“本职”功能,消除附加其身上的本不应由其承担的职能。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考试选拔体系,消除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具体做法是,建立以分数为主的综合评价办法,即高校录取学生时除高考分数外,还要综合考查学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公益活动记录、体育与文艺活动记录、综合实践活动记录等其他资料;建立以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为主,其他各项单独考试、保送、定向招生等多种形式为辅的较完整的考试选拔体系;实行国家统一考试与各大学自主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改革考试方法,变一次考试为多次考试,缓解学生的考试压力。同时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监控体系,杜绝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泛滥。
孟鸿伟:作为高考改革的补充,要注意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两个方面。一是怎样加强基础教育质量宏观监测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质量监测的话,家长和社会认可学校的标准就是多少人考上了大学。如果国家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宏观监控标准,就可以引导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二是基础教育阶段需要探索代表学生基本素质的数据采集技术。目前,哪些数据可以代表人的素质?理论探讨很多,但在指标的确立和采集等技术层面上却没有解决。
孙智昌: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用人制度上的双向选择,高考的意义和功能都在发生变化,人们的高考观也随之而变。随着高考观的改变,首先涉及怎么定位高考的问题。高考应变成一种基本素质考试,为素质教育服务,为人才多样化服务,为不同层次的人才发展服务。这需要在现行高考体制下探索对过程评价的加强和应用,多利用过程评价的数据作为高考录取的参考。
程方平:要推进高考改革,首先要分清高考的目的、功能和局限。现在对高考制度的诸多批评,有许多属于非高考问题或因素。有些问题是出在高校招生、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与配置、相关信息不对称和不公开、区域教育不均衡等方面。其中许多问题和因素是导致高考不公平、不公正、不科学的原因,但很多人认为这是高考所致。在中国风行许久的国际化考试,如“托福”、“雅思”等为什么没有人质疑,是因为其功能比较单纯,只评价水平,不牵涉录取和人才任用等问题。而人们一般概念中的中国高考制度,却涉及考试的形式与内容、评分标准与地区差异、考试分数线与高校录取、招生政策与高校自主权、诚信体系缺失导致多元评价体系难以形成、高校的严进宽出现状和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高考前不断向下延伸直至幼儿园的考试压力等一系列复杂的、有多个环节和由不同部门负责的问题。本来应由各方面齐心协力共同推进的教育改革、考试改革、招生改革、用人改革、评价改革、诚信制度改革等,却变成了由高考一家独顶黑锅的局面,高考承载了它不能承载之重。
必须将非高考问题和因素从高考改革的问题中剥离出来,使高考的本质问题得到明确。将教育改革、考试改革、招生改革、评价改革和用人改革等协调起来,而不是幻想考试一改就可以万事大吉。只有相关的部门及其制度协同完善,高考改革才可能向理想的方向迈进。否则,负担着莫名的不能承载之重,高考难以走出困境。高考改革应该适应国家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多元化和多层次人才评价的要求、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要求、招生单位所需的专业水平评价的要求等,使考试的形式、内容、评价等更加科学和合理,更加专业化,甚至应该脱离教育、脱离招生、脱离用人等看似紧密相关的领域。这不仅不会强化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从各种角度看,也许还会促进这些领域不断改革、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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