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滇西，我的传统
　　
　　是的，我离开滇西有九个年头了，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山可以小一点，水可以静一些，但它们都必须存在，否则心里总会感觉身边缺少什么。看书却不一样，有时看这个有时看那个，只要有道理大都能看，但如果要把书本上的文字和历史说成传统，那么，这样的传统太无形了，远没有一棵草来得亲切和实在，心里难免不愿接受它们。不久前与高中同学通电话，说小镇上种的樱桃开花了，然后谈到时光，感慨这写么多年的光阴荏苒，如果生个小孩的话也早该有狗那么高了--他的这句话突然让我兴奋起来，是啊，孩子该有狗那么高了，可是，我没有孩子，再说狗和小孩又有什么关系呢？狗是狗小孩是小孩，唯一可能的是，小孩和狗一旦被我们无意中联系在一起，很多往事就变得清晰了，比如谁是什么季节出生的，谁是和哪条牛一起长大的，谁被哪家的狗咬过，又比如，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富余的奶水喂大了两只猫。往事早已作古，它的存在只是因为人的记忆，或者说，它的存在记住了一些人长大、一些人变老以及一些人有什么得失的过程。
　　我和猫拉上了关系，和狗，和牛，和季节，和当年的庄稼，和更多的事物都拉上了关系，这些事物，有很多是母亲帮我记着，有一部分，由我自己记着。
　　当我碰触到别的经历，当我面临抉择的时候，这些事物就像一个又一个气泡，从水底冒出来，左右着我的判断，这使我更加坚信，滇西的这一草一木，这才是我的根，才是我内心里真正的传统。
　　
　　
　　◎　风吹来的美
　　
　　下关的风是闻名遐迩的，位列大理四景之首。
　　在小站广通下火车，换乘中巴往西走，以前需要半天时间，现在，大约三个半小时可以到下关；许多年来，这一直是我每年迁徙的一部分路途。车往西走，慢慢的就有风吹来，越吹越大--这样说听起来像吹气球，也像儿时吹猪尿泡--但风的确是大起来了，刚开始头发先感觉到，后来是鼻子和嘴，直吹到最后是泪花。
　　风让我我想起来，有次去送女友，女孩在车窗口探头落泪，看着看着有点心痛，写了首很小的诗，诗就叫做《我知道，有风》。
　　
　　我知道，有风
　　正吹着你。
　　你的小脸动起来了
　　眼珠子要出来
　　鼻子想缩回去
　　现在，你要捂住它
　　捂住它，捂住它
　　一定要等它安静下来
　　一定要让我想起，你要回去的
　　那个地方，有时候
　　也有风这么吹我。
　　
　　是啊，有时候，被风吹着和迎风流泪，都是彻彻底底的一种感觉，是一种真正无法替代的美。
　　大约下午四点，汽车到达下关，这时候风小了些，找个地方先落脚，六点种我重新探出头来，这时候，我离风的美已经很近了。
　　风的美在不知名的山坡上，通常是在那些长满草的地方，黄匹草或其他一些蒿草，偶尔得有几处坟冢，也要长满荒草，不能有碑文。一个人横穿公路，沿着小道走上山坡，回头看看整个小城，密密麻麻的青瓦民居，包裹着几处稍大一点的庭院，约莫是庙宇或者图书馆之类，更远处是充满现代气息的楼房，同样被山挤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小城就是大理下关。带着吃的喝的和报纸之类，在蒿草从中坐一会儿，等太阳下去，太阳下去了我就准备下山，这时正个人的缝隙里早已灌满了风，人变得轻飘飘的，脚下稍微用点力就可以飞起来，像只鹰，要么像风筝那样在空中停留几分钟，然后突然俯冲下去，我想着美，开始飘下山。
　　回到小城，天基本上黑了，风还在吹，有的地方亮着灯，有的地方没有，卖民族工艺品的店铺门前有人走动，有个白族少女从一道门出来，左拐右拐，很快就找不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走，我坐在公车站，是别人在走，是漂亮的白族少女在走，是风在走，从我的眼睛走进去，从耳朵中出来，一切都井然有序，用我感觉得到的最美的速度在走。
　　回到住处，翻开书本，百花文艺出版社，《从故乡出发的雪》。我的故乡是很少看到雪的，但我们有风，就像今天，风变得异常亲切，人睡得就很塌实。
　　第二天，我搭车回家，一路上也是这样的风，一直吹着。
　　
　　
　　◎　远去的声响
　　
　　心目中的寂静莫过于山梁上的那三株沙松树，也许，寂静并不适合它，我这样修饰它，完全是因为它整齐、庄严而又残缺不全的样子，它说不清的由来，以及，它的苍老。由于红土山梁的衬托，它只是一团黑影，从我第一天看到那座山开始，就立正着，从来没迈出左脚，也没迈出右脚，有风大的时候，很远的就能听到它神秘的沙沙声。 树的存在，仿佛是为了尊严，是为了年轮，或者，是为了沧桑，这么多年来它从未动过。
　　据说，这树是山神树，可能是布依族或是其他什么民族留下来的，树的历史和树的外形一样充满着沧桑。在一个名为"红白旗"的民族动乱中，树的主人也就是定居在此的民族已被清洗，即使当时他们有所存活，也已远走他乡至今下落不明。我不知道在那样的灾难中人们是怎样度过一个火光冲天却又寂静如斯的夜晚的，又是怎样悲伤而又慌乱地携家带口翻山逃去的；如今一切都早已平静下来，村民好多年没听到任何厮杀的声音了，有时候连一个野兽的呼啸都没有；那么，树存活下来了它会孤独甚至寂寞吗？或者，它会悲伤吗？它会感受到自己的沧桑吗？
　　关于动乱，当地人连个大概的时间都无法说清楚，翻开史书，这样的民族清洗只有在元代或清代才最有可能发生，才最有可能在滇西这片相对安静的土地上更换居住者形成像这样一个杂居的地域。这么说，我看到的山不是原来的山，树不是原来的树，人就更不是原来的人了；而这几百年来，看到过滇西原来面貌的，也只有那三颗沙松树了，历史真正存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树的敬畏和迷信，对山的膜拜以及对人的朴实，以及那些年迈的述说者。
　　更为可悲，小时候上学登记，我问祖父我们是什么民族的，他的回答比我想象的要多出好几个字。
　　"你问我我问哪个去？"
　　说过之后他笑了笑，然后又摇头。我至今无法揣摩他老人家那个动作准确的含义。我的个人档案上，从此填上了"汉族"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意味着，我不是几百年前余留下来的。
　　
　　
　　◎　黄　昏
　　
　　黄昏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时间。黄昏是一个心理概念，它的存在总是很短，只有它在我们的心中贮存下来，黄昏才无处不在。黄昏像一个影子紧跟着我们，有时在古城长安，有时在沧州或者枣庄的乡下。要么恢弘。要么小巧。要么，仅仅是一颗水珠一轮夕阳，一两个年轻女子。唯独能够确定的是，黄昏总会有个背景，这个背景在我们内心早已规定好最佳形色，是传统的，先验的，我们在现实中也许从未见过，但在我们心里总是有这么个黄昏的，我们自始至终都无法真正摆脱它而单独去面对眼前的小景。
　　现在我记起的这个黄昏是多年前的黄昏，我坐在屋后的小山包上，左手边是溪流是阔叶林，右手边，母亲在相对潮湿的地方——长着几棵杨柳的洼处开了菜地，到了冬天豌豆花油彩花一块开放并被几条串着着小水塘的沟渠隔开，看上去一小片一小片的，像衣衫。这个下午母亲带着外孙给菜浇水，浇完水她抱着一捆青菜回家，三岁的外孙像个铁蛋子跟在身后，进门时情景和我小时候几乎一模一样。很快，家中的灶房有炊烟升起，起初泛白而后慢慢呈青色，到山下干活的村里人一个个回来了；左边的树林传出一阵鸟叫声，溪流也响起来，周边不再寂静，或者，寂静之前得这么热闹一会儿。现在就是那一会儿，天还没黑，我独自听着这些声音，感受渐渐变凉的风，看着家，忧伤就莫名其妙地来了。
　　而刚才，我享受着家的种种好处。
　　鸟的叫声和其他一切声音渐渐平静下来，我在小山包上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似乎听到母亲在喊我，仔细一听，果然是母亲在叫 “憨包——憨包”。应了一声，起身准备回家，抬头一看，天全黑了，远处山上的灯火和星星融为一体，分不出哪是哪，在我记忆中这里是没有这么多灯的，那时候我一看就知道哪儿是山哪儿是天空，可是现在不同了，几年不见，就这么黑不溜秋的，怎么也分不开。
　　后来细一琢磨，大概星星多一点的地方是天吧，那么，稀疏一点的地方一定是山了，于是摸黑回家，爬着爬着，路才慢慢地变得熟悉起来。
　　
　　
　　◎　酸木瓜·桃醋·多衣
　　
　　在我的印象中，最酸的东西肯定是酸木瓜。有个故事说，一贫一富两个人打赌，分别砍着对方吃东西，流口水算输，结果是贫者的酸木瓜赢了富者的大鱼大肉，木瓜的酸由此可见一斑。
　　"吃不到葡萄倒说葡萄酸"，想起这句俗语，同样折服于其中"酸"字的准确，其实这酸不是虚伪不是鄙视而是很真实地流口水，也就是馋，得不到的东西是拼了命也要试一试的，得到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眼泪鼻涕一起抹，嘴得撮一下，搞不好弄个痛苦的表情，其中滋味才称得上酸。
　　小时候只要看到酸木瓜的红花一开就开始等，就开始想象它的酸了，找准机会咬一口木瓜芽，几天饭量肯定少不了。但母亲很反对这样吃，她把酸木瓜切片拌以食盐和辣椒腌起来，减其酸性而回味大增，来年雨季炒山菇和鸡枞菌算是美味，煮鱼汤喝也没得说。
　　只可惜，这种酸果并非真正的木瓜，树身不粗实，枝条上却长满了木刺，人爬不上去，乐趣自然少了许多，但酸还是有的，过了这么多年，想起酸木瓜来，口水还照旧得流，也还是那种酸溜溜的感觉。
　　相比之下，桃醋这东西酸味要淡得多，而且，在坛中泡的时间长了还会显甜。儿时看到母亲摘青桃，总央求她少泡些桃醋，因为她每次摘下桃子把它轧开并放进醋坛，树上的数目就必定会减少，而我的意愿是让桃子留在树上，从五月到八月，放学回家我可以悄悄爬到桃树上去玩一会儿，乐此不彼。
　　后来稍微长大了一些，自己也栽几棵桃子，不论是五月熟的六月熟的还是八月熟的，三年都能挂果，这时又希望母亲能多泡些桃醋，希望春夏之季能够吃上像黄瓜、凉粉、莴笋或者粉丝这样的凉拌菜。我们现在吃的陈醋那时我们叫做醋精，我们闲它酸得太薄情寡义、没有真正的醋味，况且要先兑水才能食用不如桃醋来得方便，价钱在当时我们也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所以桃醋是上上之选。
　　再后来，离家的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对桃醋情有独衷。有回过年回家，小妹问我，哥你吃不吃凉粉，我说凉粉可以不要，只要桃醋就好，于是有凉粉吃。
　　还有另外一个酸东西给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多衣。"多衣"两个字按我的理解应该都有木字边，要不然这两个字什么也代表不了，可是我想象出来的那两个带木字边的字我怎么也打不出来，只好找了两个简单的同音字代替。多衣的树要大一些，可以长几十上百年，木质不特别坚硬但韧性很强，儿时经常玩的陀螺就有用多衣木做的，多衣木的陀螺很少开裂，如果碰到石块或钉子瘪了下去，第二天一般也能够恢复，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以柔克刚吧。起初玩的陀螺是祖父做的，他当过木匠做出来中看更中用，和同伴玩起来准赢，可后来有一次耽误了作业，挨了他一拐杖后再没有玩过这么好的陀螺，我那时有个心愿，就是要做个好陀螺与伙伴一较高下。
　　其实，更值得回忆的不是多衣木陀螺，而是多衣果。刚上学堂那阵，前面坐着个姓罗的小姑娘，她书包里常有两个塑料包，一包是食盐和辣椒末，另外一包就是多衣果。下了课她总是先低头吃两颗--或者多一点吧，我不知道她吃的是几颗，就说成两颗，这无关紧要--然后回头笑，笑是很准确的，我保证她笑的绝对没有多一下，笑有点像得意，也有点像鬼脸。有时她更高兴一些，也会分多衣给我吃，那小东西又酸又涩，我不知道她吃了之后是怎么笑出来的，她说多衣有回甜味，不幸的是我一次也没吃出她那个味来。多衣有时换成橄榄，也分我吃过，而且橄榄我吃得出回味，只可惜光阴荏苒，感觉没吃几回就到了中学，她还坐在我前面，只是多衣和橄榄少了，那样的笑就更是少。
　　后来回家碰到她，她已是另一个小姑娘的母亲，问小姑娘你喜不喜欢吃多衣，竟不知多衣为何物，她只知道橄榄。
　　
　　
　　◎　珠栗
　　
　　珠栗是我私下起的名，在滇西的方言中它被称为珠Liao，Liao为平声，字典里同样找不到合适的字，故擅自以栗代之。
　　珠栗，多年野生常绿阔叶树，木质沉实，实如珠，豌豆大小，似栗非栗，味比栗香，炒后食用最佳。
　　少年时，秋天钻山林，最终目标就是珠栗，林中珠栗甚多，但去皮很麻烦，常常都是几个伙伴一起挣抢，统统塞进书包，大家坐在柞木树梁子一颗一颗用牙咬开，回家央求母亲用铁锅炒黄，改天可获得好滋味。
　　抢珠栗的生活终止于一次恐吓，多嘴的人说在珠栗丛中遇到野猪，先是家里，然后学校也跟着下了禁令，就说珠栗绝对不能捡。捡是不能捡了，不过还能吃上，每到赶集的日子，五分钱就可以买到一兰花碗珠栗，兰花碗在当时算是很大的碗，五分钱也不算少。那时侯我是不知道心疼钱的，让我感到心痛的是，我坐在操场的台阶上吃了一个下午的珠栗却吃不出味来，真正让人回味的吃法早成了过去：我们坐在柞木树梁子，把那些带刺的躯壳一个个用牙咬开，把珠栗一颗颗地剥出来，我从个过程中得到了满足。
　　我是幸福的人。一个二十岁的在广东东部小镇教书的小姑娘会每天给我打电话，隔一个月坐长途汽车来看我一次，她买她喜欢吃的东西，买书和衣服，有时候买布娃娃，大老远的给我带过来。后来我们吵架了，我们各自缩在自己的小屋里思索，分别抽烟和咳嗽。一个月后再次打通电话，我们告诉对方幸福怎么来得那么容易啊，有时候真不敢相信这就是真的，我还告诉她我一直把她当成艺术品，她说她也把自己当成艺术品了。于是我们继续打我们的电话，继续看我们的书并且写下一些文字，慢慢的我感觉自己也像一件艺术品了。
　　这个小姑娘的名叫若真，我说等她再长大一些，等她能完全决定自己的时候就会变得真实了。我还和她说起了珠栗，说起珠栗的那天，我坐在她那个从什么角度看出去都是村庄的窗子前--突然被幸福和疼痛击中--眼泪不知怎么的就无声无息流了出来。
　　
　　
　　◎　那一亩二分干田
　　
　　干田是我三岁那年分的，是水田的补充，全家六口人，总共分得一亩二分。作为劳动工具，每户还分了一头水牛，我的童年，基本上就这样从干田和水牛开始了。
　　由于地势较高，干田在旱季不会有水，每年秋天收完水稻就该开始种植黄豆然后种植麦子或者油菜，这样的种植习惯引申出了两个名词，春夏季种植的作物称为大春，秋冬季的作物称为小春，大春为主小春为辅，这样重复耕作。收获的时候几乎所有男人都肩挑着收成沿剑麻丛间的小路回村，每每走上一两个钟头，这种真正的汗流浃背的劳作，坚实的脊梁和秋日下闪光的臂膀，黝黑的彻底男性化的肌肤，血性的生存方式，是对田、对种田这样简单的名词的最具说服力的定义。
　　对于孩子来讲，干田却绝不是一种劳作更不是生存，而是一小块田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鲁迅先生的百草园，被蒙昧的童真沉积，具体，却不真实。或者说，这些事物其实早就被刻意的成长经历模糊掉了，已经被藏在人生的最底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陷入乡愁的时候，当必须做出一个什么抉择的时候，从朦胧的记忆中被重新挖掘出来——这样的时候，人是有根的，我想，干田就是我的一处根。
　　"干田的黄鳝，瘦人的鸡巴"。这句话放在滇西的俗语里代表的是一个"大"字，后者的真实性我们无法考证，前者倒是可以确信无疑。一把竹片制作的简易钳子，一把火把外加一只水桶，大半个晚上转悠在田埂间，当水桶满了或者火把燃尽了，大可回家享用美味的夜宵。这在八十年代那些没有电灯的夏夜是难得的喜悦，当然，这喜悦充满了欺凌和玩弄，缺乏难度的猎取不再是游戏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捕食——而捕食的过程总是血腥的。孩童的游戏应该在白天进行，将食指探入洞穴去追踪黄鳝的行踪，当它有了逃避的可能，游戏的趣味就能显现出来，年幼的好胜心也得到了满足，收获不丰，兴致却从未减退。
　　干田的油菜花在春初是美的，但那仅仅是种美，这种美因为它的普遍存在而失去了记忆的价值，我心里更有价值的记忆是野生的狗屁菜。狗屁菜又名狗腥菜，以味取名，朴实地道，可取根凉拌食用，也可取茎叶煮汤，清淡而有祛火消食之力。这小东西本来是干田埂上野生的精品，从生长到采集都是天然的赋予，后来引入城市市场和经济挂上了钩，改成人工种植，特色倒还能成其为特色，但野性肯定是没了；既然和钱混在一起，那么趣味肯定也没了。我所喜欢的狗屁菜，还是田埂上精瘦一些自然一些的狗屁菜，我所习惯的食用方法也还是要蹲到田埂上去慢慢采集。
　　如果稻谷、黄豆、麦子、油菜以及艰苦的劳作过程是干田对村庄的馈赠，那么对我个人来说，更多的恩惠就是捕获和采集的喜悦。
　　只可惜，父辈已经老迈，而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善于在效益上作文章，我们的原则是最小的支出和最大的收入，干田不能那么种了，干田变成果木林，作为另一种记忆，正在嵌入其他孩童的心中。
　　
　　
　　◎　烔　炮
　　
　　狗脚弯、奶嘴、挝头及烔炮，和枪管一样，只是火枪的连部件，本身并不能成为致命的武器；一把火枪之所以也被称为烔炮，是因为烔炮这东西结束了枪支依靠火把的时代，从原始过渡到机械，烔炮是先进的。
　　烔炮最初从游戏开始，儿时喜欢用钉子在木头上打孔，把火柴头刮下来塞到孔中捣实了，再次钉钉子时，就听到响亮的爆炸声；少年的心多简单啊，稍长一些的时候已经不再满足那样的声音了，迷恋用铁管、图钉、橡皮筋和木头制作自己的枪。枪后来被扎结完全小学禁止，但危险的吸引力确实无法抗拒，于是，我又拥有了另外一种玩具——弩——它将一切进行得不动声色，与枪比起来，它有着足够的够温柔，可这又算什么呢？有时候，枪的乐趣不在于猎物，而在于响声。那时候，枪在无量山区很普遍，我做梦都会想，要拥有一支枪，哪怕是烔炮，只要是厂家出品的就行。
　　家里产自昭通的烔炮枪挂在老爹①房里，乌七麻黑的家伙被帆布带系着，与他的羊皮褂并排着贴在土墙上，任何人都知道，那是绝对不能碰的；放火药的葫芦则在更高一些的地方，位置意味着它更加神圣。
　　老爹房里经常生着柴火，什么时候老鼠和猫在楼上出现，墙上的家伙们就开始晃悠，蠢蠢欲动，火苗一跃一跃，照着它们，不知是安慰还是显耀。这些不起眼的家伙，先前肯定与火有关，它们制造过一些火光和一些洪亮的声响，它们曾不止一次打破过山的宁静，许多拥有心脏的生物在深夜怀着不一样的心情，被突然惊醒，屋里的人伸头瞅窗外，林中的动物从床上和伴侣身边慌忙逃走，烔炮的爆响比任何声音都更让人恐惧和敬畏。
　　村里最爱背枪行走的人是贵荣，每个夜晚他带着枪村中在窜来窜去，他不是联防队，目标也不在山林里，他只是一个背惯了枪的人，对枪仅仅出于喜爱，他的枪永远是空枪，只有火药没有子弹，他最多只会在碰到斑鸠群时往枪管里再塞一把豌豆，大叫一声将斑鸠惊动然后放枪。贵荣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走动，时常在树林边和山坡上放空枪，他的乐趣只在于惊醒部分人和一些狗，在他眼里，寂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不允许寂静长时间地存在。他只对着动物放过一次枪，那个动物是他小舅子也就是村长董大科养的恶狗，他这次放的同样也是空枪，但那只狗从此一直惧怕任何手握扁担的村民。
　　对于枪来说，贵荣是个胆小的人，曼等电影队的毕六胆大一些，这个人曾开拖拉机到林街去打麂子，打麂子并不需要多少勇气，他的大胆在于他打了比麂子更大的动物，回来的时候他空身回来，半个月后又返回林街去交纳罚款，拖拉机和烔炮枪断然是没有了，毕六后来总是垂头丧气，他清楚，他是为数不多的失败者。
　　另外一个关于烔炮的人是个悲剧人物，一向受人欺凌的李有福，在面对刀子的时刻用火枪崩了弟弟，法医从死者身上找到了十数颗铁砂，李有福入狱十年，出来后死在侄子的枪口，他身体里塞了更多的铁砂。
　　枪再次沾上了人的血腥，我对儿时的游戏不寒而颤，枪的确危险，作为人，我们更是危险，这让我对所有具备威力的器械都存着戒心，我甚至开始惧怕车辆，走路小心翼翼，即使左顾右盼，心里总也不塌实。然而，也是在这时候，我拥有了我的第一把真正的昭通产的枪，一九九八年冬，我那个住在跟深的山里的干爹送了我烔炮。
　　他说好多年没打猎枪也没用处了，送给年轻人当玩具。
　　当时，干爹给我起的名是“李平和”，这个名很淳朴。
　　
　　
　　附注：①老爹——滇西俗语，意即爷爷。
　　
　　
　　◎　共产草·飞机草
　　
　　我想，一棵草的命名可能是个大学问，如果不是什么大学问，那命名的背后时不时封藏了不少东西？
　　比如一种被冠以共产主义名称的草——共产草。
　　我始终认为，这样的一棵草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庄稼地里普普通通的草要获得这样的称呼何异于天方夜谭，但一棵草的的确确有了这样的名字，一棵不能充饥的草，一棵除了充作猪食别无用处的草，一棵现在正被除草剂进攻的草，共产草，余留的名字和它所代表的时代一样令人费解。
　　幸好，这个时代性的命名已经再没必要重新更改，如今这种草正在以人们想要的速度减少，而一棵草，也绝对不会像荒诞的历史那样让人记忆犹新。
　　另者，一种蒿草在与共产草相同时代被直观而实实在在地命名——飞机草。
　　一个现代特征和传统命名方式的结合体，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开始担负着使命，我能想象当时人们从飞机上把它撒播下来，让它在荒芜的山坡上肆意生长，让它覆盖并养肥红土坡地。
　　现在，它靠风力繁殖，"飞机草"这个名字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只能表明它的来源。但它一直都是保护荒山的主要植被，也是滇西农村农家肥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根稳稳地扎在了山岭，开垦和野火都无法使它灭亡。
　　它是有生命力的。
　　共产草和飞机草，不同的两个生命，不同方式的命名，我今天将它们记述下来，是因为它们是滇西所特有的，是因为我怀想故土，突然想到了它们。
　　我想，我的文字和草的命名是无关的。
　　
　　
　　◎　灯，或者火
　　
　　灯是滇西的灯，火也是滇西的火，其实灯和火并没有什么区别；遥远的回望中，灯即是火，火即是灯，在寂静的黑夜里，在模糊的山川间，一处处亮起来。
　　今天的灯或者火是我在逃离城市走在通往大海的路上突然想到的，一些遥远的灯火，一些阑珊的灯火，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我无法控制的灯，或者火，忽明忽暗，默默地亮着。
　　在故土的时候，我看着那些灯火和看着天是一样的，我能找准任何一处灯火的位置，就像我知道一颗星该亮在什么地方；现在走在城市里，我看着天和看着那些灯也是一样的，该有的事物难以找寻，灯火不复存在，星辰不复存在，黑夜也不复存在了。霓虹正抹杀着我的记忆，马路正在穿过我的记忆，而车声，正在将我的记忆惊醒，正在使她疼痛，城市耀眼的光亮和黑夜深处静静的灯存在着反差，一盏被固定的路边的灯和母亲找我时举的火把存在着更大的反差，这样的反差让我在明亮处丢失了自己，街上的那么多人，也被我丢失了。
　　丢失了他们我蹲在柞木树梁子，蹲在那个长着柞木树的山坡上，等着天黑，等着母亲出现在另外一个山坡，等她喊我，然后，我要摸黑跨过一个溪谷，向着火把走去。丢失了他们我蹲在滇西的山林里，我弄出一些声响，等着猎人的头灯出现，等枪声响起，然后，我会听到一声生命的哀鸣，一个短暂的低沉的吼声。丢失了他们，我回到澜沧江的一个渡口，徘徊在江边，等着对岸的摆渡人凌晨起床，他点燃灯，用江水洗脸，坐在礁石上抽烟，等他做完了这些，会把我摆渡过去，对于江的那一边，我向往已久。
　　丢失了他们，我在躲黑暗的任何一个角落，在黑暗中我看到母亲的灯火，猎人的灯火和摆渡人的灯火。
　　我看到了滇西的山，或者，滇西的河——
　　七月，云南传来了地震的消息，老诗人站在山坡上，语重声长：“破碎的山河。”——
　　我想，肯定有一些灯熄灭了，要不，肯定有更多的灯在瞬间被点亮起来，肯定有很多门空空地开着。远方的那片土地，肯定是一张唇微微张开，轻轻吻了我，然后，突然一口把我吞了下去。
　　
　　
　　◎　故　乡
　　
　　故乡是四种颜色，两种形态。
　　与故乡相关的颜色是 红色--绿色--透明色--蓝色；形态，则是沉稳的山，和流动的水；它们共同构成了故乡。
　　故乡的天不大，主色是蓝的，是新亮清爽宁静温和的那种；她的清秀和纯洁适合于这片土地。和穿着的蓝底白花一样，她的洁净是最让人容易动心的，像个天真秀丽的小姑娘；与原野大漠中存在的那种恢弘和大气不同，她只是依附于群山河谷，从来都给人一种娇小玲珑而温柔近人的感觉；她单纯透明，却似乎没有多少心事，像是刚学会羞涩。单这个，已足让她可爱，足让人流连。
　　故乡的山是红的和绿的，分别赋予土地与植被。深厚的红土代表着血与肉，在那些连绵的山脉上，汗汁流过每个沟谷，滋养了绿，作为他的长衫。红土只在山梁上偶尔裸露，大多和路连在一起，成为一种健美的展现，树木和竹林却是到处都有，表明着这里曾经是让丛林覆盖的土地；山寨，似乎是原始部落的一个延续，偶尔带着些古老的痕迹。我想，也只有这样淳朴的人才能如此安静的生活在这里，知于满足和拒绝进化，这是山的本能，因为进化在很多时候都意味着要有所流失。这是我的故乡，所以希望这地方别再隔开外界，但却又开始莫名其妙地心疼，这世界只有落后才能保持自然和完整吗？我带着疑问回来，公路却已经盘在山梁上了。
　　与其他比起来，透明色的故乡水最让人记忆。她像个善良的妇女，总默默地在流淌着，偶尔回望一眼，目光充满着仁爱和沧桑。她清澈得让人心疼，却似乎温顺地接受着一切，她的慈爱养育了故乡和与故乡相仿的许多儿女，没得到半点温情，最终哀伤而去。只是在一个夏季，我看到了她的鲜血、愤怒和挣扎，然而我再次真正走近她的时候，她又冷静得让我吃惊，于是我心里，她代表了故乡，让我铭忆得坚深刻骨。
　　一年能见着一回故乡，感觉上有点像一次歉意的拜访，的确，我应该做下点什么，以换取可以作为一个儿子记忆起她的权利，毕竟人已经大了，而故乡先前的那个轮廓，也一直改变着。
　　
　　
　　◎　祖父的路
　　
　　顺着这条路。
　　我像只候鸟，从远方归来。
　　团聚，就是在这个夜里，安静地沉睡在山身边，聆听她，轻哼的歌谣。
　　为着这夜的安睡，我奔波千里，从遥远的季节归来。匆匆忙忙踏进家门的傍晚，烧起火塘，亲人脸上的牵挂变成笑容；奶奶在夕阳背后打开她的旧木箱子，将以前的老故事翻出，然后，我想起了与祖父有关的路。
　　记忆翻开祖父的篇章，我的童年跟着他，走过弯弯曲曲的山路。在村口找到一对脚印，搬来那块石板，搁在他坟前；我的腰就弯下去了，将头颅贴近它，算是一次膜拜。这是因为，我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但我最大的哀伤却在于，奶奶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是他们的路让我如此地接近故乡，让我记忆着两根拐杖和他们凝望的目光。
　　这条属于祖父的路，从村庄到山口，先绕着山梁向下走，过了木桥就随小河而去；当初年少的拓荒者却是逆着这线孤身走来的；祖父十四岁给老牛带上竹槽铃，路就开始走。我沿着奶奶的回忆寻找他的脚迹，他黄昏前的身影，和他牵回来的铃声；他也来回奔波，也一直经过路边多出来的那些竹棚、剑麻丛和榕树，然后在路的尽头栓上村庄，砌上石头墙。路，于是就属于他。
　　我十四岁时，路已经铺着青石板。那年开始，关于这路，我就总是出发和离去，从外面归来的记忆却要浅淡很多，不知不觉就会站在家门口；也许，我希望这路是走出来的而不是进去。路上留着的都是奔波和奋斗的历史，似乎这是它存在的证据，冰冷的石板，是为送别准备着的，也总给人加上一种重量。我想，这不仅仅是路，也是山所给予的，深情而沉重，走得愈远，给得愈多。
　　我的离去，这段路大多是由着祖父送我走过的。最后一次，他已八十有五，在山口的公路边回望的时候，我想哭，他却笑着挥他的青衣袖；没说这是最后一次，那年我十八。
　　后来，祖父去世，我在异乡；等我回来的时候，山梁上只剩下石板，路和路边的坟茔了。
　　
　　
　　◎　父亲，和他的土地
　　
　　父亲祭拜他的土地方式是用包谷酒，往跟前一洒，就解决了。
　　那天我跟着他跪在祖父坟茔前头，他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这让我很感伤，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我这样来看他，我带的又是谁呢？还有谁跟着我，来延续这样沉默的方式。
　　当然，我还是坚信这个办法很真实，当那些清澈酒花在尘土里隐没，将心底的记忆也沉痛地埋下去，那时候，我也就学会了怎样面对痛苦和人生。父亲的脊梁有点像是山，打我的时候也很重，可惜我似乎不是他想要调教成的那种人，我怯懦羞涩甚至散漫，没他那么硬朗，但和他对待土地的思想一样，后来他对我也就任其自然了，他只是早出晚归的期望着什么。
　　我感谢父亲在祖父生后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在祖父在世的时候，他的确也没那么多机会来疼爱我们，此时他所弥补的一切，足以让人明白一份责任。如那片红土地，在拼命地流血，在挤着它自己，成为山，同时也成为路；每次回来或是离去，他做得很坚强，而我却忍不住要哭，那个时候我最是深切地感觉得到对他的感情，我越来越清晰地认为，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怀念，不只是源于祖父，其实上，也默默地包含着父亲在那里忙碌的身影。
　　没有一种怀念可以是很简单的，父亲，和他的土地埋葬着我童年时代所有的幻想，对此我一直保留着单纯的愤恨，作为他的孩子，我无法理解他的冰冷，作为后人我却也感动于他给我留下的那许多机会，和那些个年少时的磨练，因为这点，长大后我没责怪过他，我也明白了他所承担过的一切，是足够让一个男人愤怒和疲惫的，我明白了他那越来越弯曲的背影。
　　父亲那贫瘠的土地年年都生长着庄稼，可每年雨季，红色的泥水就会疯狂地流淌，敞露的地方越来越多，土地已经是很老了，我们不应该这样要求它的，因为再过许多年，裸露的将已经是班驳的岩石，所以我们总该会内疚了，它的付出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许是这样的，我们还没明白它的这种表达，就像我当初没能明白父亲的初衷一样，等我懂得了，也就将永久地在生命里保存下来，也成为深刻的记忆和感情的。
　　那里生长的玉米，父亲酿成了酒，去年回家的时候，他将他的酒递到我的面前，很清，很冽。那天，我们喝了酒，然后又到父亲的土地去转了一回，同样地，也在祖父的坟前，举行了我们的仪式。
　　
　　
　　◎　母亲
　　
　　母亲的电话不会超出几句重复的叮咛，然后是沉默地听，我就也重复着告诉她我这里一直很好。
　　我在想，她在那头是不是在点头或者流泪呢？以前我的电话不多，我习惯于用手来表达，如我古朴的心灵，我固执地守着这种方式。直到后来，母亲终于说了，憨包你在外还是多打打电话吧，现在电话可方便了，又快又能听着声音。
　　其实，我知道母亲是想说，写在纸上的那些东西我看不懂，你爸爸念出来的就不像是你小时候说的话，如果是电话我就可以真切地听到了。于是，我打电话就总是先叫妈妈来听，我觉得以前太对不住母亲，原来不只是我的牵挂，我的声音对她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原来，我在她眼里，也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的。
　　母亲一生共生了四个孩子，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还有我。与父亲不同的是，她在四个孩子中最疼爱的是我，而不是弟弟，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听话而且经常让人欺负吧，我也总是在母亲面前哭泣，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一个母亲心疼呢？父亲则认为我很孬种，所以他也打我，他的这种方式在我心里留下的是固执和反叛的个性，而我善良和淳朴的那部分，几乎全都是母亲给我的。
　　相反，她却是很坚强，我很少听她哭泣过，只有一次是和父亲吵架了，她喝农药，好在那是过了期的，当那个蹩脚的赤脚医生将母亲救醒之后，她抱着我们哭了好半天。从那天开始， 爸爸对我没那么严厉了，到初中之后甚至很少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他眼里，我长大得比母亲那儿要快一些。
在别人眼里，也许母亲总是比较唠叨的那种人，我眼里却不是，她总在默默地为这个家做着事情，这让我更加不喜欢父亲，尤其是当我上了大学之后，虽然我没责备他的权利，但至少他没给我做好示范，我下意识里是最否定他的做法的。
　　我的性格也跟随母亲，不紧不慢的，喜欢沉默地去面对事情。所以在我离家之后，就总是想起她的身影，很纤细，微黄的面色，瘦瘦的脸，和温顺的眼神。她作为母亲，默默地教着我做人。
　　有这样的母亲，已经给我了足够理由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可惜，她却无法看得懂我在远方的这些文字。
　　
　　
　　2002年3月，2003年8月—9月
　　
　　附注：
　　《祖父的路》、《父亲，和他的土地》发表于《散文》2003年第6期；《父亲，和他的土地》发表于《含笑花》2002年第1期。
　　《滇西，我的传统》、《酸木瓜·桃醋·多衣》、《风吹来的美》、《远去的声响》、《珠栗》、《灯，或者火》发表于《散文》2003年12期。
　　《烔炮》、《酸木瓜·桃醋·多衣》、《珠栗》发表于《思茅文艺》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