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朱安 ，眼前就浮现一口枯井。那深深地院落，高高的围墙，阴晦的天气，一个又一个孤寂的上午、下午，夜里颤抖的星星……无不使人联想起“心似枯井”这个词语。几十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在那八道弯胡同或砖塔胡同，这口井仍一如既往的空旷，孤寂，几乎令人害怕。

鲁迅反感朱安，有充分的理由。1906年，接到“母病速回”的电报，鲁迅匆匆赶到家里，却见一片张灯结彩，惊鄂之余很快就明白了。他没有反对，甚至家里人给他戴假辫子，也没有表示出特别的不快。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切反对都已于事无补。而朱安，一个过于平凡的绍兴女人，矮小，瘦弱，狭长脸，突出的额，小脚，不但毫不漂亮，连一般年轻女人的活力都几乎没有。

虽然鲁迅不至于以貌取人，但我想当他看到母亲给了他这样一个“礼物”时，总不免心寒。

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当朋友向鲁迅打听成婚的事，他自嘲地说：“是母亲娶媳妇，没有我的事。”婚后第二天晚上，他在母亲房里磨蹭，不想回去睡觉，后来干脆躺在书房里。婚后第五天，就借口“不能荒废学业”，带着二弟周作人去日本了。

上帝的居心，有时真让人怀疑。像鲁迅这样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闯将，怎么偏偏碰上朱安这样一个最守旧、最庸常的女人？鲁迅也曾想和她沟通，有一次跟她说日本有一种甜点，很好吃，朱安马上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她可能太自卑了，急着要讨好这位“大先生”，反令鲁迅不快。那种甜点，不但绍兴没有，整个中国都没有。

五四之后，风气渐开，郁达夫、郭沫若等与鲁迅一样饱受旧事婚姻折磨的作家，大都挣脱了束缚，开始了新生活。也有人劝鲁迅离婚。鲁迅肯定早就彻夜不眠的考虑过，但还是难以跨出这一步。鲁迅的年龄比郁达夫、郭沫若大很多，受传统影响更深，不能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放得开，估计是一个原因。但他主要顾虑的却还是朱安。

按绍兴习俗，一个家出去的女人被退回娘家，就会被认为是被“休”了，家人的歧视、舆论的谴责将使她处于极难堪的境地，她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将一落千丈。有些性格软弱的女人竟会因此而自杀。

鲁迅显然是不忍把朱安推到这样一个境地的。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谈到自己这一带的婚姻，：“在女性的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不能责备异性，于是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什么是伟大？能为别人担起痛苦就是伟大。

与鲁迅相比，朱安更加不幸。鲁迅忍受了漫长的煎熬，最终还是等到了他的“月亮”——许广平；

而朱安却真的“做一世的牺牲”，陪伴她的只有年迈的鲁老太太，迟迟的月光，夜夜的空房……

过着几乎与世隔绝一般神国的朱安，却并非心如枯井。她其实一直在想着改善与鲁迅的关系，只是差距实在是太大，根本不得要领，渐渐也就没有机会了。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并生下海婴，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房东的妹妹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她凄凉地说：“过去……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的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读了这朴实而悲惨的言辞，我不禁泪下。

一只蜗牛！我怜悯朱安一生悲苦的命运，更惊异于她对自己出境的准确体认——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对世界的感悟啊！就是鲁迅，也没想到过用这样比喻来形容朱安吧？朱安因这个比喻而定格。如果把封建礼教比作一口深井，鲁迅和朱安都被困在井底，一点一点往上爬，鲁迅历尽千辛万苦，总算爬上来了，虽然遍体鳞伤；而朱安永远没有爬到头！

我止不住想，像朱安这样一个生命的诞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上帝为什么要安排这么一出荒诞的令人泪下的悲剧呢？

我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大胆的想法：我认为鲁迅生命中的两个女人，朱安与许广平，，若论谁对鲁迅的影响更大，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正是朱安，使鲁迅深谙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命运的荒诞，断了他的后路，刺激他与传统彻底决裂，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命运进行“绝望的抗争”。

一个伟大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两个反差极大的生命体被捆绑在一起，极其巨大的思想和情感波澜，不和谐处被极端放大，化作鲁迅沉郁的文字和骇人的意象，惊现于世人面前。如果鲁迅一开始就被妩媚的“月亮”所笼罩，现代文学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这，就是朱安的价值。当许广平来到鲁迅身边，鲁迅已经成熟，她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我想，上帝也许是对的。在他看似荒谬可憎的组合中，包含着深刻的必然。朱安，也许是上帝特意安排到鲁迅身边的。这只小小的在后院爬行的蜗牛，维系了鲁迅一生的沉重。

鲁迅死时，朱安在北京的宅院里设立灵堂，一身孝服为鲁迅守灵。

朱安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人。在遗嘱中，朱安说：“灵柩回南，葬在大先生之旁。”

这个愿望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她被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仍然陪伴她伺候一生的鲁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