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就是那个因了思想的锋芒而被雍正皇帝“出奇料理”的吕留良，就是那个自信一定能够“重见天日”的吕留良，就是那个被“故乡相处流传”着很多故事来纪念着的吕留良，就是那个为诸多“大侠”们提供了很多武侠素材的吕留良。明末清初的士子们的心路历程大致相当，惟有吕留良闹出了如此气象，让雍正帝近乎失态地亲自上场充当了一次“审判长”，开了用“攻心”之战术来消灭士子灵魂的先河，为后世的一切权力拥有者改造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

一

吕留良的生前与一切反清复明的士子们没有什么两样，其思想并不见得比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深刻，比他们偏激倒是真的。

吕留良，生于公元1629年，卒于公元1683年，活了55岁。一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暮年削发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今桐乡）人。少年时代的吕留良也是一个早彗的天才，8岁就能作文章，12岁就组织征书社研习文武，纵论古今天下大事。16岁的时候发生了甲申之变，亡国之后的吕留良也和其他立志返清复明的士子们一样，散财结客抗击清军，流亡山中图谋复明。清顺治10年（公元1653年），为了免遭仇家迫害，25岁的吕留良被迫改名出应科举，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一点给雍正帝制造了口实，说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然而也正是因了这次出试，使他结识了另一个旷世大儒黄宗羲，从此以后，两位启蒙思想家互相砥砺，摒弃科举之业，专心探讨治乱之源。38岁时候，他避不应试，考取的秀才又被革了去。养家糊口的唯一本领就是从事选文、卖文、家教等职业。长期的底层生活使其排满思想日渐浓厚。45岁以后，他的夷夏之防的立论，愈来愈明确，他打着朱熹的旗号，宣传民族思想。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52岁时，清朝政府开设博学鸿词科，征聘天下隐士，他只好剃光头发穿上僧衣，力持不合作主义。公元1683年逝世。
    在对明清更迭历史的沉痛反思中，在对儒家学术演变发展的深刻认识中，吕留良形成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穷治乱之根源、明学术之得失的启蒙思想。他不仅猛烈地抨击了世俗弊端，提出了立志重节的社会思想，而且尖锐地揭斥了王学危害，形成了尊朱辟王的学术特点。

首先，他立志重节，救治业已堕落的人心。

在决然弃绝科举之后，他转向了探求社会治乱之源。在吕留良看来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世道人心的太坏，寡廉鲜耻之风太盛，立志重节之士太稀。因此他指出，救治社会治乱之源，首在重倡立志重节。他说“自万历中，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天下化之，士争为社……故社多而不分。及是则士习益浮薄倾险。一社之中，旋自搏轧，镞头相当，曲直无所坐。于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细如丝发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东皋遗选序》）明朝之灭亡，实亡于结社清谈。

紧接着他又猛烈抨击了八股取士和庸腐之儒的危害。他说：“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探其数卷宗枕秘之籍，不过一科贵人之业。”（《晚村先生文集》卷五，《戊戌房书序》）他指出，科举八股取士之陋，私立门类，沿袭钞撮，只为猎取名禄，不究实济时务，败坏了人心风俗，滋生出庸腐之儒。故他说：“今日文字之坏，不在文字，其坏在人心风俗。”（《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今集附旧序》）因此，吕留良对于空谈心性、不重世务的庸腐之儒，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他说：“今天下有坏人心、乱教化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强国，而奸民窃盗不与焉；天下有损事业、耗衣食者若干人，去之可以富国，而冗民滥员不与焉，则庸腐之儒是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五，《戊戌房书序》）

吕留良在探讨了明朝覆灭的原因之后，指出救正人心风俗，达致富国强民，必须尽扫八股腐儒之陋习，重倡立志重节之新风。他说：“今日之所以无人，以士无志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张菊人书》）明朝之灭亡在于天下无经世致用之人，天下无经世致用之人在于人无节义廉耻之志。他强调指出，为学做人的第一事，在于立志重节；坚守民族气节，辨明夷夏之别，乃是“域中第一事”。他说：“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四书讲义》卷一七，《论语·宪问》）夷夏之别，民族气节，不仅是天下域中第一事，更是做人立身的根本。故他说：“程子曰‘洒扫、应对、进退，造之便至圣人’，今日为学，正当以此为第一事，能文其次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八，《梅龙阁斋规》）辞爱取予之间，进退应对之际，坚守节义正气，始乃为人之本。因此，吕留良对于那些趋炎附势、丧志辱节的无德之徒，深恶痛绝，严加斥责；即使是学问高深然趋依权贵的至朋好友，亦与之分道扬镳，义无反顾。他曾作诗言志：“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吕晚村诗集·耦耕诗》），“便无真藕也归去，顶笠腰镰占晚村”（《吕晚村诗集·后耦耕诗》），立志坚守民族气节，誓死不与清廷合作。虽然吕留良的立志重节、辨明夷夏的社会启蒙思想，导致了他死后被清廷剖棺戮尸，牵连数百人惨死的酷烈遭遇，但他的这一思想不仅在清初具有振聩发聋的启蒙作用，而且对弘扬救亡图存意识亦具深远的历史意义。

吕留良有七个儿子，对儿子们的人生选择他只诱导而不干涉，长子名葆中，热衷

于读书取仕，曾以一甲三名探花考取进士，获得由紫禁城的午门进入正大光明殿晋见皇

帝的殊荣，吕葆中得意洋洋，众人也啧啧称赞，吕留良却淡淡地说：“没啥稀奇，以后

还不知下场如何！”果不其然，不久后吕葆中因“一念和尚案”受到“牵连，琅铛入狱，

终至忧郁而死。大哥不得善终，吕家其他儿子惶恐无措，吕留良谆谆告诫他们：“但能

读书识时务，不必仕进取青紫。”儿子们听从了父亲的话，只在家博览群书，不再涉足

考场。

其次，他探本溯源，形成了尊朱辟王的学术思想。

吕留良不仅大量刊行程朱遗著，而且竭力伸张崇信朱学。他曾说：“某荒村腐儒于也，平生无所师承，惟幼读经书，即笃信朱子之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张诸儒，因朱子程张而信孔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复王山史书》）又说：“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与张考夫书》）。他认为，朱子之学，上承程张，远绍孔孟，实乃儒学之正宗，颇有功于圣人之道。因此，他为了彰扬尊崇朱子之学，乃力揭朱子之后儒学发展的弊端，而尤力斥阳明心学。

吕留良认为，朱子以后，圣人之道几近湮没，邪说异端泛滥流行，败坏世道人心，以至国家灭亡。他说：“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复斋汇旃书》）

他指出，邪说异端的流行，特别是王守仁心学的泛滥，实是导致明清更迭的祸乱根源。故他指出，王守仁的心学是“阳儒阴释”的禅学，认为“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吴晴岩书》）主张“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二，《复高汇旃书》）。因此，吕留良对于王学的流弊危害，予以了深刻地揭露。

吕留良特别指出，他的尊朱辟王的学术思想，并非为了争立门户，实乃昌明圣人之道。他说：“弟之痛恨阳明，正为其自以为良知已致，不复求义理之归，非其所当是，是其所当非，颠倒戾妄，悍然信心，自足陷人于禽兽非类，而不知其可悲。乃所谓不致知之害，而弟所欲痛哭流涕，为天下后世争之者也。”（《吕留良先生文集》卷二，《与某书》）

他认为，阳明的良知心学之说，背离孔子之旨，诬于朱子之学，是陷天下之人于禽兽非类，而致国家生民于覆灭涂炭。故吕留良指出，他的尊朱辟王，非是论人品德行之高低，实是揭明天下治乱之根源。他说：“所论者道，非论人也。论人，则可节取恕收，在阳明不无足法之善；论道，必须直穷到底，不容包罗和会，一著含糊，即是自见不的，无所用争，亦无所用调停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与施愚山书》）

就人而论，阳明亦具有其豪迈雄伟可足世法的善事善行；但就道而论，则绝对不可包罗和会、调停含糊于圣人之道。

吕留良的立志重节和尊朱辟王的思想，旨在救正人心风俗，黜除王学异端，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术启蒙作用。他的思想和活动，深为当时学者所重视。王弘撰曾说：“近时崇正学、尊先儒，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吕晚邨也。”（《山志》二集卷五，《著述》）阎若璩曾把吕留良评为清初“十二圣人”之一；陆陇其则言受吕留良之教诲指示，始乃坚守程朱之学。戴名世亦评价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二十余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戴名世集》卷四，《九科大题文序》）因此，吕留良在清初学术史上的地位，并非以时文评家而名世，实乃以崇正学、救人心而成名。他是清初穷治乱之源、正世道人心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其思想及活动对清代的社会文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正是在这种立志重节和尊朱辟王的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他更为偏激的“夷夏之变比君臣大义更为重要”的思想。比如他还主张皇帝与臣子的关系，不能同父子关系一样，而应当以义为重，反对尊君卑臣的风气。这对立根未稳的满清王朝来说真的不亚于洪水猛兽。然而吕留良的机智使他一次次侥幸躲开了清廷的“文化围剿”。

然而，火种一旦播下终究就会有燃烧的时候。

二

公元1729年，也就是在吕留良死后的第46个年头，也是雍正王朝的第6个念头，吕留良才真正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在与浙江相隔着千山万水的湖南，有个叫曾静的书呆子，都已经是“康熙盛世”了还念念不忘着“反清复明”。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叫张熙的学生，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了面，四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都十分愤慨。大家就秘密商量，怎么想办法推翻清王朝。他们懂得，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曾经是岳飞的后裔，掌握很大兵权，因为讨伐边境叛乱的时候立了战功，受到雍正帝重用。他想，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接见张熙，拆看来信，见是劝说他反清的，大吃一惊，问张熙说

“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

    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

    岳钟琪识：“这话从哪儿说起？”

    张熙说：“将军姓岳，是南宋岳忠武王（就是岳飞）的后代，现在的清朝皇帝的祖先是

金人。岳王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正是替岳王报

仇的好机会呢。”

    岳钟琪听了，马上翻了脸，吆喝一声，把张熙打进牢监，并且要当地官吏审问张熙，追

查他是什么人指使的。

    张熙受尽种种酷刑，就是不招，说：“你们要杀要剐都可以，要问指使人，没有！”

    岳钟琪心想，这个张熙是个硬汉，光使硬的治不了他，就另想一个软的办法。第二天，

他把张熙从牢里放出来，秘密接见了他。岳钟琪假惺惺说：昨天的审问，不过是试探，他听

了张熙的话，十分感动，决心起兵反清，希望张熙帮他出主意。

    张熙开始不相信，禁不住岳钟琪装得郑重其事，还真的赌神罚咒，才相信了他。两人商

谈了几天，渐渐热络起来。张熙无话不谈，把他老师曾静怎样交代的话都抖了出来。

    岳钟琪哄得了张熙提供的情况，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

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情节，一五一十报告了雍正帝。

雍正帝接到报告，又气又急，立刻下命令把曾静、张熙解送到北京，严刑审问。

再看这个书呆子曾静，竟然给雍正帝王罗列了“十大罪状”：“谋父，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株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几乎桩桩都触到了雍正帝的软肋。 

雍正即位之初，社会上便盛传很多对雍正不利的谣言，如 “矫诏得位”、屠杀功臣、弑兄屠弟，害父羞母等等，加之“八爷党”和一些不理解“新政”的大臣们对他“新政”的阻挠，雍正便觉得自已皇权受到严重威胁，总想找个机会清除政敌，说明自已得位之正，扭转对自已不利的舆论。曾静谋反案的发生，给雍正提供了契机，拿雍正的话说，便是天赐良机。曾静的策反书正好提出的又是社会上盛传的谣言和他的初政问题。于是，雍正便决定通过追查案件的幕后主使，大做文章。“朕要亲自料理”而且是“出奇地料理”。

且看雍正皇帝是怎样“出奇料理”曾静案的。

第一是时间之长，从雍正6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10年方告结束。将一个原本非常简单的案件复杂化，此一奇也。

第二是雍正帝亲自做“审判长”，一个皇帝与两个逆犯公开同堂对质，继而让全国的学生监参与对逆犯的讨论定罪。此二奇也。

第三是审来审去最终却将两个重大的“现行犯”无罪释放，非但释放，而且还特别考虑到了曾张二人有可能遭受歧视，甚或身遭不测，特地告戒说：“今若以羞忿怨恨之心，或将曾静、张熙有暗中贼害情形，朕必问以抵偿之罪。曾静等系朕持旨赦宥之人，彼本地之人，若以其贻羞桑梓有嫉恶暗伤者，其活罪亦然。”雍正还特别告戒子孙，不可杀曾张二人：“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并且还让曾静等组成一个“讲师团”到各地巡回演讲。皇恩是多么浩荡啊！此三奇也。

第四是将公开审理的材料编订成册，雍正帝亲自题笺为《大义觉迷录》公开出版发行全国，“要每学宫各贮一册”，“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使远近寡识之士子不至溺于邪说”.“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让所有的臣民们当成红头文件学习。此四奇也。

还有一奇，是为第五奇，那也就是将一个死了46年的“思想犯”吕留良“掘墓鞭尸”，其后人、学生、朋友、吕留良书籍的刊刻者杀的杀，关的关，（留）放的（留）放。此五奇也。

说“奇”其实一点也不“奇”。

案子之所以引起了如此的“高度重视”是因为曾吕一案直接牵涉到了皇权的合法性：一是曾静的“十大罪状”直接攻击了雍正帝继承权的“合法性”。二是吕留良的“异端邪说”直接否定了满清王朝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干系如此重大，岂可儿戏从事。君权的合法性，恰恰是这个根本问题，是不允许辩论的，否则的话，君权就会降格而等同于其它诸事诸物，君权的独尊地位就受到否定——尽管辩论中的胜负早已分判。 

    由此你还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的过人的识见和魄力。敢于把亲审亲问的笔录，牵涉到如此众多绝密材料的笔录刊布于世，这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大权在握的当政者都敢做和都能做的。由此，你也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的内心的复杂和深刻：他是如此的老奸巨滑，他又是如此地开诚布公，《大义觉迷录》因此而成为“千古奇书”。在清代文字狱史上，雍正“贡献”了许多别具一格的“经验”，如组织大批判、大辩论，如利用“反面教员”“自我认识”、“现身说法”，如对有“反骨”的读书人“辱而不杀”。如在士人中搞“立场表态”、“人人过关”等等。这些“经验”和作法，实在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兴许是乾隆皇帝看到了乃父的过于“开诚布公”的一面会给这个王朝带来更为可怕的影响，所以，他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收回《大义觉迷录》诛杀曾静。是的，老爸这样干可不得了，这不就等于让他们可以公开讨论君权的合法性吗？而君权的合法性是可以讨论的吗？老爸真是糊涂啊！

三

其实，这一切都似乎被生前的吕留良预料到了。

临死前，他在一块红绫上写好“重见天日”四个字，交给儿子，并关照在他死后，将红绫放在他的棺材里。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的用意，但是照他的吩咐办了。
  46年后，当发现湖南的案件和浙江的吕留良有关系，便派人到崇德(当时叫石门县)吕家查抄的时候，雍正帝下旨对吕晚村全家问罪，满门抄斩。即便是已经死了的吕留良和吕葆中，也要从棺材里挖出来戮尸示众。
    知县官接到圣旨，手忙脚乱，带了一批人，将吕晚村父子的坟墓扒开，劈开棺材一看，只见吕晚村的尸体上面，一块红绫上清清楚楚写着四个大字:“重见天日”。在场的人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知县官也看得心里“卜、卜”乱跳。县官为了保牢顶子。不敢违抗圣旨，命令刽子手赶快动手。据说，当时吕晚村的尸体未曾腐烂，刽子手动手时，还有血水流出。围观的老百姓私下传说。“吕晚村重见天日，冤气不散”。
    传说他有一个孙女叫吕四娘，因为年幼，逃过了这场灾难，后来以出家为尼作掩护，投师学武，练成一身好功夫……

余下的似乎该是小说家们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