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写诗的人,写散文都流畅灵动; 搞戏剧的人,写散文都耐读,充满悬念; 做学问的人,写散文都讲究章法,有思想性. 凡大人物写小文章都经得住推敲,而小人物写大文章往往云山雾罩,浮光掠影. 所谓“学之至善,神和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观近代散文名家,那些风格鲜明,出手大气的好散文,往往都与作家潜心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散文对于他们就像画国画,先有的是素描和西洋画的功底,后有的才是意境纵横、质朴飘逸的泼墨写意.如果说齐白石的国画特点在于“工”、“写”结合”,那么,散文的优秀之作则重在“工”、“易”结合上,既要追求本色,合法度,讲究功力,又要随物赋形,善于变化. 余光中的散文文采飞扬,抒情浪漫,是由于有亲身漫长的诗歌创作生涯作背景,《听听那冷雨》,声声矶珠,饱含着多少醉人的诗情; 朱自清的散文《菏塘月色》、《梅雨潭的绿》意境高雅,清丽婉约,成为传世佳品,则是得益于他对宋诗的厮磨;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集厚重的文化积淀与扣人的悬念于一身,令人在忘情山水之际,又不知不觉陶醉于中国历史文化氛围中去,其根源是来自于对戏曲理论的深入研究;  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理性强于感性,时时放射出思想的光芒,让人不禁掩卷沉思,和他对尼采的研究有很大关系;  董桥与梁实秋的散文以小见大,亦庄亦谐,幽默风趣,一方面来自于深厚的国学功底,另一方面与他们日常生活潇洒睿智,倜傥风流不无干系; 丰子恺、季羡林的散文,纯真与丰腴并存,形圆而体明,流芳溢美,恐怕与他们对佛学的潜心钻研有着难解的缘分;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犀利,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精通上古汉汉魏三国六朝文;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为什么那么好看,是由于背后藏着一部 “不好看”《管锥篇》,且不说还有《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仅此就足以奠定他在学术史的地位.  可见,写好散文是要有根基的,这与一棵树埋在什么样的土壤里,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枝干道理相同,如果说一位学者的治学之路,决定了他的散文风格,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推及,一位艺术家的成长之路,也决定了他的艺术风格.这就是根的作用,但如果根一旦脱离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则很难保证它仍然能够正直顽强的生存下去,这样的例子也有:  周作人的散文虽然写的好,但却在民族危难之际,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海德格尔在不朽的《存在与时间》的基座上,为自己放上了一束不光彩的花环,成为了纳粹的帮凶;  而今天的读书人虽然少有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的考验,但要做到不媚俗,成为一位有气节、有民族正义感的明智之士,也绝非易事.  我赞赏李卓吾在小品文《二十分识》中的见解,他认为一个人的见识应该在他的才学和胆量之上,并且说:“盖才胆由识而济”,提出“是才与胆皆因识而后充者也”的观点,唯有如此,才可能发人所未发,做人所未做,成就一番大事业.“故天下唯识为难”.  明代有一位出名的画家叫文徽明,号衡山居士,他不但画画的精,还擅长鉴别,可当苏州收藏书画的人家请他鉴定时,尽管是赝品,他也说:“这是真迹”.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文徽明说:“凡是买进书画的必定是富裕人家,而卖出书画的则是贫穷人家,说不定就得以此为生,如果因我一句话而卖不掉,必然全家挨饿,我怎忍心为了图一时名气,而让人家饿肚子呢?”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历代传为佳话,恐怕还在于文徽明的人品与见识,按理说鉴赏家鉴赏真伪是履行天职,但他并没有被自己的才学和名气所迷惑,而是想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冒着可能被后人戳脊梁骨的骂名,救人于水火之中,我们不难想像这种令人钦佩的胆量究竟是从何而生的?  散文的根基有万千,并由此可以生长出万千的姿态,变幻出万千的风格,但其生命力却与做人和见识的根基有关,而一旦有了这种好的根基,在任何土壤中都是可以生存的.   欢 迎欣赏{翱翔作品专集} http://aoxiang0.2000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