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一向自信的我对做女人产生了莫明的悲哀，仿佛女人到这个世上就是为婚姻而来的，只有拉开婚姻的帷幕之后才能够进入女人生存的价值区域：相夫教子、繁衍人类。在这出悲喜剧中女人犹如一口井，而男人是一条绳索，男人提着绳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到任意一口不同水质的井中取水，女人只有在固定不动的位置听凭男人的选择。绳子和井构成了两性世界的生存规则。

      这种想象不由得让我想起古代阳性和阴性的性符号：男人总是有力坚硬的垂直状物，比如石柱、高塔、石棍、箭等，而女人总是呈环状的包容状态，这似乎一开始就确定了男女的不平等，就连拉丁十字架的起源也是一根棍(勃起的阴茎)，顶端套有一个圈或环(阴门)，难道连神也预示这种旨意吗?在男女关系上，中国从易学到儒学同样是由阳贵阴贱天尊地卑发展到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性最重要的价值是生育后代和“中馈”。

      离异男性再婚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女性再为他们生育，大多数离异男人都有儿女。如果说是为了找个主内的贤妇，他们自可以去雇保姆。这使我对离异男性再婚产生了难以释解的困惑：“离异男人还需要婚姻吗?”也许我从三年的日记中选择些许片断能够让朋友们帮我决断。

        儿子把我送进婚姻介绍所

      儿子7岁的时候我成了单身母亲，如今儿子长成了17岁的大小伙子了。青春期的孩子对性有特殊的敏感。他当过生理卫生课代表，偶尔也能鼓起勇气询问我一些关于两性的问题。一天晚上，他很内疚地对我说：“妈，这十年来，您为了我一个人苦熬着，多难。书上说女人长期不过性生活容易衰老，你比我们班李刚的妈妈要老好几岁。”他打开《北京晚报》，指着一则征婚启事说：“这个人合适，愿意找40到45岁的女人，还可以带孩子。”我在儿子的劝说和陪同下迈进了婚姻介绍所。

      婚姻介绍所的工作人员让我叫她们老师，她们称我为学员。43岁的人了，难道真的需要重新学习谈情说爱的技巧?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看来我这个近乎坏死的细胞只能到社会中去修复、组合、分裂、变异了。

第一个男人有点怪

      一周后，婚姻介绍所的单老师打电话告诉我两个男人的呼机号码，说他们会主动和我联系见面的时间。我说同时和两个人保持关系是不是有点“那个”，我把“道德”两个字咽了回去。单老师说：“没关系，他们都姓张，甭记混了名字就行。”

      等了一周，根本没有什么姓张的和我联系，我开始怀疑婚姻介绍所的可靠性。打电话问她们能不能退钱，对方说：“别急，再给你介绍两个。”于是我又记下了两个陌生男人的名字和电话。

      和第一个男人见面前，他告诉我他穿的是黑大衣、黑皮鞋，提黑公文包，戴黑手套。我追问了一句：“帽子和围巾恐怕也是黑的吧?”他问：“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觉得是在跟黑社会老大接头?”电话那边传来他的笑声。这似乎一下子缩短了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天寒地冻的，我们在大街上边走边聊。他邀请我去喝咖啡，我说：“如果AA制就去。”他说：“那不是抽我嘴巴吗?看来你是在北风里吹着有瘾，老表现出一种让别人夸你具备优秀品质的骄傲。你们这一代女人呀，就是这么个臭毛病，拒绝享受，包括正当享受。”

      嘿，他给我开上批判会了。我说：“你和我是一代的。”他说：“我知道，你们这样的女人永远也改不了满脸旧社会的表情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心情，不会活，不招男人喜欢。”

      后来他又提议去吃饭。那是一家地处很僻静的餐厅，单间里有沙发、卡拉OK。我推开屋内的一个小门，发现是个洗手间，里面有坐便池、热水淋浴、落地镜子、双人大藤椅。我突然觉得他带我来这里是个阴谋，脑子里迅速闪现出一组电影镜头：强暴、残杀、解肢……

      我说：“单间里还设卫生间，这里设备挺齐全。”他笑而不答。那笑足可以迷倒一群小姑娘，但对我这么个半老徐娘没有任何诱惑力。他说：“这里男生服务比女生周全。”我说：“是不是有特殊服务?”他立即警觉起来，半开玩笑地问：“你不会是警察吧?”我说：“我是警察。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警察，守候在生命的大门口，往这个大门里运送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全靠自己把握着戒律。”

      他一脸的沮丧，刚才兴致勃勃的兴奋劲没了。领班的带进来一个男服务生。后来他们俩一起唱“明明白白我的心”，这时，我感到自己很多余。

      我们AA制结账，他送我到车站后就搭车走了。站在公交车站，冷风直往脖子里灌，我才发现忘了拿围巾。拖着疲惫的双腿推开刚才包间的门，我愣住了，看见他正把男服务生搂在怀里。我直着两眼，不知所措。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人做丈夫。

        物质的感觉不浪漫

      “55岁的男人可能对什么都已经无所谓了，包括婚姻。”看上去很有品位很绅士的陶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婚姻依旧是当今中国男人的归宿。”

      我随陶先生进了一家酒吧，我们便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起来。周围的人们在有色的酒里、不够明亮的灯光里、萎靡的音乐里陶醉着。人影绰绰的舞池里游动着一些穿着薄、露、透的女人和旁若无人地开放着各种动作的男人。有色的氛围让一些身躯和着节拍紧贴在一起扭动。美丽制造着懒散，看似漫不经心的肉体摩擦着狂躁的满足。有些女人不但聪明地接受着男人的各种暗示，也在“矜持”中施展着诱惑。

      陶先生说他的朋友中不少人外头还养着一个，每个月花的钱不少。他认为找个老婆更实惠些。他说特别愿意找单身几年的女人，她们因为长期的性饥渴，才显得有味。不像那些小姐，先把自己脱光了，再上来扒男人的衣服，弄得男人没有了性欲。女人脱个精光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撩人了，满大街的广告净是袒胸露背的，现在讲究返璞归真。听着陶先生侃侃而谈，我觉得有一股酸水直往上溢，可又吐不出来。

      我心里想，你们把那么多的良家妇女培养成了荡妇，一天到晚饮酒游宴、放浪形骸、纸醉金迷，竟然如此恬不知耻地谈论女人。我突然觉得以这种物质方式生活的男人都是金灿灿的碗里蠕动的蛆，是明亮的水晶盘中晾晒的腐尸，散发着臭气又毒害着灵魂。

      从酒吧里出来，我拒绝了陶先生用汽车送。我身心极度疲惫，心情很灰暗。我从兜里掏出10块钱，在街边买了一包热乎乎的糖炒栗子，紧紧抱着纸袋在西长安街上溜达，想象儿子看见栗子的高兴劲。

      对面来的人碰掉了我的栗子，他歉意地说：“对不起，您等会儿，我再去那边给您买一斤。”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无名火：“得了。甭在这儿显阔了。”我蹲在地上一个个捡栗子，风里传来那个人的声音：“神经病。”

      我是够神经的。明明知道男人们从前需要在家里得到的照顾，如今社会上一一为他们提供了，老婆恪尽职守的责任已经渐渐地由不同的服务机构代替，比如吃饭有人陪、洗澡有人搓、身体有人按摩、性问题在一些暗地里不断扩大的服务项目中得到解决，现代社会像陶先生这样的人再婚还有必要吗?即使他们认为有必要，那么什么样的女人有气量做他们的老婆呢?

        一声叹息后重新走路

      我对于婚姻的追求过程犹如生鸡蛋撞凉石头的过程。精神圣殿洁白的墙壁上斑斑驳驳的全是殷红的血滴。我为自己平添的那些怨恨、激愤而难过。时间扬起长长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我的年龄，因为年龄击毁了征婚的老女人们的自尊和残存的希望。

      石先生和我的见解有许多共识之处，这成了我们谈得很愉快的基础。第一次他给我打电话，很含蓄地问：“你除了喜欢文学以外还喜欢什么?”我思索了一下：“喜欢书法、绘画、摄影。”那边立刻传来他喜悦的声音：“那好呀，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我家指导一下我的拙作。”我一听这人就够狡猾的，他不明说约你见面。

      到他家去，改变了我一贯的“必须在公共场合见面”的原则，我有一种深入虎穴的忐忑不安。他的屋就像一个画窟，四处都是画笔、颜料、纸张，墙上挂满了画，床是惟一可以腾个位置坐人的地方。我发现他的隶书比草书功底深，推断他是一个做事比较严谨的人。他的画也是工笔比写意画得好。他同意我的评论，说为了犒劳我，请我吃烤白薯。他拿出一张光盘说：“你先看会儿盘，我去楼下买点菜。”

      屏幕上出现了夏威夷绮丽的风光，音乐也非常舒缓，男女主角在丛林外的绿荫草坪上写生，我推测这是一对画家的爱情故事片。不料五六分钟后他们就进入了实质性的内容——做爱，在自然的美丽风光中融合。我内心暗笑：“这家伙，居心叵测。”我关掉DVD，胡乱地翻阅他的书籍，发现里面有不少关于雕塑内容的。

      他买菜回来一头扎进厨房做饭，全然不提光盘的事。烤上白薯又开始做小米粥，咸菜切成很细的丝，拌上香菜和辣椒油。我在一边夸他不仅是个好画家，还是个好厨师。他不拘一格地笑。用“不拘一格”这个词实在是因为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词来形容他笑的音调和中途变调的魅力。

      “美术馆有个展览看了吗?”吃完饭我一边收拾餐具一边问他。“没有。是不是《摩尔在中国》?你对雕塑感兴趣?”我说我只知道摩尔是20世纪的雕塑大师，他的作品富有象征意义。我说：“如果你有时间我请你参观亨利·摩尔的雕塑。”

      我们都被摩尔的作品折服了。他静静地看着一件件作品感慨：“他的作品放在开阔的风景中非常有诱惑力，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有一种田园诗的效果。可惜的是人们习惯于把他的作品放在建筑前面，显然是被放错了地方。这就像把一个人放错了家庭一样，婚姻的失败就在于排列组合的错乱。”

      我们非常谈得来，我似乎觉得自己找到了与婚姻相对应的实体，有时候甚至想入非非地设计我们将来的共同生活。

      一个周日，我们在香山脚下写生，有母子俩从远处过来，男孩老远就叫“爸爸，爸爸”。他神情有些紧张。男孩走到他的面前看画板，女人过来对他说：“既然复婚了你就应该搬回家住。”她说完很不友好地斜了我一眼。

      他迟迟没有开口。我收拾好东西客气地向他们道别后就提前离开了。我在婚姻介绍所登记，却不明不白地成了第三者，我拨通了介绍所单老师的电话。

      单老师一口咬定不会出这种事，还告诉我这个人四年前离了婚就在她们那儿登了记，一般的人他根本就不见，四年间我是他见的第五个人而且交往了两个多月，可见我们很有缘分。至于他什么时候复婚的，婚介所也不知道。

    晚上他拼命呼我，拖了两个多小时我才回了电话。他说在西单文化广场等我。他一见面就迫不及待地解释：“我们的父母是老战友，是她们家里劝说着让复婚，复婚以后我不愿意搬回去住。其实我们刚复婚一个多月，只是为了孩子。她不喜欢我把钱都用在绘画上，整天逼着我用画去卖钱，还说让我给她买汽车。我又不是专门给她挣钱的工具，我们一点共同的东西都没有。”

      我很气愤地问他为什么和我交往。他说：“我是想等重新离了婚再跟你结婚。我觉得婚姻不应该是具体的，应该是写意的，这样生活中才不至于有那么激烈的摩擦。中国的雕塑总是追求写真，反而常常让欣赏者百般挑剔地抨击其失真，所以没办法和摩尔抽象的雕塑作品比较。婚姻也是这个道理。”

      心平气和地听完他的“自白书”，我不再期望忠诚，只是鼓励自己放弃。

      坐在地铁上我仍然在想：“看来离异男人还是需要婚姻的，关键在于婚姻的质量。不过好男人实在是不多了。”和他的分手我有一种白白等了一生的遗憾，启动爱情灵感的动力骤然消失。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打起精神准备重新走路。

      女人的命运是和社会历史紧紧联系的，文化积淀的思想、情感使四五十岁的女人们面对婚姻长久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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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并非没有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