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星期天,我带着妻子和4岁多的女儿回到了乡下。
我母亲因久了没见到儿子、儿媳、孙女回家,想方设法想好好招待一番,做了粉蒸肉不说,还忙着烧了锅豆腐,小菜准备了一大桌。然而,上幼儿园的女儿就是不领情,偏偏要奶奶忙着给她烧红薯,看见小女儿想吃红薯的模样,使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惧怕吃红薯的情景。
红薯,在老家又被称作红苕。在我记忆当中总是和尴尬、穷困、饥饿联系在一起的。小时候,全国一片贫穷,我家家境更加贫寒。那个年代农村还是大集体,农民靠评工分归口粮,红旗插到哪,大人们的活便干到哪,生产靠队长安排,“农业学大寨”喊得颇响,我们一家五口人靠父母在生产队一天挣值一毛五分钱的工分养活。大人难免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父母亲每天揽最苦最累的活干,晴天忙,雨天赶,每到年底总免不了要欠集体工分。每年大、小春收成后,生产队发下来的口粮最多只够维持几个月,转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父亲只好到妈妈娘家的亲戚家借点稻谷背回家维持一段时间。这个时候,为了节省粮食,又要填饱全家人的肚子,母亲总是想方设法搞些粗杂粮来充饥。我记得那时候大多数日子的早、中、晚餐几乎都是红薯、萝卜、南瓜、青菜煮稀饭或玉米粥,偶尔也有麦羹。也有享用干饭的时候,那便是遇上我们家中有人过生日或者父母亲要到60多华里的山上去挑柴的时候,这时候的干饭也总是红薯、南瓜多米饭少,尤其是和着萝卜丝煮的干饭,看上去全是白花花的米饭,吃起来却特别难受。稀饭、玉米羹每次都能照得出人影子来,看得人直叹气摇头,可是又没别的办法。饥肠辘辘毕竟是难熬的,大人、小孩不得不咬着牙一口气喝下好大几碗,肚子倒撑饱了,但总是胀得难受,满肚子不舒服。那时候的小娃儿总是长着个小脑袋,肚子却象个罐,俨然罗汉。饭后,大人、小孩总爱放屁,没半晌,肚子便又咕咕地叫起来。难怪我们这地方,一闻到有人放屁,总要搭上一句:“又是红薯胀多了。”
20年前,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有个星期天,我在家用红薯煮麦羹,煮好后忘了将铝锅盖留点缝隙,便关上门和院子里的伙伴跳绳、玩游戏去了。
没想到等父母亲放活回家吃饭时,锅里哪里还有麦羹,整个灶台象涨了洪水似的,麦羹把灶台“窜”了个遍。又冷又累又饿的母亲一脸的不高兴:“你这个娃儿,只知贪玩!”便要揍我。父亲忙护着说:“今后,煮饭认真点就是了。”那天早上,我们三姊妹只好吃剩下的红薯充饥,父母亲的肚子也只好唱着“空城计”又到队上去干活。从那以后,每当我煮好稀饭、玉米或麦羹时,都会吸取教训,记着将铝锅盖留点缝隙。
听父母亲回忆说,我小时候饭量小,有时候遇上吃红薯就宁愿挨饿。我也依稀记得童年时,父母亲总爱用小小的手帕包点白米,系成个小柁柁,丢到红薯里煮熟,让我吃上白米饭。尽管讨厌红薯,但为了生计,每遇上挖红薯的时节,只有六、七岁的我,便背着大人不用的黄鳝篓篓,到别的生产队挖过的苕地里拣红薯,大概是出于同情的缘故,认识或不认识的大人们总爱有意或无意地朝我面前扔红薯,示意我“拣”走,我那时一个劲地往黄鳝篓篓里装,每次都会满载而归,四、五斤红薯足以让我感动一辈子。
记得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每年到了冬天,缕缕炊烟从家家农院上空袅袅升起,随风飘来的总少不了红薯味。我们家也不例外,每天早上,全家人必须先吃一大碗煮熟的红薯,每次都由母亲把关,这是一家人的必备餐,红薯吃完后才能吃白米饭。我生来厌恶红薯,总借故把碗一端就往屋外跑,不是抛给狗吃,就是扔给鸡吃,有时为了速战速决,干脆全部倒进猪槽,然后在外边磨蹭一段时间,再回到屋子,照样吃上白米饭。起初每次都能顺利过关,后来大概是弟弟、妹妹看出了破绽,“检举揭发”了我,父母把关严了,“风声紧”了。给我订了规矩:“吃红薯时不准跑出屋子,这时我也只好委屈着慢吞细咽,样子装得蛮像,就是没实质性地消灭几个红薯,每当弟弟、妹妹吃完红薯要吃白米饭的时候,我便吵闹,如不让我赶紧吃米饭,上学可要迟到了。父母亲无可奈何,只好让我跟着吃米饭,还下命令说:“赶紧吃了上学,别迟到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便会转过身子,脸上悄悄露出胜利的微笑。碗里盛着香喷喷的米饭,就是青菜、萝卜顷刻扒得一粒不剩。
现在,香喷喷的大米饭早已不是稀罕物了,农村不再对鸡鸭鱼肉望梅止渴。红薯,在我们老家一带还被农民广泛种植着,为了高产,实行了起垄栽苕。不过,它在农村不再被作为主食,而主要是充当猪、牛、鸡、鸭的饲料了。过去,家家户户春节前熬红薯糖的热闹情景已不复存在了。而今,红薯粉在我们这一带城市、农村成了上等佳肴,登上大雅之堂。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城市人倒觉得红薯蛮可调剂口味。
一晃两天的双休日就要过去了,女儿对乡下还恋恋不舍。当女儿看见奶奶为她准备的几个烧红薯时,小脸蛋上露出了笑容:“奶奶,我下周还回来吃烧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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