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忘记为新中国捐躯的英魂？

——缅怀为新中国捐躯而默默无闻的爷爷

    我自打出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据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8年，我的爷爷终因长期活跃在华蓥山一带从事地下工作，食无甘味，风餐露宿，积劳成疾，身患重病而不能公开求医，带着对新中国的期待，带着对共产党的忠诚，带着对亲人不能以关爱的愧疚，离开了为之奋斗一生的崇高事业。爷爷辞世时，我爸爸不过只有十几岁。

爷爷究竟是什么摸样？什么时候出生？做什么工作？父辈们也只能够依稀记得，听他们讲述给我们的是更为零星琐碎的记忆。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奶奶，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说到我的爷爷，总是眼红红的，既有无限的思念，也有说不尽的哀怨。奶奶没有文化，但却异常勤劳，她告诉我，自和爷爷结婚，总是聚少离多，爷爷长期做什么奶奶并不知道。有一点她很清楚，当时伪乡公所经常到我们家，查问爷爷的去向，乡亲邻里和我们家也只能悄悄来往，不敢在我家公开进出，人们都说我爷爷是“共匪”，和“共匪”家属交往不会有什么好处。爷爷长期不在家，奶奶必须承担抚养我大伯、二叔、我爸、小叔四个孩子，全靠做点小生意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每逢家里快揭不开锅的时候，奶奶多想爷爷在身边啊？但就是这点想法不过是最奢侈的漫漫无边的期待。

我读初中的时候，二叔有一个晚上到我家，和我们谈到了我的爷爷。他说，你们的爷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下党人，爷爷有时候偷偷溜回家，腰间别着双枪【二叔说那是盒子炮】，神出鬼没，躲过了伪警察的跟踪，回家看看孩子们就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父辈们最不能忘怀的是，爷爷每每离开家时那眷顾的目光，透着慈祥，刻着遗憾，挂着坚毅。

爷爷是三兄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迫于生活，四处逃难，分别落脚于重庆的垫江、梁平和四川的大竹县。我们是大房，大竹是二房，垫江是幺房。在爷爷从事地下工作时，大竹的二爷家知道爷爷是地下党后，由于害怕受到牵连，一直不愿意爷爷落脚在他家。现在想来，真的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他们可是亲兄弟呀！文化大革命时，我年纪很小，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械斗，奶奶叫我到幺公家躲武斗，尽管那时幺公家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们去了，幺公还是尽其所能，热情招待我们。在拉家常时，幺公向我们讲起了我爷爷的故事。其中最让幺公不能原谅二爷的是，我爷爷由于长期活跃在避开国民党反动特务的跟踪，与华蓥山游击纵队以及川东地下党各分支机构单线联系，饥不裹腹，身患了重病，加上国民党伪警察的追捕，爷爷逃到二爷家期望收留，请当地医生给其治疗，可是二爷居然不念兄弟情谊，不但不收留，还连夜雇人用滑竿将爷爷抬着送回我家。那时没有现在的交通发达，从二爷家到我们家要翻两座大山，作为爷爷本来已病的不轻，这样的山路颠簸，更让他心力不支，半路上已经不行了。二爷竟叫抬夫将爷爷放在山上，托人带信给我家，自己径直回家去了。待我们家的人赶到时，爷爷已经不能说话，有气无力，稍时便叩然长逝了。抬回我爷爷，小镇上的左邻右舍无不为之动容，奶奶更是嚎啕大哭。当地伪乡公所得知，派人来看，急忙向县党部报告，曰“共匪”已死，心腹大患已除。更强令我奶奶，不得办理丧事。爷爷就这样，用一床草席裹身，匆匆掩埋了。从此，我们家和幺公家再也不和二公家来往了，我从小至今也不知道二公家在何处。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地下党落实政策。可我爷爷是单线联系，没有人能够证明他是地下党，连一个“烈士”的称号都没有得到。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我可以告慰爷爷的是，60年前，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共产党打垮，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已经步入第一发展中大国，人民生活富裕安康。每逢清明春节，子孙们齐聚您的墓地，这里巍巍青山埋忠骨，潇潇细雨诉情怀，您虽然没有得到政府的褒扬，但您无疑是刻在当地百姓、子子孙孙心中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