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 高 的 晏 子
周 游
一
走在原为齐国故都的临淄，空间没有跨出多远，时间却仿佛越过两千年前，颇有那种“一步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觉。正如明末清初谈迁《北游录》所记载：“临淄十里内外，累累多大冢，小者二三丈，大者连岗带阜，皆齐初君臣葬地。独田氏四王冢在两山下，巍然并峙。”我们在这里随时随地都能看到或听到一些熟悉的名字，齐故城、恒公台、闻韶处、管仲墓、晏婴墓、三士冢、四王冢、庄公墓、孝公墓、康公墓……可以说，这里埋伏着许多史实和故事。
拜谒了管仲墓，我们就驱车到晏婴墓前致敬。晏婴墓巍然屹立在齐国故城小城北墙外，与恒公台南北对应。墓高十米左右，方圆约有百米，墓前有明万历年间所立“齐相晏平仲之墓”石碑和清康熙年间所立的两座重修碑记。传说，这里的古墓“皆发掘，独晏婴墓近之屡有神怪，不可穿”（ 谈迁《北游录》）。公元一九八二年秋，淄博市人民政府刻晏子像及其传略石碑也立于墓前。
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夷维(山东高密)人。生年不详，卒于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五零零年）。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使国君正行，让百姓归心，是继管仲之后，齐国的名相，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传说，晏婴身高仅五尺多，实际只有一点二米左右，是个名副其实的矮子，可谓侏儒。然而，晏婴在后世人们心目中是智慧的化身。不过，晏婴崇高的形象主要归功于《晏子春秋》。关于《晏子春秋》的作者，旧题为晏婴撰，实为后人之伪托。其成书时间不详，至迟在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前就已经成书。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但在篇末又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祈慕焉。”让司马迁如此崇拜的人，岂能是一介凡夫俗子？
晏婴继父任为卿(执政的高级长官)时，已是齐灵公末年。当时的齐国早已不是管仲为相时的齐桓公时代，中原霸主的地位早已易位，国势日渐衰微。偏偏这齐灵公又昏庸怪僻，懦弱无能，还穷兵黩武，屡犯鲁境，弄得国弱兵疲，百姓怨声载道。尽管晏婴屡进忠言，却很少被齐灵公采纳。周灵王十七年(公元前五五五年)十月，晋国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齐国。齐灵公率兵在平阴(齐地，今山东平阴县东北)抵抗，结果兵败逃亡，第二年就死了。齐灵公死后，齐庄公继位。这齐庄公也是个昏君，他只知崇尚勇力，而不顾道义。他在国内设置了“勇士”爵位，还重用殖绰、郭最等勇士，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这样一来，就使得一些流氓无赖、地痞恶霸在朝廷内外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弄得家家关门，人人自危。身为相国的晏婴眼看着齐国风气日下，忧心忡忡，曾经多次劝谏，然而齐庄公就是充耳不闻。他见齐庄公不是一个从谏如流的人，便辗转反侧，心急如焚。
其实，齐庄公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对外用兵，建立武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对晏婴的劝导，不但不听，反而渐生嫌烦之意。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五五二年)，齐庄公不听晏婴劝阻，执意收留了晋国的下卿栾盈，还暗中将栾盈及其党徒送入曲沃(河南陕县南曲沃镇)组织叛乱，并且乘机攻打晋国。其后不久，齐庄公又置晏婴的劝谏于不顾，仍然一意孤行，兴兵伐鲁，终于激怒了晋国。晏婴无奈，只好将家中贵重物品上充国库，其余尽散周围百姓，携带妻儿老小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村，一边打鱼和耕田以维持生活，一边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变化。
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五四八年)五月，当晋国联合众诸侯意欲大举伐齐的时候，齐国朝野上下惊慌万状。恰在此时，齐庄公和大贵族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之事，被崔杼知道了。于是，崔杼决定乘机杀死齐庄公以向晋国解说。这天，齐庄公大摆酒席，招待前来进贡的莒国国君黎比公，下令群臣前来坐陪。崔杼称病未去。齐庄公不但未加责怪，反而暗自欢喜：我又可以借机会见棠姜了。席罢人散，齐庄公以探病为由去崔杼家与棠姜私会，旋即被预先埋伏在宅中的勇土射杀了。
听说齐庄公被崔杼所杀，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随从前往齐都去吊唁齐庄公。晏婴来到崔杼家门前，他身边的下人担心地问他：“您将为国君殉而葬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应该为他而死？”随从又说：“那么我们何不逃跑呢？“晏婴说：“难道国君的死是我的罪过，我要逃跑？”“那么我们还是回去吧？”晏婴说：“国君都死了，我回到哪里去呢？作为万民之主，难道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地位来高跨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只是为了获取俸禄？应当保卫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臣下就应该为他而死；君主为国家而逃亡，臣下就应该跟他逃亡。如果君主只是为自己的私欲而死，为个人的事情而逃亡，不是他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责任，为他而死，为他而逃亡呢？可是我现在又能回到哪里去呢？”说罢，晏婴径自闯进崔家，脱掉帽子，捶胸顿足，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号啕大哭了一场，然后起身离去。崔杼的左右欲杀掉晏婴，崔杼对晏婴也早已恨之人骨，但是有所顾忌，便对身边的人说：“他是百姓所景仰的人，杀了他，我就会失去民心。”
杀死齐庄公后，崔杼便和另一个大贵族庆封拥立齐庄公的异母兄弟杵臼为国君，这就是齐景公。为了巩固权势，树立威信，他把满朝文武大臣都驱赶到太公庙上，派兵内外把守，逼迫大家歃血为盟，表示效忠于他。稍有违迕，即被处死。已经杀了七个人，气氛十分恐怖。
轮到晏婴了。大家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晏婴。晏婴从容举杯，义愤填膺地对天盟誓：“我只忠于君主和国家。凡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者均不得好死！”说罢，一饮而尽。崔杼恼羞成怒，恶狠狠地用剑顶着晏婴的胸膛，要他重新发誓。晏婴毫不畏惧，厉声回答：“崔杼，你读过《诗经》吗?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不管你是用刀砍头，还是用剑穿胸，我晏婴决不屈服！”崔杼怒不可芥。这时，身边的一个心腹悄悄地对他说：“千万使不得!您杀庄公，是因为他无道，国人反应不大，您如果杀了晏婴，那可就麻烦了。”崔杼没奈他何，咬牙切齿地看着晏婴拂袖而去。
晏婴登上马车，车夫立刻快马加鞭，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以防不测。晏婴若无其事，从容不迫地对车夫说：“安稳一点，不要失态。快了不一定就有活路，慢了也不见得就会死。鹿生长在山上，可是它命却掌握在厨师那里。如今，我也像鹿一样。” 晏婴一路平安到家，最终也没遭到什么迫害。
晏婴真可谓是知命之人！
命运是什么？命是指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但却终于这样了。靠耍聪明乖巧做事的人是不能领会这些的。命运这东西，靠近它未必就得到，离开也未必就失去。既然命该如此，那就按照道义泰然处之。可以说，通达事理的人通晓死生之义。而通晓死生之义后，个人的利益存亡就不会令人迷惑了。
这也就是晏婴能够坚守道义的原因。
不过，齐景公即位之初并未重用晏婴，只是让他去治理东阿(山东阿城镇)。晏婴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齐景公陆续听到了许多关于晏婴的坏话，因此很不高兴，便把晏婴召来责问，并要罢他的官。晏婴赶忙谢罪：“臣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请再给臣一次机会，让我重新治理东阿，三年后臣保证让您听到赞誉的话。”齐景公同意了。三年后，齐景公果然听到有许多人在说晏婴的好话。齐景公大悦，决定召见晏婴，准备重重赏赐。谁知晏婴却推辞不受，齐景公好生奇怪，细问其故。晏婴便把两次治理东阿的真相说了出来。他说：“臣三年前治理东阿，尽心竭力，秉公办事，得罪了许多人。臣修桥筑路，努力为百姓多做好事，结果遭到了那些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富绅们的反对；臣判狱断案，不畏豪强，依法办事，又遭到了豪强劣绅的反对；臣表彰和荐举那些节俭、勤劳、孝敬师长和友爱兄弟的人，而惩罚那些懒惰的人，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之徒自然对我恨之入骨；臣处理外事，送往迎来，即使是朝廷派来的贵官，臣也一定循章办事，决不违礼逢迎，于是又遭到了许多贵族的反对。甚至臣左右的人向我提出不合法的要求，也会遭到臣的拒绝，这自然也会引起他们的不满。这样一来，这些反对臣的人一齐散布我的谣言，大王听后自然对臣不满意。而后三年，臣便反其道而行之，那些原来说臣坏话的人，自然开始夸奖臣了。臣以为，前三年治理东阿，大王本应奖励臣，反而要惩罚臣；后三年大王应惩罚臣，结果却要奖励臣，所以，臣实在不敢接受。”
齐景公道听途说就责骂晏婴，是因为他没有亲自到东阿去体察民情。实践出真知。晏婴以亲身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比进言，加大了说服的力度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齐景公才知道晏婴的确是个贤才，而深悔自己以前听信了谗言，错怪了晏婴。于是，齐景公将国政委以晏婴，让他辅佐自己治理齐国。
在晏婴墓地徘徊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又去看望位于齐城东南部的三士冢。三士冢是晏婴“二桃杀三士”的三勇士田开疆、公孙捷和古冶子的合葬墓。
有了晏婴为相，齐景公也就有了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业的雄心，但是时间一长，这位好高骛远的国君就熬不住了。他想通过豢养一批勇士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武功。当时，齐景公豢养了三个勇士：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公孙捷，一个叫古冶子，号称“齐国三杰”。这三个人个个勇猛异常，力能搏虎，深受齐景公的宠爱；他们恃宠自傲，为所欲为。这时齐国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曾经联合国内几家大贵族，打败了掌握实权的栾氏和高氏。田氏家族势力的提高，直接威胁着国君的统治。而田开疆正属于田氏一族，晏婴很担心“三杰”为田氏效力，危害国家，便劝齐景公除掉这三个“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的勇士。齐景公担心“搏之恐不得，制之恐不中”。晏婴决定伺机智杀这三勇士。
一天，鲁昭公访问齐国，齐景公设宴款待。鲁国由叔孙蜡执礼仪，齐国由晏婴执礼仪，君臣四人坐在堂上，“三杰”佩剑立于堂下，态度十分傲慢。晏婴心生一计，决定乘机除掉他们。当两位君主酒至半酣时，晏婴说：“园中金桃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二位国君尝尝鲜吧？”齐景公大悦，传令派人去摘。晏婴忙说：“金桃很难得，还是臣亲自去吧。”不一会儿，晏婴领着园吏，端着玉盘献上六个桃子。众人一见，只见盘子里放着的六个桃子，个个硕大新鲜，桃红似火，香气扑鼻，令人垂涎。齐景公问：“就结这几个吗？”晏婴说：“还有几个没太熟，只摘了这六个。”说完恭恭敬敬地献给鲁昭公。齐景公一人一个金桃。鲁昭公边吃边夸奖桃味甘美。齐景公说：“这桃子实在难得，叔孙大夫天下闻名，当吃一个。”叔孙诺谦让道：“我哪里赶得上晏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应该他吃。”齐景公见二人争执不下，便说：“既然二位谦让，那就每人饮酒一杯，食桃一个吧!”两位大臣谢过齐景公，把桃吃了。
这时，盘中还剩有两个桃子。晏婴说道：“请君王传令群臣，谁的功劳大，谁就吃桃，如何？”齐景公自然明白晏婴的意图，于是传令下去。
三勇士而赐二桃，故意少其一。不足则争，因使其计功而食桃，意味着功大者得食桃，功小者不得吃. 三勇士各言其功，都自认为功大无比。
果然，公孙捷率先走了过来，拍着胸膛说：“有一次我陪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蹿出一头猛虎，是我冲上去，用尽平生之力将虎打死，救了国君。如此大功，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晏婴说：“冒死救主，功比泰山，可赐酒一杯，桃一个。”公孙捷饮酒食桃，站在一旁，十分得意。
古冶子见状，厉声喝道：“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当年我送国君过黄河时，一只大鼋兴风作浪，咬住了国君的马腿，一下子把马拖到急流中去了。是我跳进汹涌的河中，舍命杀死了大鼋，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该不该吃个桃子？”齐景公说：“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斩鼋除怪，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奇功，理应吃桃。”晏婴忙把剩下的一个桃子送给了古冶子。
一旁的田开疆眼看桃子分完了，急得大喊大叫：“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舍生人死，斩其名将，俘虏徐兵五千余人，吓得徐国国君俯首称臣，就连邻近的郯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如此大功，难道就不能吃个桃子吗？”晏婴忙说：“田将军的功劳当然高出公孙捷和古冶子二位，然而桃子已经没有了，只好等树上的金桃熟了，再请您尝了。先喝酒吧。”田开疆手按剑把，气呼呼地说：“打虎、杀鼋有什么了不起。我南征北战，出生人死，反而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面前受到这样的羞辱，我还有什么面目站在朝廷之上呢？”说罢，竟挥剑自刎了。公孙捷大惊，也拔出剑来，说道：“我因小功而吃桃，田将军功大倒吃不到。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罢也自杀了；古冶子更沉不住气了，大喊道：“我们三人结为兄弟，誓同生死，亲如骨肉，如今他俩已死，我还苟活，于心何安？”说完，也拔剑自刎了。
鲁昭公目睹此景，无限惋惜，半天才站起身来说道：“我听说这三位将军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可惜为了一个桃子都死了。”齐景公长叹了一声，沉默不语。这时，晏婴不慌不忙地说：“他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智勇双全、足当将相之任的，我国就有数十人，这等武夫莽汉，那就更多了。少几个这样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各位不必介意，请继续饮酒吧!”
其实，晏婴早已为景公物色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将，这就是春秋时威震诸侯的名将田穰苴(即司马穰苴)，他后来为齐国的江山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晏婴料到二桃赏赐三勇士，他们必然不会遵照齐景公之命，“计功而食桃”，而是“无长幼之礼”，炫耀己功而抢桃。勇士相争，必以兵剑。不出晏婴所料，田开疆和公孙捷都争先恐后“援桃而起”，都自以为武功盖世，“无与人同矣”;古治子也自以为其勇猛超过田开疆和公孙捷，但是桃已被他们抢占，于是拔剑而起，要求他们交出二桃。看来纷争已起，解决问题的方式或以刀兵相见，杀个你死我活，或交桃受辱，而辱为勇士最大的忌讳，如此必然以死免辱。以辱致人于死，则辱人者为不仁不义，不仁不义又甚于受辱，那么，辱人者又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可以说，不管用哪种方式解决，三勇士都难免一死。
站在三士冢前，我们双眼汪然。一墓三坟，南北五十五米，东西一百一十米，封土高大。今墓四周已建围墙加以保护。南设圆门和映壁，刻《梁甫吟》及摹刻“二桃杀三士”的汉画像嵌于映壁。坟墓两侧置张逊三书写的“三士冢”石碑。传说，诸葛亮曾经到此一游，作《梁甫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此诗表达了诸葛亮对三勇士的同情，而对晏婴进行了讥讽和谴责。清代诗人赵执信也曾作《三士墓》诗：
石父当年脱网罗，留将三士竟如何？
孟尝坐食三千客，拼将桃园杀几多！
赵执信的观点和感情与诸葛亮是一致的。而清代诗人崔象珏的《三士墓》诗曰：
勇士虽优兼智短，名心太重视身轻。
仪延并用终为乱，诸葛何须笑晏婴！
崔象珏表现了否定三勇士的观点，与诸葛亮《梁父吟》是大有不同的。
平心而论，三士之死，虽属悲壮，但是他们居功自恃，甚至被人作为阴谋篡位的工具加以利用。四肢短小的晏婴伺机使巧，兵不血刃，不费吹灰之力，终以二桃杀死三个力可拔山的勇士，消除政治隐患，其智慧也却非寻常，但是手段也太阴险毒辣了。
二
刘向《晏子叙录》说：“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亲附。”“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从刘向的这段话里我们可知，晏婴善谏的特点早已被人称道，《晏子春秋》一书也可以写他的这一类故事而出名。和其他谏臣所不同的是，晏婴在劝谏君王时往往不是直接的强谏而是委婉的曲谏或诱谏，从中显示了他在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高度智慧。
齐景公召来晏婴请教如何兴国安邦。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光复先君(指齐桓公)的伟业，重振雄风。晏婴听后沉吟片刻，说道：“臣陪大王微服察访一下民情，回来后再议兴国大计，如何？”这齐景公本来就轻国事而重享乐，见晏婴要陪自己微服私访觉得很新鲜，便同意了。君臣二人来到京都临淄的一个闹市，走近了一家鞋店。鞋店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子，品种齐全，但是无人问津，生意清淡。齐景公有些不解，却见不少人都在买假脚。齐景公吃惊地问店主，店主神色凄然地说：“当今国君滥施酷刑，动辄对人以刖刑，很多人被砍去了脚，不买假脚如何生产和生活呢？”齐景公听罢内心很不是滋味。回宫的路上，晏婴见齐景公闷闷不乐，知道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对他刺激不小，于是说道：“先君桓公之所以建树了丰功伟业，是因为他爱恤百姓，廉洁奉公，不为满足欲望而多征赋税，不为修建宫室而乱役百姓；选贤任能，国风清正。君臣戮力同心，才取得了雄视天下的地位。如今大王亲小人，远贤良，百姓……”没等晏婴讲完，齐景公便打断了他的话：“相国不必说了，寡人已经明白了。寡人也要效法先君，光大宗祠社稷。”
晏婴和齐景公及群臣到故纪国的纪地游览，手下人无意中捡到了一个精美的金壶，送给景公。那金壶的里边还刻着“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八个大字。齐景公看了看，故作聪明地解释道：“吃鱼不吃另一面，是因为讨厌鱼的腥味；骑马不骑劣马，是嫌它不能跑远路。”众人无不随声附合，赞叹景公理解深刻。晏婴在一旁默然良久后说道：“臣觉得这八个字里面包含的是治国的道理。‘食鱼无反’是告诫国君不要过分压榨百姓；‘勿乘驽马’是告诫国君不要重用那些无德无才的人。”齐景公有些不服，于是反问：“纪国既然有这么好的名言，为什么还亡国了呢？”晏婴答道：“臣听说，君子们的主张应该高悬于门上，牢记不忘。纪国却把名言放在壶里，不能经常看见，并且对照去做，能不亡国吗？”齐景公若有所悟，频频颔首，并对随从的大臣说道：“大家要记住金壶里的格言。”
齐景公在牛山上游览的时候望着都城临淄，泪流满面地说：“美丽的国都啊，草木多么茂盛！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流逝，万物都要死亡呢？假若从古到今没有死亡，那么我将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他的两个大臣史孔和梁丘据也跟着流泪：“我们依靠君主的恩赐，饭菜可以吃饱，车马可以乘骑，看见死亡临近，心情都很悲伤，何况我们的君主呢？”听了他们的这些话，晏婴在旁独自冷笑。
齐景公看晏婴冷笑，便揩眼泪问道：“我和我的大臣触景伤情有什么值得你发笑呢？
晏婴说：“假如贤明的君王不生老病死，那么你此时只会在农田里，哪还会有时触景伤情呢？正是因为一个人离开了君位，才有机会让另一个人被立为君，也才有机会轮到您当上了国君，可笑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却为自己即将死亡而悲伤而哭泣，这是很不仁义的啊！我对不仁义的君王及讨好巴结的大臣怎能不讥笑呢？”
齐景公听了十分惭愧，举起酒杯来自己罚自己的酒，又罚史孔和梁丘据两人各一杯酒。
人们常常对自己即将失去的权、势、钱等忧伤不已。殊不知，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永远占有的，一味沉迷于这些东西之中，最终会把自己毁了。要想开些，把功名利禄看作过眼烟云，得而不喜，失而不忧，以超然的胸怀对待它们，你才会摆脱它们的束缚，真正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可超然物外，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快乐幸福的人。
齐景公之时闹饥荒，晏婴请开国家粮仓赈济百姓。齐景公不同意，但他很想盖一个高台，供游览之用。晏婴便令吏员提高打工者的单位工资，让百姓到远的地方去取土，慢慢地施工，从不去催逼。三年以后，高台筑成，百姓也渡过了难关。结局是，国君有地方玩，百姓也有饭吃。
这是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滥觞呢?
贤相首先在于有德。有德，就是能为百姓着想。在君主制的国家里，这种意向势必常与国君发生冲突，于是极谏就成为贤相的第一要务。《晏子春秋》开头就是《谏》上下两篇，当非偶然。晏婴在国君面前，从不谄谀逢迎、溜须拍马，而是直言无隐，奋力谏诤，体现了正直有良心的大臣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卓然风范。
到齐景公时，齐桓公霸业已成为历史陈迹，齐国内政几无一日安定。当时官家垄断大部分山林、土地、渔盐，贵族们“宫室日更，淫乐不违”，“肆夺于市”，“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室朽蠹，而三老冻 馁 ”，致使“齐国丈夫，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人民稍有不满或反抗，动辄得罪被刑。统治者用严刑酷法来维持旧秩序，他们自己却整日声色狗马，用醉生梦死来度过忧患。弥漫在齐国宫庭的纵酒淫乐之风销蚀着奴隶主统治者的最后锐气，晏子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给这样一位走下坡路阶级的神昏目眩的齐王充当“社稷之臣”的。
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晏婴充分表现出了治理国家的忠诚与能耐。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机智地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从各种角度不断地提出减免赋税，让百姓休养生息的谏议。
齐景公嗜好歌舞，女乐倡优遍及后宫。一次，乐不思政的齐景公问晏婴，自己有没有可能像先祖桓公那样称霸诸侯？晏婴立即回答：“桓公之时，十分注重选贤任能，以鲍叔牙、管仲为左膀右臂。可当今你呢，却是左倡右优，加之还有进谗言的居前，拍马屁的在后，又怎能向往桓公的霸业！”
这个直言不讳的回答，既批评了骄奢淫逸的齐景公，又揭露了政客围绕在君王身边进谗献媚的丑恶嘴脸。
齐景公当然不会轻易接受晏婴的劝诫。他兴师动众，役使大批民工，破土兴建亭台。
当时正值秋收季节，民工们却不能回家去收割庄稼，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正当人们内心叫苦不迭之际，一贯喜欢奢华的齐景公正在为亭台的开工举办大型饮宴了，晏婴前往陪侍，忧心忡忡。待酒过三巡之后，晏婴即席起舞。他自舞自唱道：
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
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
随之热泪横流。酒酣耳热的齐景公见此情景，也感到不安了，遂把亭台的工程停了。这是晏婴凭借自己的才艺将一场宫廷的饮宴歌舞，变成了一次有具体政治内容的讽谕舞，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由此可见，低智商的人做不了相，即使出于种种原因做了，也遭万人唾弃和轻蔑。不说别的，单是谏诤一事，就决非单凭勇气所能办。《红楼梦》里嘲笑过“文死谏”，晏婴就不是死谏的人物。他实在是个绝代奇才，能用玩笑、讽喻、反语等人们不易想到的方式去谏诤，而这些方法往往也能取得正语所不及的效果。因为一个国君，如果万事都遵从圣人规矩，那么他不闷死也会精神失常。正事不必皆用正语，而且不能皆用正语，晏婴深深明了这个道理。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婴：“你家靠近集市，可知物价的贵贱？”晏婴答道：“既然买东西方便，怎能不知道呢？”齐景公接着又问：“哪种物品贵？哪种贱？”当时，因齐景公实施残酷的刑罚，受刖刑而被砍脚的人很多，市场上假足畅销，鞋子反而卖不出去。由此，晏婴答道：“踊贵屦贱。”意思是说,假足贵，鞋子贱。踊屦贵贱的行情变化，是极非正常现象，它含蓄而又尖锐地谴责了齐景公的残忍行径。齐景公还是明悟晏婴的讽谏，下令减轻了刑罚。
齐景公好色贪杯。一次，齐景公抱着美女饮酒七天七夜还不停杯。弦章进谏：“您饮酒七天七夜了，我请求您停止。不然，请您把我杀了。”这时，晏婴入见。齐景公说：“弦章这个小子竟然这样阻止我饮酒作乐。如果我听从他的，不是臣子反过来管我了吗？如果把他杀死了，我又舍不得。”晏婴回答：“弦章幸遇明君！如果他碰到殷纣那样的昏君，早就死了。”齐景公闻言便停止饮酒。
平心而论，弦章的“死谏”一下就把一国之君推入了两难的境地：听弦章的话，显得君为臣所制；如果不听，又将正直的弦章推向死神。晏婴一句话便将齐景公从两难处拉了回来，既保全了齐景公的面子，又救了弦章的性命，促使齐景公不再沉湎于酒。在严酷的传统政治面前也惟有如此才有圆满的结局。
有一天，齐景公田猎回来，晏婴在遄台陪侍，梁丘据处处想讨齐景公的喜欢，也急忙赶来陪同。齐景公高兴地说：“看来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和啊！”晏婴说：“梁丘据与您只能说是同，怎么能说是和呢？”齐景公说：“和与同还不一样吗？”晏婴答道：“当然不一样了。和就像制好的肉羹，用醋酱盐梅烹调鱼肉，以薪炎炖煮，厨师再加好各种调料，口味佳美，君子食之，平其心火，这才叫和。君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君认为对但实际上不对的事情，臣就应该指出其不对；君认为不对但实际上对的，臣也应该坚持正确的方面。这样政治就会平稳而无偏差，人民也无争心。先王治民也用济五味，和五声之法，以平稳百姓之心，使政治成功。演奏音乐也像调味一样，有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言、八风、九歌，这九者相和，然后才能成为一首优美的乐章。君子听了，可平其心，可和其德。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您只要一说行，他就说行；您要说不行，他就说不行。这就像做饭时水里再加上水，谁能吃呢？弹琴时只是一个声音，谁能听呢？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同，这样做行吗？”
史载，梁丘据是齐景公时的一个佞臣，专会对君主阿谀奉迎，而齐景公对这样的人却很赏识，倍加宠爱，说只有他才与自己相和。晏婴的这段话专为此而发，他很深刻地辨析了“和”与“同”的差别，“同”就是不同人事的相同一致，而“和”则是不同人事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同”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也就没有了矛盾没有了发展，其实也就没有了事物差别、个性的存在。而只有“和”才是事物健康发展的完美形式，不同的食物经过调和才能成为美味，不同的声调节奏经过调和才能成为一首完美的乐章。晏婴这样做的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进行一种抽象的名词分析，其实他是借此向齐景公讲述治国为政的道理，同时也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君子应该和而不同”，并巧妙而含蓄地批评了梁丘据的一味逢迎和齐景公的不辨忠奸，起到了劝谏齐景公远离佞人而亲近谏臣的目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很能见出晏子思想的深刻和劝谏方式的高明，在他身上真正体现了先秦贵族“主文而谲谏”的君子风度。
《晏子春秋》里记载了近百条晏婴劝谏齐景公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他的思想里充满了智慧，他的语言也极有特色，或锋芒毕露，或非常含蓄；或严肃庄重，或滑稽幽默。他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场合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取得最佳的效果。
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死了，齐景公大怒，就下令把养马的人抓来肢解。这时晏子在场，左右武士正想动手，晏婴上来制止，对齐景公说：“杀人总得有个方法，请问尧舜肢解人的时候，从身体的什么部分开始？”尧舜是传说中的仁君，不会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自然也没有杀人肢解之法，齐景公知道晏婴的意思，就说：“那就不肢解罢，把他交给狱官处死算了。”晏婴又对齐景公说：“这个人的确该死，但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请让我说说他的罪状，让他知道，然后死个明白，您说好吗？”齐景公说：“好啊，那你就说吧！”晏婴就开始数说他的罪状：“你犯了三条大罪：国君让你养马你却把马养死，这是一大死罪；所死之马又是国君最喜爱的，这是二大死罪；因为你养死了马而使国君杀人，百姓听说之后一定会怨他，诸侯听说之后一定轻视我国。你养死了国君之马，使百姓生出怨恨，使邻国轻视我们，这是第三大死罪。今天把你送到监狱，你知罪吗？”齐景公喟然而叹说：“请您把他放了吧！放了吧！不要伤了我的仁爱之名。”
齐景公因为一匹马而杀人，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可是晏婴在这里没有采取赞成齐景公，甚至帮助他说话，但实际上则是正话反说，用逻辑上的归谬法把齐景公要杀人的错误归入极端，使齐景公自己省悟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在幽默中含有机智。
还有一次，齐景公的一个最喜爱的姬妾婴子死了，齐景公守丧，三天不吃饭，坐在那里不离开，左右群臣多次劝说，他就是不听。晏婴进来说：“外面来了一个术士和一个医生都说：‘听说婴子病死了，他们愿来救人。’”齐景公听了大喜，马上就起来了，说：“她的病可以治好吗？”晏婴说：“这是客人说的，他一定是良医，请他试试吧。但是他们来救人时得请君离开这里，好好地去洗浴吃饭，他们还要在这里求鬼降神。”齐景公听了很高兴，就说：“好吧，我马上离开。”趁齐景公离开去沐浴吃饭之际，晏婴下令让棺人马上把死人入殓，入殓之后，他又对齐景公说：“医生治不了她的病，我们已经把她入殓，不敢不告诉您。”齐景公听了很不高兴，知道晏婴在这件事上骗了他，就说：“您以医生看病为由让我离开，然后把死人入殓又不告诉我。我这个当国君的，已经有名无实了。”晏婴说：“您难道不知道死人不能复生吗？我听说，君王臣从叫作顺，君僻臣从叫作逆。今日君不顺而行逆，对贤人礼遇很薄，对嬖妾却悲之甚哀。人死尸朽还想让她复生，哀伤害性，已经有失为君之道了。诸侯宾客听说您这样都不愿意出使我国，本朝大臣看到您这样也羞于当官。按照您的这种行为作事，不能引导好人民；顺从您的欲望，也不能保住国家。您这样是不对的。”齐景公说：“我不明白这些，请告诉我怎么做吧。”晏婴说：“国家的士大夫，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外面等着见您，您要哭而节哀。”
齐景公因为死了爱妾而悲伤过度，失去了应该把持的理智，在这种场合，用正常的办法来劝他显然不行，因此充满智慧的晏子又采用了另一种“骗”的方法，先谎说医生可以使死人复生，哄骗齐景公离开，把死人入殓，然后去劝说他。这种方式虽然不够“诚实”，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不失为一个最佳的方法，从这件事中最能看出晏子随机应变的能力。
晏婴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忠臣，一个敢于直言相谏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思想敏锐，头脑灵活，处事机敏的人，因而他能根据不同的时间环境、不同的事件特点和君王在不同时刻的不同心境而采取不同的劝谏方式。请看《内篇·谏下·景公冬起大台之役晏子谏第五》：
晏子使于鲁，比其返也，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之者乡有焉，国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复事，公延坐，饮酒乐，晏子曰：“君若赐臣，臣请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台，执朴鞭其不务者，曰：“吾细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湿，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为？”国人皆曰：“晏子助天为虐。”晏子归，未至，而君出令趣罢役，车驰而人趨。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晏婴这样做，是故意把“贤名”让给君王，把“恶名”留给自己。孔子对他大为欣赏，说他既纠正了君王的过失，又使百姓感受到了君王的仁义。
人无完人，不管做到多高职位的人，他总有出错的时候。聪明的下属这时候就会为挽回上司的名声而不遗余力。如果犯错的是上司，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就是保全了上司对外的良好形象，对上司也好，对自己也好，甚至对整个团队的成员来说都是有极大的好处的；于私上司会非常感激你的牺牲，总会找机会投桃报李的。在管理中总充满这样的矛盾，看似付出了很多，实际你收获的更多。
而作为领导者呢？虽然你有个好下属但是也要尽量避免自己犯错误啊，要不然对外的形象虽然保住了，但是对内却留下了疤痕。一个人的思想总是有局限的，在做决定特别是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一个考虑不周就可能出事儿。所以一定要集思广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决策机制，实行民主决策，明智决策。
每个人都难免有犯错的时候，巧妙地让别人从尴尬中走出来，是高超的学问，是一种机变的本领。
这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鞠躬尽瘁的惨淡经营，比方德、才，更为人所罕有。在此看来，贤相的优良品质，跟德、才有一定联系，又不仅是德、才。武侠小说中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光明磊落，贤相却不同。他虽不能如耶稣背负众生的苦痛，但必须担当君主的罪孽。对君主的过错，只能谏诤；谏诤不成，只能出头受过。受过还必须有艺术，要显得真诚，方法还要巧妙。弄巧成拙，画虎成犬，是要吃大亏的。孔子的赞叹只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另一面严酷的事实是：如果相不愿为国君担当罪孽，只想负自己应负的责任，将事实真相公诸天下，那么，他马上得下台。因此，也可以这样说，贤相的忍辱负重也是对他自己的最好保护，当然这样自然是为了给百姓多做点事，如果是“为保护而保护”，就不是贤相了。
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也最为热闹的时代。那时，王纲解纽，诸侯并起，到处刀光剑影，人喊马嘶。无数的国家就像流云飞鸟一般，此起彼伏。检阅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即使是最为详细的描述也仿佛是电影的快镜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晏婴大义凛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时，中原的强国晋国谋划攻打齐国。为了探清齐国的形势，便派大夫范昭出使齐国。齐景公以盛宴款待范昭。席间，正值酒酣耳热，均有几分醉意之时，范昭借酒劲向齐景公说：“请您给我一杯酒喝吧！”齐景公回头告诉左右待臣道：“把酒倒在我的杯中给客人。”范昭接过侍臣递给的酒，一饮而尽。晏婴在一旁把这一切看在眼中，厉声命令侍臣道：“快扔掉这个酒杯，为主公再换一个。”依照当时的礼节，在酒席之上，君臣应是各自用个人的酒杯。范昭用景公的酒杯喝酒违反了这个礼节，是对齐国国君的不敬，范昭是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方的反应如何，但还是为晏婴识破了。
范昭回国后，向晋平公报告说：“现在还不是攻打齐国的时候，我试探了一下齐国君臣的反应，结果让晏婴识破了。”范昭认为齐国有这样的贤臣，现在去攻打齐国，绝对没有胜利的把握，晋平公因而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靠外交的交涉使敌人放弃进攻的打算，即现在“折冲樽俎”这个典故，就是来自晏婴的事迹。孔子称赞晏婴的外交表现说：“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正是晏子机谋的真实写照。
后来，晏婴出使晋国。晋国大夫叔向见晏婴寒酸的装束颇为不解，酒席宴上委婉地问道：“请问先生，节俭与吝啬有什么区别？”晏婴明白叔向的用意，也不动怒，认真地答道：“节俭是君子的品德，吝啬是小人的恶德。衡量财物的多寡，有计划的加以使用，富贵时不过分地加以囤积，贫困时不向人借贷，不放纵私欲、奢侈浪费，时刻念及百姓之疾苦，这就是节俭。如果积财自享而不想到赈济百姓，即使一掷千金，也是吝啬。”叔向听了肃然起敬，不敢再以貌取人，小视晏婴了。
孔子曾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话也许过于苛刻，但是对于一个国家外使来说，言行必须时刻慎之又慎。
在外交场合讲究礼仪，晏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个。他曾出使多国，无不据礼行事，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有一次，晏婴奉命出使楚国。楚灵王听说晏婴要来，便心血来潮地召集左右习近之人商讨侮辱晏婴的计谋。他说：“晏子是齐国能言善辩的大臣，名气很大，但却是个矮子，我要当面羞辱他一番，让他领教一下我们楚国的厉害。”君臣竭智殚谋，准备千方百计羞辱晏婴。于是，楚灵王命人连夜在城门旁开了一个五尺来高的小门，吩咐守城士兵待齐国使臣到来时把大门关上，让他由小门进城。第二天清晨，晏婴一行来到城门下，见城门紧闭；便把车停了下来，派人去叫门。一个守城士兵说：“听说齐使身材矮小，可从城边的小门入城，故而未开大门。”晏婴淡淡一笑，用手指着那个小门大声说道：“出使狗国的人才从狗门进去。如今我出使楚国，不应该从这个门进去吧？”楚国君臣想给晏婴一个下马威，不料他却以“打狗棍”还击。楚国礼宾官见势不妙，只好改请晏婴从大门入城。
楚灵王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在接见晏婴时傲慢地说道：“怎么，齐国难道没有人了么，怎么派你做使者？”晏婴答道：“齐国的临淄居民众多，人们张开袖子便成了阴天，大家抹把汗一挥，就像下雨一般，街上人们肩挨肩脚碰脚走路，怎么能说没有人呢？”楚灵王听罢又问：“既然如此，齐景王为什么要派你这样的人昵？”晏婴回答：“齐命使，各有所主。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晏婴不肖，故而出使楚国。”晏婴反戈一击，变被动为主动，又出乎楚灵王的逆料，令其措手不及，自去其辱。楚灵王很尴尬，只好以礼善待晏婴。
第二年冬天，晏婴再次出使楚国。听说晏婴这个矮子又要来，楚灵王自然而然想起了去年被晏婴数落得难堪的情景，于是决定这一次无论如何要设法捉弄他一番，以解郁气。晏婴出使楚国，楚灵王命人摆上酒宴，亲自招待晏婴。酒至半酣，忽见两名兵士押着一个被捆绑着的男子从殿下经过。楚灵王装作生气的样子斥责道：“你们这是干什么？难道没有看见我这里有贵宾吗？”然后又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他是哪儿的人，犯了什么罪？”两名兵士慌忙答道：“他是齐国人，犯了偷盗罪。”“他是齐国人？”楚灵王故意把“齐国”二字说得很响，然后用眼睛斜睨着晏婴，装出一脸困惑的神态，问道：“你们齐国人都善于偷盗吗？”这简直是无理的挑衅！楚国君臣上演的这出双簧戏嘠然止于最高潮处，以挑衅性的诘问蓦然收场，看你这位能言善辩之士如何作答。他们不信晏婴这回还能摆脱尴尬，挽回齐国的面子。然而，楚国君臣低估了晏婴的才智。面对楚国君臣寻衅滋事的行为，晏婴不动声色地答道：“大王，我听说桔子树生长在淮南，它就结出桔子；如果移栽到淮北，它就结出枳子。它们的叶子虽然相似，果实的味道却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主要是淮南淮北两地的水土不同啊!如今，齐国百姓在齐国不偷不盗，而一来到楚国都做起盗贼来，该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得善于偷盗吧？”楚灵王顿时瞠目结舌，沉默良久才讪讪地说道：“和圣人是不能开玩笑的，寡人这是在自讨没趣啊……”
如果楚王戏弄晏婴纯属意在侮辱齐国、羞耻使者的话，那么后来吴王妄称天子以难为晏婴则是其政治野心的暴露。据史记载，晏婴曾经奉命出使吴国。一天清晨，晏婴来到宫中等候谒见吴王。不一会儿，侍从传下令来：“天子召见。”晏婴一怔：吴王什么时候变成天子了？当时周天子虽已名存实亡，但诸侯各国仍称周王为天子，这是他独享的称号。晏婴马上反应了过来，这是吴王在向他炫耀国威呀。于是，他见机行事，装作没听见。侍卫又高声重复，晏婴仍不予理睬。侍卫没有办法，径直走到他跟前，一字一顿地说：“天子请见。”晏婴故意装作惊诧的样子，问道：“臣受齐国国君之命，出使吴国。谁知晏婴愚笨昏聩，竟然搞错了方向，走到天子的朝廷上来了。实在抱歉。请问何处可以找到吴王？”吴王听门人禀报后无可奈何，只得传令：“吴王请见。”晏婴这才昂首挺胸走上前去拜见吴王，并向他行了谒见诸侯时当行的礼仪。
从表面看，这事似乎是吴王和晏婴开玩笑，看他是否懂礼。其实不然，吴王妄称天子，加尊己位，这样就可以凌驾于齐国君主之上，而与周天子平起平坐。晏婴看透了吴王的野心，故作糊涂，据“礼”力争，挫败了吴王的阴谋，逼迫吴王只好以诸侯之礼会见。这样，既维护了齐国的声誉，也避免了两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可谓不辱使命。
吴王自讨没趣，但是仍不甘心失败，还想难为晏婴。接着，他又装作非常诚恳的样子，对晏婴说：“一国之君要想长久保持国威，守住疆土，该怎么办？”晏婴不加思索地答道：“先人民；后自己；先施惠，后责罚；强不欺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不以威力搞掉别国国君，不以势众兼并他国，这是保持国威的正当办法。否则，就很危险了。”
自命不凡的吴王听完晏婴的慷慨陈词，再也想不出什么难题为难晏婴了。
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晏婴善于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原则，面对大国的淫威，不卑不亢，出使不受辱，不仅在诸侯各国之间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也保持和捍卫了齐国的完整和尊严。
四
春秋末期，各诸侯君王和贵族大臣无不争豪斗富，竞相追求奢侈豪华生活，风靡一时，齐国尤甚。当时的齐景公大兴土木，筑路寝、长庲、柏寝之台，观赏台榭池苑之美，喜欢穿戴华丽的服饰。例如齐景公穿的鞋子，饰以金银、珠玑和美玉，沉重到仅能移足。冬天就穿着这样的鞋子上朝（《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上行下效。齐国的权贵们无不沉湎于高台池苑、听歌看舞、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之中。晏婴对此深感忧虑，鲜明地提出：“廉者，政之本也。” 于是，他从自己的衣食住行做起，穿缁衣，吃粗粮，居陋室，驾驽马，多次辞绝君王赐予的衣裘、车马、封邑、新宅，“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穿的是“缁布之衣，麋鹿之裘”；吃的是“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苔菜”，其家人也是“食不重肉，妾不衣锦”；居住在条件差，潮湿喧嚣的闹市附近；出行时，“栈轸之车，而驾驽马”。身为齐相，晏婴平时穿粗布衣，一件狐皮大衣穿了三十年，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罢了。
齐景公听说晏婴吃饭很节俭，便亲自到他家去看。的确，晏婴吃的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齐景公以为晏婴非常贫困，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晏婴解释：“现在老百姓生活很苦，一般士人勉强每顿能吃上大米饭，而我的一顿饭就等于他们三顿用的钱，可我的德行和才能并不高了他们一倍。由此看来，我的生活并不贫穷。”
齐景公想改善一下晏婴的居住条件，于是对晏婴说：“您的住所距市场太近，既低下狭小，又喧闹多灰尘。您身为齐相，住在这里实在不合适，请换一处地势高、宽敞、明亮的地方，建造新居吧”！晏婴不肯，说道：“我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我继承这份遗产，心情很不安，这对我来说已经太奢侈了，不敢再有别的奢望。”后来，齐景公乘晏婴出使晋国的机会，给他建造一处新居。等到晏婴返回齐国时，新居已建成了。他拜谢了齐景公，随后将它拆掉，按照原来百姓的住房重新建造好，让原来的住户重新搬回来，自己还是回到原来的住宅。
晏婴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着的破车。齐景公以为他的俸禄少，才乘坐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车子。晏婴说：“由于您的赏赐，不仅我吃得饱，穿得暖，有车子坐，还有力量帮助别人，我的生活已经很好。”晏婴走后，齐景公派人送他一辆由几匹膘满肉肥的马驾着的漂亮车子。一车送了三次，晏婴终不肯接受。齐景公很不高兴，迅速召他问其原因，并说：“如果你不接受，我也不再坐车子了。”晏婴说：“您任用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正，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现在您在上面乘坐好的马车，我也如此，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在全国盛行，那时我就无法禁止了。”最后，齐景公只好顺从了晏婴的意见。
晏婴不仅在衣、食、住、行方面严于律己，而且对待封邑问题，也显出他的高风亮节。
一次，齐景公要把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西北）赏赐给晏婴。晏婴不肯接受，并说：“由于您喜欢修建豪华的宫殿，老百姓才弄得筋疲力尽；又由于您贪图享乐，老百姓才弄得贫困不堪；还由于您动辄对外兴师打仗，老百姓将要活不下去了。因此，百姓十分怨恨朝廷和官府，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齐景公说：“您说得对，那么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的，首先为君主，然后才为自己；先为国后为家。怎么说唯有我不想富贵呢！”齐景公说：“那么用什么东西来赏赐您呢？”晏婴答道：“您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减轻刑罚，该判死刑的减为徒刑，该判徒刑的改为较轻的处罚，该判较轻处罚的免罪释放。您作到以上三点，那就是对我最好的奖赏。”齐景公照办了。不仅本国人民得到了好处，同时也改变了齐国在列国中的不好形象。
还有一次，庆氏逃亡后，齐景公把邶殿（今山东昌邑县西北郊）所辖的六十邑赐给晏婴，他也没有接受。有人不解问他：“人人都想富，为什么唯有你不想呢？”晏婴说道：“庆氏的封地满足了他的欲望，因此，逃亡了。我的封地没有得到满足，再添上邶殿，我的欲望也就满足了，到那时，不知哪一天逃亡也该轮到我的头上了。逃亡在外，连一块封地也不为自己所有，不接受邶殿的封赏，并非是讨厌富，恰好是为了富。不过，要掌握住富的限度。贪得无厌，就会招致败亡。”
暮年的晏婴，思想境界更加提高了。不仅不接受新的赏赐，而且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给他的封地退回。齐景公说：“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大夫老了辞邑的先例，您这样做是破坏齐国的制度，是舍弃我，不能同意。”晏婴说：“我听说古代的臣子，德行高尚才能接受俸禄，表示君主的英明；德行低下就退回俸禄，可使下级官吏廉洁。我老了，德行不高，又无才能，反而接受您那么多的赏赐，即掩盖您的英明，又玷污臣下的德行，那怎么能行呢！”齐景公劝晏婴说：“您为我的相，我想赏给您三处非常好的住宅，将来可以留给子孙，难道不行吗？”晏婴回答：“我辅佐您，没有治理好国家，怨积于百姓。婴之罪多矣，而君欲赏之，岂以其不肖父为不肖子厚受赏以伤国民义哉？”晏婴接着又说：“德行低下反而俸禄厚，才能低下反而家中富，那不是表彰光荣，而是表彰耻辱。那样办是绝对不行的。”最终，晏婴还是将赐给他的封地全部退还给齐景公，还是一匹劣马驾着一辆破车。
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晏婴家，恰巧赶上晏婴将要吃饭，晏婴就把饭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人谁也没有吃饱。使者将此事告诉了齐景公，齐景公以为晏婴家很贫穷，于是派人送给晏婴很多财物，作为招待宾客的费用。前两次都被晏婴退回。第三次他向齐景公拜谢道：“我家并不贫穷，由于您的赏赐，不仅我的亲族、朋友沾了您的光，而且还救济了灾民，老百姓也得到了您的好处。我认为一个大臣从国君那里得到很多赏赐，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那是以臣代君来治理百姓，忠臣是会干的；不将它用在老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岂不是如同一个装东西的筐子和箱子一样，爱人的人是不会干的；上得罪于君，下得罪于士人，充当一个看财奴的蠢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只要自己不受冻，不挨饿，我就满足了。”齐景公说：“管仲曾经接受了桓公五百个书社的封赏，您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赏赐呢？”晏婴答道：“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参见《晏子春秋·杂下十八》）
晏婴正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耻贪抑奢，禁侈尚俭，清廉自守，以自己的行动为表率，为国人垂范，以纠正风靡全国已久的奢侈之风。因此，每当齐景公有所赐予，晏婴总是再三辞绝，以君子之行自律。他认为“节受于上者，宠长于君；俭居处者，名广于外”（《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婴深知，富贵财富虽为人之所欲，但过度的追求则会走向反面，应以德行节制自律，克勤克俭。正所谓，为政清廉，国泰民安；为政污贪，不战自亡。《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载，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婴：“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婴答道：“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意思是说，清澈的流水是美好的。它混浊之时，无所不被污染；它清洁之时，无所不被洗涤，故而长流不息。人们若能象清清流水那样洁净，克勤克俭，廉洁正直，其声名便会永驻人间。
晏婴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贤相，而且对其夫人的爱情也是忠贞不渝的。一天，齐景公去晏婴家，看到他的妻老而且丑，当即表示把自己的年轻漂亮的女儿许配给晏婴为妻。晏婴立即表示：“我的夫人当年很漂亮，只是现在老了。我曾经答应过，永远不遗弃她。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晏婴婉言谢绝这门亲事。晏婴不喜新厌旧，身居高位不弃糟糠之妻的高尚品质，为后世所称颂。
又过了几年，晏婴的妻子更加衰老了。这天，有个叫田无宇的人从晏婴家门口经过，他见晏婴独自一人在房门口，便想上去搭讪几句。正在这时，从屋里走出来一位老妇，头发已经斑白，穿的是黑布做的外衣，走起路来左摇右晃。田无宇见那妇人走远以后，讥讽地问晏婴：“方才出门的老妇是谁啊！”晏婴说：“那正是我的内人。”田无宇大笑道：“您位至中卿，食田七十万，为什么不另娶一位妙龄阿娇，却与老太婆厮守在一起呢？”晏婴鄙夷地瞧了田无宇一眼，然后慢条斯里地回答道：“我曾听人说过这样的话：‘去老者谓之乱，纳少者谓之淫，且夫见色而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你也是个吃五谷长大的人，难道连这个古人遗训都忘记了吗？我晏某身为朝中大臣，过去曾受过妻子的厚恩，岂能有淫乱之行，不顾人伦而另娶，做出胡廉鲜耻的事呢！”这一席话，说得田无宇面红耳赤悻悻地走了。
晏婴身处高位，能够抵制美色的诱惑，漠视别人的讥讽，不抛弃老恶之妻，这种品行在古代实属难能可贵。晏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他的爱情和婚姻观只是他为人的一个侧面。
晏婴临终时还告诫他的夫人：“我死之后，不管世道如何变化，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家风，不要改变你以往的习俗。”对他未成年儿子的遗言大意是：“富贵了，不要奢侈腐化，不要挥霍浪费，不要骄傲放纵，不要贪财自私。”
周敬王二十年(公元前五零零年)，晏婴病逝。据说，晏婴死时，齐景公正在外地游玩，闻知噩耗，立刻疾驰回京，火速赶到晏婴家中，伏在晏婴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声泪俱下：“您老人家生前日夜批评寡人，对寡人的过失一丝一毫也不放过，而寡人仍然淫佚不收敛，以致在百姓中积怨甚深。如今上天终于降灾祸于齐国了，却为什么不加在寡人身上，却偏偏落在您老人家身上呢？齐国的江山社稷危险了!”左右群臣无不失声痛哭。
晏婴死后多年，齐景公还不时地念叨：“再没有人能像晏婴那样经常批评我的过失了。”
《晏子春秋》这部书最奇妙的是：当晏婴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显示他的贤的同时，灵公、庄公、景公这些国君倒虚化了。按理说，需要一个贤相不断谏诤的国君总不是明君，如果我们将《晏子春秋》当成实录，理论上我们应该讨厌那些国君，但事实上我们竟然并不那么讨厌，而只是沉溺于赞叹晏子的贤良、机智。而《晏子春秋》本非实录，我们更能体察编撰者的良苦用心：他让一个贤相活动于前台，用他的光亮驱散了国君身上的阴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晏子春秋》非常值得重视。我们知道，《晏子春秋》一书大抵完成于战国末年，在此之前的《春秋》，虽然也为尊者讳，但仍不乏曲笔。《孟子》则更常有面斥国君之非，有至“王顾左右而言他”者，似乎当时的国君也无多少假装的尊严。而《晏子春秋》中直书国君不好，又让人对昏君恨不起来，同时只佩服贤相。这种发明当然是极重大的，它对后世产生了非常的影响。
自从司马迁将管仲和晏婴的事迹合写成《管晏列传》之后，世人便多将管、晏二人并称。宋人苏辙认为：“管子以桓公霸，然其家淫侈，不能身蹈礼义。晏子之为人勇于义、笃于礼，管子盖有愧焉。”〔《晏子传论》〕我们认为，晏婴直言敢谏，为民请命，诚然可敬可嘉，但却很少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应该做的，不能使君行；他认为不该做的，也不能使君必止。这与管仲相齐桓公“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相差甚远。对于晏婴阴险毒辣地采用“二桃杀三士”的手段，我们应当予以谴责。然而，晏婴敢于直谏、勇义笃礼、克己奉公的精神，尤其是在外交场合中刚柔相济的风范，都为后人所景仰。毋庸置疑，晏婴在他的的政治生涯中时时处处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早已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宝贵遗产。
踅回晏婴墓前，我们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声：伟哉晏子！
寂 寞 的 管 子
作者:周 游
淄博值得游览的名胜古迹很多，但是军旅作家张庆秋先生却拉我去牛山。因为孟子曾云：“牛山之木尝美矣……”（《孟子·告子上》）我欣然从命。
牛山位于临淄齐国故城南去十里，在今临淄区齐陵镇境内，海拔一百七十四米。它南连重峦叠嶂的南部山区，北接宽广平坦的鲁北平原，兀立于山区与平原之间，与临淄城南门相峙，显得格外巍峨秀丽。山上松柏吐翠，怪石嶙峋，山下淄河、女水萦绕东西，云气蒸腾，水波浩然，因其山明水秀，风光怡人。
到了牛山，我才感觉愧对先哲管仲。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管仲葬于牛山。管仲墓在牛山北麓，墓高十四米，东西三十四米，南北大约十四米。墓前立石碑两方，一方刻“管仲像”，一方刻“齐相管夷吾之墓”，并阴刻其简历。“今人不知管子的归宿和牛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张先生说，“有朋自远方来，我都带到牛山来。因为管子也太寂寞了！”接着，声情并茂地朗诵毛维驺诗：
幸脱当年车槛灾，一匡霸业为齐开。
可怜三尺牛山土，千古长埋天下才。
一
“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这是鲍叔牙对管仲的评价，管仲自己也承认是这么一回事。
据《说苑·复恩》说，这话是管仲在吊唁鲍叔牙时承认的。（检阅《吕氏春秋》等书，我们发现鲍叔牙却“活跃”在管仲身后。先贤已被尘封，无法考证。本文前后所述矛盾，尚祈鉴谅！）鲍叔牙与管仲是患难之交。在管仲执政期间，鲍叔牙全力支持管仲，维护管仲所提出的各项政策。鲍叔牙与管仲情如手足，所以对于鲍叔牙的谢世，管仲十分痛心。“鲍叔牙死，管仲举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说苑·复恩》）与管仲一同去吊唁鲍叔牙的人问管仲：“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关系，又不是父子关系，你这么伤心，这是为什么呢?”管仲回答：“我年轻时与鲍叔牙一道在南阳做贩卖生意。在市场上，我多次被人欺辱。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胆小，他知道我是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的。鲍叔牙与我曾经三次向君主游说，希望这些君主采纳我的意见，但三次都被人拒绝，不被人所用。鲍叔牙不认为这是因为我太愚蠢，没有才干，他知道是我没有遇到贤明的君主。我曾与鲍叔牙一起分钱财、分东西，我多拿了三份。鲍叔牙不认为我是贪心，他知道我是太穷了，缺钱花。我曾三次上战场而三次都退了下来。鲍叔牙不认为我是怕死，知道我家有老母，无人赡养。后来我辅佐公子纠，公子纠没有当上国君，反而被杀，召忽为纠殉死，而我没有为之殉死。鲍叔牙不认为我是无耻之徒，他知道我是不关心小节，而耻于不能建大功、立大业。”管仲最后还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现在我失去了最了解我的人，我怎能不悲伤呢?”
关于这点，孔子也是这样看的。孔子的学生子贡认为：“管仲没有为公子纠殉死，表明管仲没有仁德，是不忠于自己的主人。”孔子却不同意子贡的意见。孔子认为：“管仲是为华夏民族建立了大功、立了大业的人，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正天下已经过去一百多年，我们还享受着他带给我们的好处，难道要管仲像那些匹夫匹妇一样，为了保持个人的节操，而到山沟里去自尽吗?”（参见《论语·宪问》）从孔子的话中可以看出，孔子也认为管仲不为公子纠殉死是对的，没有必要为保持个人的小节而放弃大的事业。
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又问孔子：“管仲是怎样的一个人?”孔子说：“管仲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子路不同意孔子的这一评价，又提出许多具体问题问孔子。他说：“管仲曾经游说于齐襄公，希望齐襄公任用他，可是齐襄公不喜欢他，这表明管仲不善于辩论；他想立公子纠为君，可是也没有成功，说明管仲没有能力；他的家人老小被齐国人残害，他却不悲伤，说明他不孝；他被囚禁在囚车中，脸上却没有一点愧色，这表明他不知耻；后来他又去为他曾用箭射过的齐桓公当宰相，这表明他不讲气节；召忽为自己的主人而死，而管仲没有为自己的主人去死，表明管仲没有仁德。”子路又问孔子：“管仲有这么多缺点，你怎么说他是了不起的伟人呢?”孔子回答：“管仲游说于齐襄公，齐襄公不采纳他的意见，不是管仲不善于辩论，而是齐襄公不了解管仲意见的价值；想立公子纠而没有成功，不是管仲无能，而是没有赶上好机会；他的家人老小被残害于齐国而他没有悲伤，不是他没有孝心，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被囚于囚车而面无愧色，这是他心甘情愿的；为他所射过的君主服务不是不讲气节，而是他权衡了利弊，觉得自己死了只能化为泥土；不死就能为天下建功立业。这样，他为什么要死呢?”接着，孔子反问子路：“你知道这些情况吗? ”（参见《说苑·善说》）
这些话未必真是孔子说的，但其精神与《论语》中孔子赞扬管仲的话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说对于管仲没有殉节的问题，不要看得太重，因为他有更大的志向，干出了更大的事业。他是一个政治家，所要建树的是事业，而不是道德形象。当然，管仲也不能超越于道德生活之外，但是他不以道德束缚自己的手脚，凡是于建功立业有碍的条条框框，他都予以破除。管仲出身卑贱，与齐桓公也不是同姓，这对他履行宰相的职权，是有妨碍的。于是他就向齐桓公提出了一些要求。据《韩非子·难一》载，齐桓公拜管仲为相之后，管仲对齐桓公说：“我受到您的宠爱，然而我的出身很卑微。”听了管仲的话之后，齐桓公便赐管仲以上卿的爵位，致使管仲的地位高于世卿高子与国子。过了一段时间，管仲又对齐桓公说：“我的地位很高贵了，然而我很穷。”齐桓公便赏之以“三归之家”，使其富有。过了一段时间，管仲又对齐桓公说：“我富有了，但是我与您不是同姓。”于是，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管仲向齐桓公要地位、要名利的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管仲置若罔闻。他之所以要这三种权利，是为了更好地行使他的职权。后来，孔子对于管仲的奢侈有些意见：“管仲的生活与国君都差不多了，这不符合礼的规定。”但是他又承认：“如果没有这三种权利，也就难以行使他的职权。”（参见《说苑》）荀子曾从赞扬齐桓公有决断、有见识、有大节的角度，评论过这件事。他说：“齐桓公能消掉他对管仲的怒气，忘掉他与管仲的仇恨，立管仲为仲父，这是天下少有的大气魄。立管仲为仲父，贵族、皇亲国戚就不敢忌妒管仲了；给管仲高于高子与国子的地位，朝臣就没有敢反对管仲的了；给管仲许多财富，有钱的人也不敢不听他的了。这样，不论是地位高的还是地位低的，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人，都会表现得很有秩序。”（参见《荀子·仲尼》）孔子与荀子对于管仲向齐桓公争取“三权”还是理解的。管仲不顾世俗的琐碎议论，是他不在乎小节，而一心一意要成就大事业、显功名于天下的真实写照。
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管仲对于小节看得比较轻淡。还有一点，管仲认为，作为一个国君，个人生活问题上有点毛病无碍大局，而那些涉及到国家大事的毛病，是不能容许的。据《小匡》记载，齐桓公曾经对管仲说：“我有三大毛病，第一，有爱打猎的嗜好。天黑了，还要到野地去打猎，一直到野外黑得什么都看不见才回来。有时对诸侯国的来使都无法向人家当面致谢，对百官也无法当面复命。”管仲听了后说：“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不要紧。”齐桓公又说：“第二，我有喝酒的嗜好，从白天喝到晚上，日夜相继，误了许多公事。”管仲听了后说：“这也不是好事，但也不是顶要紧的。”齐桓公又说：“第三，我还有一个污点，就是好女色，连表姐妹都有与我私通而嫁不出去的。”管仲听了后说：“这也不是好事，但也不是最要紧的。”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后大吃一惊，忙问管仲：“这些毛病都不是最要紧的，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吗?”管仲说：“有更为重要的，这就是作为国君来说，不能优柔寡断，不能不勤勉。优柔寡断，就不能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不勤奋就不能成就大事。”
管仲把优柔寡断与不勤勉看得很重，而对嗜酒如命、喜欢打猎不归以及好色看得较轻，其标准是什么呢?是个人人品还是称霸诸侯的事业?显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从个人的品德角度看，齐桓公的那三个毛病当然是很严重的了，但是对于称霸事业来说，并不是最大的危害。而优柔寡断，则不能决大策，会耽误大事。对于国君来说，这是一大缺陷。只要大事办好了，个人品德上的毛病，人们是能原谅的。《韩非子·难二》记载了一件事，很能说明管仲的这一观点：一次，齐桓公喝醉了酒，把帽子当成便盆，往帽子里撒尿。事情传出去后，齐桓公也觉得脸上无光，三天没有上朝。管仲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不是治理国家中的耻辱。他对齐桓公说：“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意思说你把政事处理好，就可以雪掉这一耻辱。
管仲不羞小节，并不是不讲道德，也不是不重视道德。就管仲本人而言，也不是完全不顾小节，在有的时候，或是在有些事情上，他还是非常注意道德、礼仪的。《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三》记载有这样一件事：齐桓公三十八年公元(公元前六四八年)，齐桓公派管仲到周王室调解戎族与周王室的矛盾。周天子以对待上卿的礼节来接待管仲，管仲坚决辞让。他对周天子说：“齐国的上卿是天子任命的，是齐太公之后、高子与国子二臣。我不是上卿，只是一个地位很低的管事的人，担当不起这样的礼遇。”最后，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此一事表明，管仲并不是一概不注重小节，在事情关系到与天子的关系时，关系到他的“尊王攘夷”的大政方针时，他特别注意这些礼节。管仲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要求齐桓公也这样做，所以在葵丘之盟会上，他非要让齐桓公向胙肉下拜不可。
从上述种种情况来看，管仲不把讲道德当作一种最终的目的，不是为讲道德而讲道德。在他看来，讲道德是为功利服务的。在这一观念上，管仲有不及儒家之处。固然，像鲍叔牙那样，事事、处处把道德摆在第一位，看见别人有一点缺点就记人家一辈子，是不必要的，但是道德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是人的价值之一，不能把道德完全当做一个达到功利的工具。把道德完全当做一种工具，道德就不存在了。
管仲不羞于小节，不为公子纠殉死，这件事本身包含着管仲自己的一种道德观念：国君不等于国家，忠于国家不等于非要忠于国君不可。国家的利益高于国君一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只能为国家利益而死，而不能为国君一人去死。其实，管仲的这一观点，在当初与召忽、鲍叔牙相约定齐国时，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后来所发生的事，只是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而已。此一过程在上面已有叙述，不再赘言。
按照荀子的评价，管仲是一位功臣，他为齐国干了一番事业。荀子把为臣的分为四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荀子·臣道》）什么样的臣子为“大忠”呢?他说用高尚的道德感化国君，使国君也变成有德之人，这就叫做大忠；能够与国君同心协力、率领群臣为国家奋斗，并且能够不断勉励国君、匡正国君，使国君不能不听从自己的意见，以达到君尊国安的结果的，叫做次忠；用正确的道理向国君提意见，可是由于方法不当，激怒了国君，这是下忠；那些不关心国君的荣辱，不关心国家的安危，苟且偷安、只顾自己拿俸禄拉关系的，是国贼。荀子认为：“若周公之于成王，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同上）就是说，管仲对于齐桓公是能够很好配合，同心同德地率领群臣为国家的强大而奋斗的。但是他对于桓公并不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他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对齐桓公提出的不正确的意见进行匡正，而且在齐桓公意志松懈的时候，又能不断勉励他。管仲的这些“强臣矫君”的做法，虽然使齐桓公感到不安、不快，但是又不能不听。而以臣矫君，对个人来说是有危险的，弄得不好，就会被扣上个欺君的罪名，甚至丢了脑袋，祸及家族。然而，管仲一心为国家的强盛，毫不顾虑个人的安危。可以说，管仲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在《管子》、《吕氏春秋》和《说苑》中都记载有管仲劝戒、勉励齐桓公的一些故事。有次，齐桓公要请管仲喝酒，为此他令人专门挖了一眼新井，而且自己斋戒了十天。齐桓公对于管仲的尊敬之心，也是很真诚的了。到了这一天，齐桓公派人把管仲请来，亲自为管仲执爵，并让他的夫人向管仲敬酒。管仲喝了三杯，二话没说，转身就走。齐桓公盛怒，对其他大臣说：“我为宴请他，斋戒了十天，我是非常真诚地对待这件事的。可是仲父不辞而走，这是为什么?”鲍叔牙与隰朋两个人赶忙追了出去，拦住管仲说：“主公发怒了，你还是回来吧。”于是，管仲又转回来，站在院子的屏风前面。齐桓公并不与管仲搭话。管仲进入中庭，齐桓公还是不讲话。管仲再往前走，来到堂前。这时，齐桓公才大声说：“我斋戒了十天，请你来喝酒，自认为没有得罪你，可是你不辞而走，不知是为了什么?”管仲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即沉溺于酒肉之乐的人，离灾难也就不远了；贪心于美味的人，也就不经心于德行；怠慢于朝廷的人，就不会抓紧时间干国家的大事。有害于国家的事，必然会有害于社稷。我就是依据这个道理，才敢于不辞而走的。”
管仲这番话的意思，齐桓公自然明白。管仲敢于当着群臣的面，给齐桓公难堪，敢于当面批评齐桓公，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的，是为了“强臣矫君”，匡正齐桓公的过失，勉励齐桓公勤政。所以，管仲话音未落，齐桓公就赶忙对管仲说：“我自己是不敢偷懒苟且度日的，但是仲父您年纪已经大了，我也过了壮年了，我是想设宴来慰劳您。”管仲说：“我听说壮年人不应懈怠，老年人不应苟安。顺天道办事，最后就一定能有好结果。夏桀、商纣与周幽王之所以亡天下都不是一个早晨突然丢掉天下的，您为何不奋勉呢?”说完，管仲掉头就走。齐桓公不再发怒，而是行礼送走了管仲。
上述这个故事见于《管子·中匡》，《吕氏春秋·恃君》亦有记载。其具体情节不同，但意思是相同的。《吕氏春秋》对此事作了如下的评论：“今主欲留而不许，伸志行理，贵乐弗为变，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意思是说，管仲向齐桓公申述了他的志向，宣传了他的道理，对于君主也不改变他的这一看法，管仲就是这样来对待他的君主的，这也是齐桓公赖以称霸的根据。
管仲当初不为公子纠殉死，并不是怕死，而是他认为公子纠并不等于国家。自己还没有为国家效力，所以不能死。现在他管仲是为了国家而活着的，所以要是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就不能迁就齐桓公。管仲这种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一人的道德观念，是我们民族的爱国志士的表率。管仲是倡导爱国主义的先驱。
二
孔子很少以“仁”许人，而称管仲则言：“如其仁，如其仁！”他还赞曰：“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参见《论语·宪问》），孔子之于管仲可谓心仪向往矣！
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想成为霸主成大事，必从其本事做起。”齐桓公很恭敬地拱手相问：“请问什么是本?”管仲说：“齐国百姓，是君之本。”这是《管子·霸形》上讲的故事。管仲不仅是这样说的，他还建立了以民本为题旨的思想体系，比之孟子的“民贵君轻”、《礼记》的“天下为公”、荀子的“节用爱民”，明确得多，全面得多，实际得多。他在齐国为相四十年，惠泽百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子》一书不像先秦其他著作大谈其权谋，而侧重于谈民生，其理念影响后代许多政治家，而民间也广为称颂。后来的许多政论文，包括文学作品，像《三国演义》等，都有引申。
《管子》的民本思想，以其《牧民》篇中确立的“予之为取”的政治原则为纲领，以人性唯利论为依据，以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思想及其措施为基本内容。所谓“予之为取”，就是执政者尽可能满足人民的各种愿望和要求，多给人民以实惠。概括地说，就是从民“四欲”、去民“四恶”，即“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管子·牧民》）。以此来换取民心归顺，政通人和，政权巩固，这就是“取”。他在《管子·侈靡》篇指出：“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人性既是唯利的，执政者只要善于引导，就能驱民尽力。据《管子·小匡》载，齐桓公即位之初拜鲍叔牙为相，鲍叔牙谦虚地辞谢而推荐管仲，说自己有五处不如管仲：一是对人民实行宽惠政策；二是治理国家重视根本；三是以忠信得到人民支持；四是制订礼义为天下准则；五是亲自临阵，激励人民勇于作战。管仲为相不久，齐桓公问他：“改革政治从哪里着手？”管仲说：“始于爱民。”齐桓公听从了，结果“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染时纵，关讥而不证、市书而不赋……行之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管子·霸形》)。管仲认为，治国兴邦，仅有爱民之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同利民结合起来。“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管子·刑法解》)。应兴德政，办实事，为人民做好六件事情，“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埽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赈罢露，资乏绝，此谓赈其穷”(《管子·五辅》)。《管子》中还有大量的富民论述，比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管子·治国》)在《管子·入国》篇中，他论述了对老、幼、病、独“行九惠之教”。在《管子·乘马数》篇中，他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帮助农民克服灾荒造成的困难。
《管子》还从民本关系出发，提出了处理社会关系的思想。
其一，处理好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国家治乱的根源主要在上面，因而在执政者与人民之间，执政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乱自上始”。他在《管子·权修》篇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有次，齐桓公对管仲说：“我国财政收入少，而朝臣衣服车马都太奢侈，我想下令禁止这种风气，可以吗?”管仲说：“我听说有句古话：‘君尝之，民食之；君好之，臣服之。’现在主公穿的是紫衣狐裘，吃的是桂浆，朝臣自然奢侈成风了。主公要下禁令，不如先从自己做起。”齐桓公接受了他的意见，换上朴素的衣冠上朝，一年后齐国的奢侈风气为之一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测算，农民平均每人有三十亩土地和五十石以上粮食的收入，才能做到“国有余藏，民有余食”，所以管仲提出应该以这个数“计口授田”。其中蕴含着科学统计思想。
其二，协调好士农工商“四民”的关系。《管子》认为，老百姓太穷太富都不好。太富则对爵禄不会动心，太穷则不畏刑罚，两极分化会导致国家法令不行。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四民士农工商分业定居和肯定其地位作用的政治家。他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石”指建筑物的基础，士农工商都是国家的基础。为了保持“四民”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管子》又提出对他们不能一视同仁，政策上必须有所倾斜，“富而能夺，贫而能予”(《管子·国蓄》)。对农民采取扶持政策，能工巧匠“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管子·治国》)。农民是社会的多数，农业又是经济的基础，所以“兴利者，利农事也”(《管子·治国》)。手工业则宜实行官营和私营两套体制，对不同行业采取不同的、灵活的管理办法。能工巧匠不能生产奢侈品，必须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他在《管子·轻重甲》篇对商人的界定则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非君所赖也，君之所与。”富商巨贾如果任其自流，其后果是“贫者失其财”、“农业失其五谷”，商人最终操纵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干预政治，造成“一国而二君二王”。所以在发展商业的同时，必须打击富商巨贾。盐铁、粮食、布帛等重要物资均由国家垄断经营。
管仲的爱民思想为历代统治者叫好，但是真正能继承的人很少，真正能采纳的君主更为数不多。
三
无论是孔子，还是司马迁，他们概括管仲使齐国雄霸天下的过程只用了一个“谋”字。他是这样说的：“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迁只用一个“谋”字来概括管仲的作用，并非吝啬，而是非常准确地点出了管仲的特点，这就是管仲长于谋略。
作为一位辅佐君主称霸诸侯的贤相和谋臣，管仲具有观察君主意欲态度的能力。《吕氏春秋·审应览·精谕篇》记载一则管仲观察齐恒公言行神态而知其心意的故事：
齐恒公合诸侯，卫人后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于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朝揖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
生活侍应在君主身边的人，也许善于观颜察色是必备的本领。君主的喜怒哀乐好恶，当然是夫人应当留心的问题，然而内宫的姬妃窥测君主的意欲是为了固宠和争宠。卫姬固然是为了维护宗国的利益，但是也不排除固宠避祸的目的。试想，一旦齐卫交兵，卫姬坐视宗国被伐则不忍，争之则可能失宠。管仲与卫姬不同，他是为了国家大事而观察齐恒公的言行、揣度齐恒公心理。管仲之所以这样，不是为了顺从讨好，而是为了有的放矢地劝谏，同时也有利于君臣在国家大事处理上默契与协调一致。也正因为齐恒公和管仲相知相识，这对搭档方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能从齐恒公上朝的态度、说话的语调和脸色的变化中推测君主处理政务策略的转变。因此，贤相明君常常在国家事务上不谋而合，莫逆于心。即使偶尔有不同的看法，也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君对臣言听计从，臣对君竭忠尽智。
作为一位外交家，管仲又具有十分丰富的外交经验，甚至他能从往来使节的行为中探测到他国的国情，从而决策外交事务。请看《管子·小问》记载：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子对曰：“臣与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颜色不变。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其使者，争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莒遭楚难而求救于齐，管仲欲知莒君为政为人的情况，乃试探其使臣，言谈中“三辱其君”，而使者毫无反应，并不维护其国君的尊严；又从接待者的礼仪上加以试探，减损其应有的礼数与应得的礼遇，强迫其接受，使者对这种无礼的彬彬君子。那么，这位彬彬君子为什么对于“三辱其君”的无礼行为“颜色不变”呢？这恐怕只有孟子论告齐宣王曰：“君子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上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由此看来，莒君待使者必“如犬马”，所以倒霉视莒君“如国人”。别国贤想羞辱一普通国人，自己又何必变其颜色而争呢？至于接待自己的仪礼，因自己是守礼君子，则当然应依礼而行，礼数不足与礼遇不到位则争之，强已所难则以死捍卫。外交经验丰富的管仲与此得出结论，并相应地对莒君求救事件做出决策：“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则难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齐人不救而莒亡国灭宗，为政者可不慎欤！
谋人之国常常通过攻伐战争，这是春秋以至战国时代的惯闻习见。而管仲不仅是军事家，还是经济学家，因此他谋人之国则不只局限于军事手段，有时还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服人之国、夺人之民的目的：
桓公曰：“鲁、梁之于齐也，千谷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 絏繑而踵相连，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宣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管子·轻重戊》）
齐桓公欲鄙鲁、梁，使两国屈服于齐，管仲献“服绨之策”。鲁、梁之民善织绨布，管仲因使桓公率民穿绨布制做的衣服，并下令禁止齐人织绨，制做绨服之布料都要从鱼、梁二国进口，鼓励商贾贩运绨布到天国，以此刺激两国放弃农业生产，大量生产绨布供应齐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从中取利，几乎到了举国皆为绨的地步。据《管子·轻重篇》载：鲁、梁两国城乡之民，制蚕丝，纺棉纱，加工原材料，忙得不亦乐乎。再年南来北往的道路之上，背负织丝者比肩接踵，运载原料者车毂相击、驮队络绎，尘土飞扬，“十步不相见”，一派繁盛的景况。然而，鲁、梁两国在这繁盛景况的背后，却隐伏着深刻的危机。尽管两国生产绨布从齐捞利不少，但这种举国为绨的情形无疑已使两国变成了齐国的原材料产地。单一的经济品种，完全依赖出口的寄生经济，尤其是舍本逐末放弃粮食生产的错误决策，在农业为本的领主制社会里，又怎样不能潜藏着巨大的灾难呢？果然，精于经济谋略的管仲因使齐桓公带头衣帛，“率民去绨”，并下令闭关，对两国实行经济封锁与经济制裁，断绝了鲁、梁两国的惟一经济来源，致使两国之民“饿馁相及”，寄生经济因失去依托的根本而枯萎崩溃；鲁、梁两国的谷物售价上涨了数十百倍，而齐国国内的售价仅十钱。两国之民为了活命，纷纷逃离本国，归齐之民竟达到了其原有居民的十分之六！迫于经济崩溃和严重恶化的形势，“鲁、梁之君请服”。管仲以经济手段谋人之国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具有独创和开辟性。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评论管仲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充分显示了管仲的外交才能。太史公举例说：“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青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菩修召公之政。于柯之公，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下面我们分别来看太史公所举例中的两则材料，其一曰：
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蔡因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规之。“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韩非子·外储说在上》）
齐桓公与夫人游玩戏笑，乐极生悲，翻脸不认人，因一时恼怒而弃逐夫人，其本意实欲惩罚一下这位被娇惯坏了的蔡夫人，让她知道一些规矩，并无意于出妻休妇、与这位容貌姣好的宠夫人绝情。谁知道蔡人不解桓公虽恼却恋的复杂感情，冒然参与到夫妻斗气的行列之中，插手于恒公的“家务事”，并改嫁了蔡夫人，因而招致了一场灾祸。有关这次事件的记载《左传》作者叙述得更加简练传神：“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之。蔡人嫁之。”（《左传·僖公三年》）齐桓公闻之大怒，欲兴兵伐蔡，以雪蔡 人嫁已妻之耻。管仲进谏，自认为受到了侮辱的齐桓公不听，坚决要伐蔡雪耻。果真如此，则桓公仅因“寝席之戏”、翻脸反目 而伐人之国，必为天下诸侯耻笑，还有可能因天下诸侯不服而失去霸主的威望与地位。以家务小事而影响示范动作业大局，很不值得。但人是有感情的，被恼怒羞耻之情牢牢控制的齐桓公，一时半会儿是转不过这个弯来的。因此，管仲采用权变灵活的处理办法，献伐楚灭蔡之策。这样既满足了桓公雪耻复仇的私愿，又履行了为天子讨伐不贡苞茅之荆楚的公职，同时还可扬齐国示范动作主之威，有诛讨不义之名。对此，左丘明叙述道：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之，以来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
管仲理直气壮，慷慨陈辞，义正而讨，不容楚人不服：“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楚人无言为对，认罪服义。管仲之策，一举数得，可谓善于谋事、巧于权变。
齐桓公因戏玩遂致伐蔡，本是败坏霸主功业之举，管仲因而伐楚讨苞茅不贡之罪，扬威、行义、成名、尊王地诸侯，反而进一步巩固了霸业。
如果说管仲处理蔡夫人事件是“转败而为功”的话，那么处置曹沫劫桓公之事则为典型的“因祸而为福”。《史记·刺客列传》详细地记载了曹沫劫桓公的经过：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恒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今如故。恒公怒，欲背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齐三战三捷，而齐恒公却被曹沫劫持要挟于盟坛之上，不得已而“许尽归鲁之侵地”，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齐国的耻辱与祸事。因而，齐恒公怒面欲背约，也是合情合理之事。本来，劫盟劫约就是不义强暴之举，背弃胁迫之盟约又有何不可？但政治家管仲看问题的眼界显然更加高远。他从齐国成就霸业的大局着眼，认为背约贪利是“弃信于诸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下许诺的盟约，都应该践履以取信，宁背人为不义，而自己则和守义自持。只有如此，才能成就大业宏勋，才能威信行于天下。否则，将失去天下诸侯的拥戴与支持，自然也就难成霸业。
齐桓公听从了管仲具有政治远见的建议，全部归还鲁国亡失的土地，赢得了诸侯的拥护与信任。“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恒公]七年，诸侯会恒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劝桓公忍小而谋大，着眼于成主霸业的谋略获得了成功。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谋臣兼外交家，他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策士谋臣，但他的行为实践已具的了某些策谋之士的特征。
四
世界上没有比真正地了解一个人的本性更困难的事情了。人的善恶程度不同，本性与外表也是不统一的。有的人外貌温良却行为奸诈，有的人情态恭廉却心怀欺骗，有的人看上去很勇敢而实际上却很怯懦，有的人似乎已竭尽全力但实际上却另有图谋。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可见认识人的“本性”是多么不易。然而管仲不仅做到了知人本性，识人本质，还做到了用人之长、容人之短、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管仲的智慧的又一重要表现是知人善任。他对每个人的才能、品德，对每个人的特点都了解得很清楚。还在齐襄公在世时，他与召忽、鲍叔牙三人商量鲍叔牙是否应当辅佐公子小白时，他就指出，“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所谓“无小智”，即没有小聪明；所谓“惕而有大虑”，是说他性急但有远虑。管仲的这一看法是准确的。齐桓公即位后，在争夺霸主的过程中，确实是十分急躁，只是在用兵连连失利、后来差一点被曹刿和鲁庄公把他杀了的情况下，才开始接受管仲的意见，把精力转移到修内政、富国安民方面来．因为管仲知道齐桓公的性格，所以在齐桓公急于对外用兵的时候，他只是泼一点冷水，并没有硬性阻拦。为此，鲍叔牙非常着急，便问管仲：“到底怎么办?”管仲对鲍叔牙说：“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国君是个急脾气，他的主意往往会改变，我们要等一等，等他自己觉悟过来。”
管仲曾在《管仲·立政》中详细论述了关于用人方面的三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君主在任用官吏是必须特别注意：一是被任用者的德行与其爵位是否相称；二是被任用者的功劳与其赏禄是否相称；三是被任用者的才能与其官职是否相称。也就是说，君主必须根据臣下的德行、功劳和才能这三方面的实际表现来授予相应的爵位、赏禄和官职。管仲把这三项原则称为“三本”，认为能否把握这三项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得好的关键。这三项原则做得不好，则贤臣不能任用，法令不能贯彻，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之中；这三项做好了，就可以达到政务清净、刑罚减省、无为而治的境地了。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管仲这三项用人原则实际上就是根据实绩来任用干部的人才管理思想。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说：“只有经得起绩效考验的人，才是可以提升的。这应该是一条用人的铁则。”（《有效管理者》）日本管理学家占部都盖也曾指出：“如果把实际工作的贡献大小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并且当成一项制度固定下来，那么职工们相互嫉妒的心理便会消失，代之以光明磊落地进行合理竞争的精神状态。”（《怎样当企业领导》）管仲的“三本”思想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用人原则，其现代意义于此可见。
扯远了，我们还是回眸管仲的用人之道吧。在管仲担任宰相之后不久，齐桓公找管仲议论任用官员的事。管仲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安排了恰当的职位。他说：“隰朋对于朝廷中各种交往的礼仪非常熟悉，说话在分寸、语气上非常适度，所以应当让隰朋担任大行这个官职，掌管齐国与天子、诸侯之间的交往礼仪活动。宁戚对于开发荒地、增产粮食与人口、使土地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很有办法，应当让宁戚任大司田的官职，掌管农业生产的各种事宜。王子城父善于带兵打仗，在战场上他指挥的战车不乱，土兵不会后退，他能使三军视死如归，应当让王子城父任大司马的官职，来掌管军队与军事。宾须无判案很公正，不会乱杀无辜，不会诬陷好人，应当让他任大司理的职务，掌管案件的审理、刑狱的事务。东郭牙敢于犯颜进谏，不怕死，不贪图富贵，忠诚于君主，应当让他任大谏的职务。管仲在选派驻外国的使节时，总是根据所派往国家的特点，来挑选派出的使节。他对齐桓公说，公子举见多识广，懂得礼，非常好学谦虚，就派他到鲁国去吧。因为鲁国人好礼、文化发达，派举去鲁国，一定能与鲁国搞好关系。曹孙宿谦虚恭敬而善于辞令，有小聪明，合乎荆楚的风格，就派曹孙宿去楚国。”管仲对这些人的任用，既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又能适合事情本身的要求，可谓知人善任。
宋代苏洵在《管仲论》中批评管仲只批评人，而未推荐贤人自代。但《吕氏春秋》有记载管仲“病榻论相”的记载。虽仅寥寥数百余字的篇幅，却使“天下第一相”的风采跃然纸上，成了画龙点睛之笔，读来意蕴邃远，思之博大精深。历代文人墨客把它视作振聋发聩的宏篇巨著，后世志士仁人将此奉若为官执政的智慧锦囊。请读《吕氏春秋》（卷一）——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史记·齐公世家》）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于国也，有不闻也；其于物也，有不知也；其于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
齐桓公问病入膏肓的管仲：你死之后谁可继任相国？对于如此敏感的人事问题，管仲以“知臣莫如君”这样模棱两可的话作答，看似尊重齐桓公的意见，实则试探齐桓公的想法，应对可谓巧妙。纵观管仲为相史，在人事安排问题上，齐桓公基本上是按照管仲的意志落实的。虽说是“知臣莫如君”，实际上管仲比齐桓公清醒得多。但在君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能在不损君王权威的前提下，落实自己的人事方案，特别是既能阻止君主推荐的佞臣得权又能使君主心服，这一常人无法解决的难题，管仲却能处理得得心应手。由此可见，管仲对齐桓公、易牙、竖刁、开方、鲍叔牙、隰朋等人的本性洞悉分明，对每个人的优缺点、长处和短处了如指掌。齐桓公虽有“天下之大节”却喜欢对自己曲意奉承的奸佞小人；易牙、竖刁、开方的行为不符合人情，似乎已竭尽全力效忠君上实际上却另有图谋；鲍叔牙高尚无私却嫉恶如仇；隰朋严于己而宽于人等等。
识人是用人的前提，只有做到“知人”，在使用时才能扬长避短，做到“善任”。管仲的过人之处是知人至深，因而他在近四十年的为相生涯中没有留下用人失误的遗憾（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也有错用马谡痛失街亭的败笔），却在生前死后都留下了他“知人”“善任”的佐证：管仲推荐隰朋为大行官、宁戚为大司田、王子城父为大司马、宾胥无为大司理、东郭牙为大谏官，他从五人的所长出发，量才善用，各司其职，从而为霸业的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派遣开方出使卫国、季友出使鲁国、蒙孙出使楚国，五年以后，各诸侯国都亲附于齐；齐桓公没有采纳管仲不用易牙、竖刁、开方三人的忠告，落了个尸体在床达六十七天无人收敛，以至尸虫爬到了门外的可悲下场；隰朋死后，齐桓公又立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坚持不与易牙等三人为伍，齐桓公重新召回易牙等三人并委以重任时，鲍叔牙忧愤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管仲把是否符合人性和人情作为“知人”的试金石，并非仅是管仲识人的一种方法，而是他施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中指出：“趋利避害”是“贵贱所同有”的人的自然本性，只能顺从，不能违背。难怪时至今日，很多世界著名大企业仍把“是否符合人性和人情”作为取人的首选标准。
检阅历史文献，我们发现管仲具有藏污纳垢的能力。良相能做到无私为公、忠君为民、勤政有谋，但不具备藏污纳垢的能力，鲍叔牙便是良相的典型。但是，管仲与易牙、竖刁、开方这样的险恶小人同朝为官近四十年而相安无事，而鲍叔牙为相却不能与之相容。藏污纳垢的能力实质上是一种宏观上驾驭全局的能力，是建立在知人至深和对时势了然于胸的基础之上的。在处理、协调人事与时局关系时，是不允许出错的。犹如现代化大企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毒害物质的控制系统，不允许有半点泄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管仲囊括了易牙、竖刁、开方的全部智慧，穷尽了他们的浑身解数，才能做到“你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你往哪里飞”，才能把他们把玩于股掌之中，及时把祸患摆平在初露端倪阶段。同时，管仲还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叫能品尝出淄水和济水的易牙当御厨，叫极善阿谀奉承、服侍人无微不至的竖刁干内务府总管，叫卫国公子开方为卫国使臣，而且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还有较出色的表现。
在易牙、竖刁、开方的眼中，管仲是他们面前不可征服的巍峨高山。即使征服了君主，也无法撼动相国！结果齐国随着管仲之死失去了防范祸水的“堤堰”，才发生了“三奸专权”、“五公子各树党争立”的祸乱局面。
后世历代为相者，具有藏污纳垢的能力且能确保“污垢”只能有利于社稷而丝毫无损社稷者寥寥无几。诸葛亮驾驭有“脑后反骨”的魏延当先锋屡立战功，临终留计平息魏延反叛的控制能力，着实为他的为相政绩增色不少。因而后人把“额头能跑马，腹内能掌船”作为了良弼贤相的基本素质。时至今日，要求领导者要豁达大度，要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要为事业所需而容人等，仍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要求。鉴于此，仅凭管仲高超的“藏污纳垢”能力，荣膺“天下第一相”的称号当之无愧！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站在管仲墓前，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至圣”孔子和“亚圣”孟子。孔子身后有孔庙、孔府和孔林，孟子身后有孟庙、孟府和孟林，几乎每天都有许多人去拜谒。而管子只有一抔“三尺牛山土”，很少有人“到此一游”。在齐鲁大地上，还没有谁建立过比管子更恢宏的事业。现代人把齐鲁并称，甚至于简称鲁，显然是忽视或轻视齐文化。其实，齐鲁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两个国家，由于建国者不同，加之其它种种原因，齐文化和鲁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鲁文化侧重于讲道德、讲礼仪、讲政治、讲主义，一句话，就是以“重义轻利”为特征。与鲁文化相比较，齐文化则更侧重于经济，侧重于商业，侧重于实惠。也许由于历代统治者无不“讲政治”，孔孟学说被推崇得登峰造极，而齐文化直到改革开放的年代方才得到发掘和发扬。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觉管子非常寂寞……
【后记】
二零零四年国庆节那天傍晚，张庆秋先生非常兴奋地打电话来说：“淄博市人民政府根据淄博人民的愿望，以及海内外知名人士的提议，以管仲墓为依托、以《管子》思想为基础、以管仲的生平为脉络设计建设了管仲纪念馆暨中国宰相馆。去年五月五日开工，今年九月十六日开馆。据我了解，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二十万平方米，总投资近三千万元，主要由中国宰相馆、管仲及《管子》思想陈列厅、管仲祠等组成。整个建筑气势宏大，被誉为北方的布达拉宫。高达七点五米的管仲雕像矗立在纪念馆前，与整个纪念馆浑然天成。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想，管仲今后不会再寂寞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兴奋，真诚地希望管子今后不再寂寞！
李白的月亮
作者:周 游
夜来了，月亮还没露面。我怅然若失，临窗伏案拜读李白，追寻明媚的月光……
诗仙李白(生于公元七零一年，卒于公元七六二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响亮的名字之一，他超过了许多富有江山的帝王，超过了许多功绩彪炳的将相，达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达到了名扬四海的地步。诗圣杜甫曾经有诗赞孔明云：“诸葛大名垂宇宙。”(《咏怀古迹五首》)藉此，我克隆一句——李白如月垂宇宙。
检阅李白的诗歌，我发觉他对月亮似乎情有独钟，不仅生和月亮有缘，死也和月亮有关。生时，其母梦见长庚星(又称太白金星)入怀而生下李白；死时，又传说他去捉月亮。李白的诗歌，可谓包罗万象，内容很广，然而就连他写妻子儿女以及他所陶醉的名山大川的诗，也不过几十首，这些诗和李白写月亮简直不可比拟。他以无限的深情，向往着月亮、讴歌着月亮，特别是在晚年，这种爱更进一步地深化。一生之中怀才不遇，“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路难行》)。遭白眼、受委屈，人世间竟是如此不愉快，那么什么地方最纯洁高尚呢？月亮，只有月亮了，似乎只有月亮，才能使他得到解脱，以后人们传说他去捉月亮决非偶然，不正是他追求理想去了吗？
李白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七零一年），主要活动于玄肃两朝。玄宗前期，即开元年间，由于开国百年统治者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因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史称“开元盛世”。但是“开元盛世”的背景后面仍然滋生着种种矛盾，所以到了玄宗后期，即天宝年间，社会的腐朽与日俱增，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唐王朝的黄金时代转瞬即去。李白正处于这样一个盛衰更替的历史时期。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风流倜傥，豪放不羁，爱好剑术，崇尚游侠，二十五岁前便饱览了家乡蜀中的名山大川，二十六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时，写了一首有名的《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这首小诗虽然只有二十八字，却为峨眉山月留下一幅极为珍贵的艺术写照：挂在峨眉山上的半轮明月，倒影在平羌江中。夜深人静之际，李白启程远行，送行的即已归去，孤寂之感油然而生，眷恋之情不能自己。他在这首小诗中连用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五个地名，但是不露痕迹，不厌其重，反而显得天然浑成，随分自佳，含情缥缈，因而“古今目为绝唱”（王世懋《共圃撷余》）
李白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常以管子、晏子、孔明、谢安等古代政治家自况，因而始终不愿通过科举入仕，但是一生都在渴望“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巚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白出蜀漫游了十六年。在这期间，他为创造条件，实现宏大抱负，辗转各地，用各种方式同各种人交往，他曾为经济所困厄，曾遭到一些地方官吏迫害，曾受到腐儒的讪笑，有时他也感到苦闷和彷徨，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挫伤他的政治热情。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 ，唐玄宗为炫耀他的“开元盛世”，诏令荐举文辞秀逸之士。其时，李白正和道士吴筠隐居于浙江的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吴筠首先受到玄宗的征召，由于他的直接推荐，更由于贺知章的间接支持，加之李白早已名动京师，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召李白入京。但是，当时的唐玄宗已由励精图治的英明君主，变成了骄奢淫逸的享乐天子。唐玄宗赏识李白的绝世才华，召其进京，只是想利用李白的诗章，歌颂升平，增加宫廷生活的乐趣。当他受唐玄宗之诏前往长安前，曾洋洋自得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到了长安，著名诗人贺知章一见李白就说：“此天上谪仙人也。”（《旧唐书·李白传》）踌躇满志的李白，误以为前程灿烂的政治生涯拉开了帷幕，从此可以大展身手，实现他的抱负。然而，现实与他的理想相差甚远，他只是供奉翰林，隔三差五为唐玄宗献上华美词章。君主高兴时，亲自为他调羹，以示宠爱。宠爱不是敬重，李白不过是唐玄宗的高级玩物。看出自己在君主眼中真正的地位后，李白很是痛苦了一阵子。然而，他没把这痛苦放在脸上，而是化入了酒中。虽“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可除了酒，别无其他消愁的法子。他和贺知章、李適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常在一起，把酒喝得烂醉，人称“酒八仙人”。酒喝得多了，原本很狂的李白，现出了更放荡的狂态。他是自视甚高之人，从来就看不起那些权贵，此时胸中有气，索性将权贵当成了他玩弄的对象。他借着醉意，斜卧在殿堂上，吆喝着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为报复，挑拨杨贵妃，说李白奉诏而作的《清平调》中“借向汉家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句将她与赵飞燕相比。由是，杨贵妃使出了她的手段，阻止唐玄宗给李白实职。李白的狂态，不止是得罪了高力士一人，而是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权贵大都一致讨厌李白，联手把他逼在清客的位置上不得动弹。
李白在京师长安仅被闲置于翰林院，非常不满现状，曾写《古朗月行》，隐而喻之。诗云：
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双疑瑶台境，飞在青云端。
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
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
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
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
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
小时不识月亮，把它叫作白玉盘，又怀疑是神仙所居的瑶台里的镜子飞到天上。传说月亮升起的时候，首先看到月中仙人的两只脚，当看到月中桂树时，才发现月亮有多圆呵！月宫的白兔捣药是给谁吃的?接下来便染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了。以蟾蜍蚀影，阴精沦惑为喻，对玄宗的荒淫享乐与杨国忠等谗谄蔽明，表示了忧怨和沉痛。
由于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抱着“不屈已，不干人”的态度去“平交诸侯”，所以屡遭奸佞谗毁，“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为此，李白闷闷不乐，时常对月自诉，借酒销愁：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其一)
这是诗仙在月下的独白。明知孤独，却不甘寂寞；明知潦倒，却依然旷达。于是，他请出无情的明月和无形的影子作证。既歌且舞，醒而后醉，聚又复散，写活了明月，写活了影子，也写出了自己。
李白成名在诗，然他的壮志不在文坛，而在政坛。他作诗，竭尽心力作诗，将诗作得登峰造极，却不想以诗人身份终老此生。他有浓重得化不开的政治情结，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一生不能释怀。如同当时所有诗人一样，仅把诗作为敲门砖，以敲朝廷的政治大门。李白见做不上官，实现不了抱负，再也不愿呆在朝廷受那窝囊气，由是弃了许多文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翰林待诏之位。
天宝三年(公元七四三年)，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离开长安，漫游四方。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丰富的经历，宽阔的眼界，使他酿出了更神奇、更瑰丽、更豪迈的诗篇。看似闲云野鹤的李白，作诗虽取得了四海仰望的成就，然这仅是他在借抒胸臆。他决然没有出世的念头，也没放弃与生俱来的抱负，一直在寻找机会。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在西奔巴蜀的途中，任命他的第十六子永王李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使。此时唐肃宗已在灵武即位，要求李璘率所部向他靠拢，共同抗叛。然李璘却为自己设计了一张蓝图：克广陵(今江苏扬州)，取金陵(今江苏南京)，割据半壁江山。李白不知李璘的真实意图，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毛遂自荐，成了李璘的幕僚。他想抓住这个风云动荡的机会，靠着李璘而建功立业。然而，他这一宝押错了，李璘并非具有领袖素质的皇子，不出两个月，就遭到兵败被杀的下场。李璘败后，其性质被定为唐廷的叛逆，作为幕僚的李白，被唐肃宗判了死刑。幸得郭子仪的解救，李白才改流夜郎(今贵州桐梓县) ，中途遇赦，归至江夏(今湖北武昌)，恰逢峨眉山下来的蜀僧去长安，李白追忆峨眉山月，感慨万分，写下了《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
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
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
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
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
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
我似浮云殢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
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
可以说，李白对峨眉月始终未能忘怀，就是万里远游之后，也一直既看且忆，更感觉她相伴而行。而今在黄鹤楼前看见来自故乡的僧人，他带来了峨眉月，这明月定将伴送他到长安去。这明月不仅照到江夏，照到长安以及周围的秦川，而且回到蜀中仍有峨眉月相伴。其实，万里共明月，本无所谓这里明月那里明月之分。但是，这一方面可见李白对故乡月亮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对比自己身似浮云，滞留吴越，羡慕蜀僧归时还可见到峨眉月。
尽管李白遇赦，但是已被永远拒绝于政治之外。人在旅途，李白难免望月思乡: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静夜思》)
从床前到天上，从月光到秋霜，距离不可谓不远，想象的桥梁就在这一瞬间架起来了；从举头到低头，从望月到思乡，就在一俯仰之间完成了。神思飞越千里之外，天涯足迹，人世的沧桑，一一浮出脑海。有一个声音在心头一遍遍呼唤：故乡，故乡。
代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已愈花甲的李白流寓当涂，尽管身体和精神状况均已不如从前了，但仍放情纵饮， 旷达豪侠之气溢于言表：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
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九日龙山饮》)
李白的一生，是浪漫的一生，富于诗意的一生；是流离失意的一生，却又是曲折离奇的一生。李白一生与月亮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月亮，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心境之下，月亮的名称也不尽相同。他把月亮自如地安排在诗中，并给月亮起了几十种好听的恰如其分的名字，这是李白写月亮的特点之二，比如从形象色彩上写的：有明月、朗月、皎月、素月、皓月、白月、弯月、半月、薄月、清月等。如和自然景物结合起来写的：有山月、海月、云月、风月、花月、沙月、青天月、湖月、星月、水月、松月、天月、冰月、石上月、云外月等。如为了对历史的追忆，表明时间的：有汉月、晓月、寒月、古时月等。李白一生漫游过许多地方，虽然各种景物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最令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月亮。在他看来，每个地方风景、人情不同，月亮也随之不同，所以出现了：天门月、金陵月、秦地月、竹溪月、西楼月、三江月、芦洲月、五溪月、海上月、洲前月、江月、瑶台月、秦楼月、峨眉月、沦岛月、淮月、楚关月、秋浦月、西江月、边城月、碧山月、后湖月等等。此外，还有像孤月、新月、浮月、好月、高月、归月、禅月、席月、万里月……。光是“明月”在李白的诗中，就使用过四十五次之多，在从古至今的诗人中，有谁作品中曾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月亮，有谁能挖空心思赠与月亮如此绚丽多彩的芳名，不说后无来者，但肯定前无古人。总而言之，李白对月亮始终有着诚挚的向往和追求。因为月亮是纯洁高雅的象征，合于诗仙光明磊落的心地，于是，李白望月、思月、呼月、邀月、问月、醉月、赏月、弄月、梦月，甚至“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但是现实生活总是不尽人意，只能“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陪族叔哗及贾至游洞庭》)。我们由此可见李白对明月之喜爱，也因此悟出诗仙之子“明月奴”之命名缘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白居易《琵琶行》）于是，李白乘上一叶轻舟，把酒问月，浪游采石江中，“纵一苇之所知，凌万顷之茫然”（苏轼《前赤壁赋》）……
夜，已深了；
人，已醉了；
歌，已终了；
泪，已尽了；
李白的生命也到最后一刻了。
此时，皓月当空，映在水波不兴的江中，好象一轮白玉盘；清风徐来,“永影弄月色”(《金陵江上遇蓬隐者》)，又散作万点银光。多么美丽！多少光明！多么诱人！“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李白醉倚在船舷上伸出了双手，向着一片银色的光辉扑去……于是，他化成了皎皎的明月，永远照耀着在中华大地上。
笔记此至，我仰望夜空。月轮已到中天，遍洒着清辉。“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问月》)我感觉着造化的玄妙，心灵追随着那静静燃烧的光明的火球栖止半空，没有思想，只有一缕无由的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