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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荣民—被人遗忘的角落
作者:孙立极 聂传清
“荣民”是台湾对服役多年的退伍军人的称呼，所谓“荣誉国民”，老荣民则已成为1948年、1949年随蒋介石退居台湾的那批军人的特定称呼。从高阶职位退下来的荣民退休金不算少，可以颐养天年。这位朋友让我去看的低阶老兵。
在台北的繁华闹市，是很难看到这些老兵的。一次驻点，我特别到负责荣民管理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退辅会”）的网站浏览，进入属于老荣民的“荣民之家”网页，我荣幸地成为第537个访客。一位父亲就是荣民的朋友，听说我要写一篇关于老荣民的文章，好心地问我：会有人看吗？老荣民已经被大多数的台湾人遗忘了。
最糟的不是遗忘，而是污名。民进党执政后，岛内一度谈大陆色变，对大陆怀有感情的老荣民，也不能幸免，被指“通共卖台”，还有甚者攻击他们是“台湾寄生虫”。台湾的媒体对老荣民鲜有报道。很少的报道中，也绝大多数是参与诈骗、被人欺骗，或者自杀、事故等黑色新闻。这也难怪，这群年纪至少70岁的老兵，每月退休金只有1.3万元新台币（合3000多元人民币）左右，而在台北，街头小店的一碗面也要100元新台币，老荣民生活都难以为继，甚至几年前，“退辅会”也从人道出发，建议允许老荣民回大陆安度晚年，以他们的收入，在大陆的农村生活还是绰绰有余的。又老又穷，再加上少小离家，没读过什么书，老荣民自然成为台湾社会的最底层。
被人左右的人生
一次驻点，我们来到台北县北投林里，傍山有一片违章建筑，数十间简陋板房里住着一批老兵。我们去时，几位老荣民正坐在路边的破椅子上聊天、晒太阳。听说我们从大陆来，一位姓刘的老伯笑了，说：“我是湖南人。”刘老伯说，他18岁时是被抽丁当了兵，“我抽到了第二个，以为当兵很好玩，其实一点不好玩。”就这样一路打仗，南京、唐山、北京都去过。有一次打着打着，一搭话，原来是老乡，“自己打自己干什么嘛？”刘老伯说到这里，长叹一声。后来，他就一路走，也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到了台湾。
从1948年、1949年开始，100多万人随国民党迁移台湾，其中有60多万是军人。大多数老兵都有着类似刘老伯的经历，十几岁的年纪糊里糊涂当了兵，渡海赴台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一去将几十年都不能再回故乡。
当时的台湾从自然环境到人民生活都比久经战乱的大陆要优越，20岁不到的年纪重新开始生活也不是难事，但是各种复杂的原因 ，他们仍然没有进入正常生活轨道。
1952年，台湾当局一方面实施“精兵政策”，让老弱残兵从军中退下来；另一方面，为了反攻大陆的需要，设法使军中有过战斗经历的年轻士兵留下来。因此规定，青壮士兵无论当年在大陆是志愿或被迫从军，都被晋升为“士官”，服务年限也相应延长，士兵须年满40岁、士官50岁、士官长则要58岁才能退役。
而为了便于管理，这些士兵还被各种条件限制不能正常成家立业。当年的理由简直有几分可笑，为了防止女匪谍假借结婚之名渗透军中，也为了避免军人因为结婚而分心，国民党当局制定了所谓“戡乱时期陆海空军军人婚姻条例”和“军人户口查记办法”，规定只有年满28岁的军官或技术士官才可以结婚，且以“军人身份补给证”作为军人唯一的身份认证和管理依据，而现役军人除非在军营以外的地方仍拥有家庭，拥有栖身之所，才能申请身份证。简单地说，一个低阶的士兵不能结婚，而没有家庭，也不能领取身份证。
这些限制使得本来已经语言不通、习惯不同的老兵根本无法融入台湾社会。1959年，执政当局才将婚姻限制放宽到年满25岁的所有士官都可以结婚、现役士兵服役满三年也可以结婚；1968年又修正“军人户口查记办法”，让大多数的军人可以拥有身份证。但此时，那些低阶士官兵都已差不多40岁。
最低层的兵日子都不好过。开始不让退役，刘老伯指着背后的绿树成荫的山坡说，“这山上以前都是石头，都是我们种的树。”不过，他还是想尽办法退了。“当兵不自由啊。”退役后，不懂技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什么杂活都干过。
至于住处，不少老兵就在自己开荒的地方落脚，自建一些简单房屋，后来渐成村落，老荣民的村落。这些房子内部空间很小，也就是十多平米，房子之间互相紧挨着，狭小的过道只能容两个人穿插而过。
86岁的黄传金老人终身未娶。他出身在湖北孝感的农村，1946年被抽壮丁来到台湾。他由于有轻度中风，靠从大陆过来的女儿照顾，女儿也60岁了。我们走进了黄传金老人的家。屋子里非常的简陋。房间成一字型排列，卧室里放着两张单人床、一个衣橱和一张桌子，空余的地方仅容一人站立。中间是一个能放下一张长沙发的过道，放着一张饭桌，既是吃饭地方也是休息的地方。过道连着厕所和厨房。房顶距离地面也就2米，显得很压抑。
当时，作为当局“安置计划”的一部分，退役的老兵也成为台湾基础建设的主力军，从1961年起，有将近4500个没有达到退休年龄而想退役的士官，组成两个“开发总队”，沿着台湾花东纵谷进行垦荒工作。开发队的成员，要至少劳动两年以上，否则只有身体较差、无法负荷垦荒工作的人才能提前退伍。台湾从南到北都留下了这些退役老兵的足迹，岛内最著名的中横公路就是老兵们当年修筑的，很多老兵有爆破经验，修路时的爆破工程自然不在话下。这些道路至今也是岛内的主干道之一，不过，走路的人向来是不会记着真正修路的人。有人叫老荣民“台湾寄生虫”也就不奇怪了。
痛苦一生的婚姻
婚姻几乎是每个老兵一生的伤痛。
刘老伯说：“我老婆糖尿病，过世了。”再一问，刘老伯才慢慢讲，以前没结婚，因为没有钱。60岁才娶了老朋友的女儿，她，22岁，“给了5万块订金。”年龄为什么差距大？她脑子有病，刘老伯摇摇头，连饭也不会做。那十几年，要照顾她，还要工作养家。刘老伯不愿多提旧事：“他早就要把女儿订给我，我不要。没结婚时想结婚，结了婚就后悔了。不会再娶喽。”
一位从小在眷村长大的栾先生说：“语言不通，又不识字，当时什么样的人才肯嫁这些低层老兵呢？不是残疾就是智障。常常看见他们娶的媳妇，一瘸一拐地来了，或者嘴斜眼歪，都不少见。”
七十年代，在后里马场，一位老兵娶了一位全身萎缩的媳妇，一动也不能动，每天躺在床上，吃饭喝水都要喂。老兵当时在马场工作，每天喂马、放马，还要回家照顾她，平时还要找时间上街捡垃圾，好多赚一点钱。
年轻的栾先生不理解，问他：你这是何苦？他说：你们年轻人不懂，这样我就可以不用花钱出去找妓女了，也不会染上什么病。
即使如此，根据“退辅会”统计，有超过5万以上的老荣民始终未婚。
台湾解除戒严后，老荣民间开始流行到大陆娶妻。不过，虽然都是60岁以上的年纪，但是每个老荣民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在大陆很多地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因钱而嫁的大陆新娘，有对老荣民照顾有嘉，让他们晚来享福；也有不少唯利是图的。
大陆新娘在台湾是弱势群体，“老荣民”却被大陆新娘骗得最多，有的甚至被骗的很惨。
77岁的高老伯就是如此，他说，之前娶的一位大陆新娘把他迷昏，拿走了他的全部积蓄就跑回家去了。另一位老先生，也被老婆骗走200多万元新台币，但他表现出很无悔的样子，说反正是给大陆做贡献了。
尽管如此，不少人还在前仆后继地迎娶大陆新娘。理由很简单，孤独，想念家乡，他们回不了家，但对家乡的一山一水还是记忆犹新，而且年纪越大，越是怀念老家。但现在回去，又不能适应了，不要说环境，连天气都有点过不惯了，因为毕竟在台湾过了大半生。大陆新娘成为他们的感情慰藉。66岁的陈宜奋说，这么大年纪了，娶老婆干什么啊，因为孤独。两个人说说家乡的话，做点家乡的菜，回忆起小时候的光屁股生活，晚上有人睡在旁边，感到安慰和温暖。
当然，骗老荣民的也不仅是大陆新娘。栾先生的表哥也是老荣民，由于他在大陆有不愉快的遭遇，一度想娶个印尼太太，栾先生劝他：“你六十多岁，娶一个二十几岁的，别的不说，身体就对付不了。”他听从了。第二次他又要娶，也是个印尼女人，比他小几岁，年龄还相当。但是现在的情景是，他每半年领一次退休金，拿到钱后，他的印尼太太就会按时回来和他住上一个月，然后带走他的一半退休金离台回乡，因为这是结婚时说好的。平时，表哥仍然一个人孤独地过着日子。
归乡路如此曲折
1987年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很多老兵喜极而泣。然而归乡也并不是没有尴尬和伤痛。
77岁的朱有福是上海人，1949年从上海坐船来台湾。当过海军。1955年退伍，成家，老伴1978年去世。
朱有福说，1949年有一个口号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我们坚信是能成功的，谁也不会去怀疑这个口号，谁怀疑谁的思想就有问题，思想有问题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谁都相信这句话，因为蒋介石是神。可是一喊就是几十年，就再也没有回家过。那时回家的决心不只刻在心上，还刻在身上。说着，他伸出左手，往上撂起袖口，我们赫然看到了刻在他手上的“反共抗俄，民国40年1月1日”的蓝色字迹。皮肤已经失去光泽，但印迹却难以去除。他说他当时所在的装甲兵队1000人身上都刻下了这样的印迹，他们也就是在这样的决心下，日思夜想地反攻大陆成功，想打回老家。
“刚开放，我就回去了。”刘老伯开心地说，那时，妈妈已经去世了，没见到，老父亲还在。“父亲还认得我呢，现在他已经过世了。没赶上见面，他们三天后，打电报给我。”说到这儿，刘老伯混浊的眼睛泛起一层泪光。第一次回大陆，刘老伯说，看到家里屋子正中挂着一个毛泽东的画像，便立刻遮上眼睛说：“这是谁啊，挂这里？我不想看。”果然，第二天，画像就被取走了。说起这件事，刘老伯表情很得意。
栾先生的表哥也是老荣民，来台湾之前，曾在大陆娶过一个媳妇，还生了一个女儿。
两岸解禁后，他立刻回到家乡寻亲。妻子是已经过世了，当地帮他找到了女儿。
他给女儿一家盖了房、买了三大件，还买了一辆摩托车。十几年前，摩托车在家乡的那个小地方，还很轰动，平时有什么活动，甚至由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前开路。可是女儿还是不满足，找各种名义向他要钱。
表哥只是从上士退伍，没有太多退休金，不久，他就开始感到经济压力了。台湾的家人出主意，让他和女儿谈谈，告诉她们其实他自己也没什么钱。一深谈，表哥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这才发现，此人根本不是他的女儿，是当地的某人找来的自己亲友。
表哥从此再没回过家乡。
快要离开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刘老伯最后一句话：“你这样过一辈子，恨不恨谁？”
刘老伯嘴角颤动了半天，看不出似哭似笑，只是混浊的眼睛盈出了泪光，“谁也不恨哪，要恨只恨自己命不好，打仗没被打死，活着受罪啊。” 说着，站起来，拿起拐杖，一跛一拐准备回家。不过，他转而还是开心地说，“过几天，我就要回老家了。”
我们走时，80多岁的周瑞老人揣着手仍在村里游荡，他说他会落叶归根，死后埋在湖北的家乡。
要不了多少年，“老荣民”在整个台湾就将绝迹，“老荣民”也将成为历史名词。实际上，也许历史根本不会记录他们这群渺小而卑下的小人物，只是，小人物的惨淡一生就可以被轻易抹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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